25年前的預言應驗：亨廷頓的文明衝突之下，到處是流血的邊界

作者簡介：塞繆爾·菲利普斯·亨廷頓（Samuel Phillips Huntington, 1927－2008年）美國當代極富盛名卻又頗有爭議的保守派政治學家，因主張《文明衝突論》而聞名於世，認為21世紀國際政治角力的核心單位不再是國家，而是不同文明之間的衝突。亨廷頓早年是文武關係研究 (civil-military relations) 的奠基者。後來，他對美國移民問題的看法亦廣受學界關注。主要著作包括《士兵與國家：軍民關係的理論與政治》（1957），《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1968），《第三波：20世紀後期民主化浪潮》（1991），《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1996），《我們是誰：對美國國家認同的挑戰》（2004）。

一、下一次衝突的模式

世界政治正步入一個新的階段，知識分子們毫不遲疑地設想出它將是什麼樣子——歷史的終結，民族國家間傳統競爭的回溯，民族主義和全球主義衝突的影響力導致民族國家的衰落，等等。然而，他們都忽略了一個關鍵性的，然而卻是根本性的方面，這方面也正是未來歲月中全球政治將要呈觀的狀態。

在我的假設中，新世界衝突的根源主要的將不是意識形態上或經濟上的，人類的巨大分化以及衝突的支配性根源將是文化上的。在世界事務中，民族國家雖依然是強有力的行為主體，但主要的全球性政治衝突將產生於不同文明的民族和集團之間。文明的衝突將主導全球政治。文明間的虛線將成為未來戰爭的界限。

文明衝突是現代世界衝突演化中的最新階段，隨著肇始於威斯特伐利亞和會的現代國際體系的出現，此後一個半世紀的時間中，西方世界的衝突主要發生在君主——那些試圖擴展自己的官僚機構、軍隊、商業力量，尤其是統治領土的皇帝、絕對君主和立憲君主之間。在此過程中，他們創造了民族國家。

隨著法國大革命的爆發，君主間衝突讓位於國家衝突。1793年，R.R.帕爾默指出:"王朝戰爭結束了，民族戰爭已經開始"。這種19世紀模式一直待續到"一戰結束。隨後，由於俄國革命和反對它的結果，意識形態衝突替代了國家衝突，先在共產主義國家、法西斯國家和自由民主國家之間；繼而轉化為共產主義國家和自由民主國家之間。

這些君主間、國家間以及意識形態間的衝突主要是西方文明內的衝突。威廉·林德稱之為"西方內戰"。冷戰，與世界大戰，及早期17、18、19世紀的戰爭同出一轍。由於冷戰的結束，國際政治走出它的西方階段，西方文明和非西方文明，非西方文明內部的互動，成為它的核心內涵。就政治文化而言，非西方文明的民族和政府不再是西方殖民主義的對象而成為歷史的客體，相反，他們以歷史的推動者和沒計者的身份加入西方國家的行列。

二、文明的本質

冷戰時期，世界被分為第一世界、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這些劃分已不再切題。現在，根據文化和文明，而不是政治、經濟體制或經濟發展水平給國家分類，意義更為深遠。

當談論文明的時候，我們指的是什麼呢?一種文明就是一種文化存在。村落，地區，種族組織，國籍，宗教組織，都注不同層次的文化異質性上有不同的文化。義大利南部村落的叫文化可能與北部村落的不同，但兩者都屬於不同於德國村落的義大利文化。同樣，歐共體各國也具有區別於阿拉伯國家和中國的文化特質。

不過，阿拉伯、中國和歐洲不再是更大的文化實體的一部分。他們共同組成文明。文明是人類最高的文化集合和最廣泛層次上的文化特性，人類以此同具體種類相區分。文明是通過共同的客觀因素，如語言，歷史，宗教，習俗，制度和人們主觀上的自我認同界定的。

人們有不同層次的認同:一個羅馬居民可能在不同程度把自己界定為一個羅馬人，一個義大利人，一個天主教徒，一個基督徒，一個歐洲人，一個西方人。他所隸屬的文明是最高層次上的認同，他強烈地認同於這種文明。人們能夠而且的確能夠再界定他們的特性，由此，文明的內容和邊界發生了變化。

一種文明可能包含相當數量的人(如中國文明)或涵蓋少數的人(如盎格魯·加勒比文明)。一種文明可能包括幾個民族國家，西方文明，拉美文明，阿拉伯文明可以為證，也可能只包含一個國家，如日本文明。顯而易見，各種文明相互融合，彼此交錯，而且可能包含亞文明。

西方文明形成歐洲文明和北美文明兩大變種，伊斯蘭文明包容阿拉伯人、土耳其人和馬來人的亞文明。文明無疑是有意義的存在，儘管他們之間的界限不甚明確，但卻是真實的。文明是動態的:興衰交替，分化組合。因而正如歷史系學生所熟知的，多種文明已經消失，被埋葬於歷史的塵埃之中。

雖然西方人慣於把民族國家看作是全球事務的主要行為主體，但這不過是幾個世紀的事。人類歷史的聽到之處，便是文明史的所到之處。在《歷史研究》中，阿諾德·湯因比認定了21種文明，但只有其中的6種延續至今。

三、文明衝突的根源

文明特性在將來會日益重要，新世界將在更大的範圍上形成於7種或8種主要文明的互動。這幾種文明是:西方文明，儒教文明，日本文明，伊斯蘭文明，印度文明，斯拉夫一東正教文明，拉美文明，以及某種程度的非洲文明。沿著這些文明間彼此區分的虛線，將會爆發大規模的衝突。

原因何在?

首先，文明間的差異不僅存在，而且是根本的。各種文明因歷史、語言、文化、傳統，以及更為重要的宗教的不同而迥然相異。不同文明的人們，不但對神一與人，個人一與集體，國民與國家，父母與孩子，丈夫與妻子之間的關係看法頗異，而且對權利與義務，自由與權威，平等與等級之間的相對重要性也持不同的觀點。

這些差異是歷史的產物，不會很快消失。它們比政治意識形態和政治制度的差異更為根本。差異並不必然意味著衝突，衝突也並不必然標誌著暴力。然而，在過去的幾個世紀甲，文明的差異卻引發了十分漫長而殘酷的衝突。

其次，世界變得越來越小。不同文明的民族間的互動在增加；不斷增加的互動強化了文明意識和文明之間以及文明之內人民之間差異的覺醒。北非移民在法國遭到法國人歧視的同時，卻得到了"善良的"歐洲天主教廷的大量收容。相對於加拿大和歐洲國家的投資來說，美國人對日本的投資更為厭惡。

同樣地，正如唐納德·雀羅威茨所指出的，「一個艾比歐人可能是奈及利亞東部地區的奧韋里義比歐人或奧尼查艾比歐人。在拉各斯，他僅是一個義比歐人。在倫敦，他被看成奈及利亞人。在紐約，他又成為非洲人」。不同文明的人們間的互動激起人們的文明意識，這反過來又鼓舞了差異和敵視的延伸或退回到歷史深處的思想。

第三，全世界的經濟現代化和社會進化進程正通過存在已久的地方特性把人們區分開來。這種進程把民族國家弱化為一種特性根源。在世界的絕大部分地方，宗教採取被稱為"原教旨主義"運動這種形式滲透進來填平這道鴻溝。這種運動，存在於西方基督教、猶太教、佛教、印度教，以及伊斯蘭教中。大部分國家和宗教中，積極奔波於原教旨主義運動的那些人，是那些年輕的、受過高等教育的中產階級技術人員、固定職業者和商人。

喬治·韋格爾評論道，"世界的非世俗化，是20世紀晚期占支配地位的社會生活現實之一"。宗教競爭，"上帝的復仇"，正如吉利斯所說，為超越國界的特性和契約提供了一個基礎，從而把文明統一起來。

第四，西方的雙重作用促進了文明意識的增強。一方面，西方居於權力的頂端。同時，或許正因如此，非西方文明的尋根見象正在產生。人們不斷地聽到各種議論，包括日本的內化傾向和"亞洲化"，印度尼赫魯遺產的終結和"印度化"，中東西方社會主義和民族主義思潮的失敗和"再伊斯蘭化「，鮑里斯·葉利欽的國家中西化和俄羅斯化的爭論。居於權力頂瑞的西方與非西方國家迎面相撞，而非西方國家卻帶著不斷增長的願望、意志和資源來採取非西方的方式塑造這個世界。

過去，非西方國家的精英，通常是那些與西方有著千絲萬縷聯繫的人，他們曾在牛津接受教育，吸取了西方的態度和價值。同時，非西方國家的普通民眾身上，深刻地積澱著本土文化。現在，這些關係卻正發生變化。在許多非西方國家，在一批非西化和本土化的精英不斷涌觀的同時，西方的，通常是美國的文化、風格和習俗卻在公眾中流傳開來。

第五，文化特質和差異是穩定的，與政治的和經濟的特性與差異相比較，更不易折衷和轉化。在前蘇聯，共產主義者能變成民主主義者，富者能變成窮者，窮者會變成富者，但俄國人不會變成愛沙尼亞人，亞塞拜然人不能變成亞美尼亞人。在階級與意識形態鬥爭中，關鍵問題是，「你站在哪邊?」人們能夠也的確能夠選擇和改變陣線。在文明的衝突中，關鍵問題為「你是什麼?」這是一條無法改變的前提。

正如我們所知，從波斯尼亞，到高加索，到蘇丹，對這個問題的錯誤回答意味著大禍臨頭。甚至與確實存在於人們中間的種族、宗教歧視相比，文化特質和差異也有過之而無不及。一個人可能半是法國人，半是阿拉伯人，甚至同時是法國人和阿拉伯人。但如果他半是天主教徒，半是穆斯林，那簡直就是天方夜譚了。

最後，經濟區域主義正在在增長。從1980年到1989年間，歐洲區內貿易占其貿易總量的比例從51%上升到59%，東亞從33%上升到37%，北美從32%上升到36%。區域經濟集團的重要性還會增強。一方面，成功的區域經濟主義會強化文明意識。

另一方面，經濟區域主義可能只有紮根於共同的文化背景才會成功。歐共體依賴於歐洲文化和西方基督教這兩個共同基石。北美自由貿易區的成功得益於墨西哥人、加拿大和美國人背後的文化共性。相反，日本在創造一個可比擬的經濟實體上卻步履維艱，因為日本屬於一種特殊社會和文明。無論日本同其他東亞國家間形成多麼強大的貿易和投資聯繫，它同這些國家的文化差異終會抑制或使其促成象歐洲和北美一樣的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努力歸於失敗。

相反，同質文化無疑促進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與香港、台灣、新加坡和亞洲其他國家海外華人社團之間經濟聯繫的增長。隨著冷戰的結束，文化共性逐漸克服了意識形態的對立，中國大陸同台灣走得更近了。如果文化的共同性是經濟一體化的一個先決條件，未來亞洲的主要經濟集團很可能以中國為中心。

這個集團，實際上已經存在了。默里·韋登鮑姆認為:"儘管日本在這個地區居於支配地位，亞洲以中國人為基礎的經濟正快速成為一個新的工業、商業和金融中心。這個戰略性地區包含了相當數量的技術和生產能力(台灣)，卓越的富有實業家才智的營銷和服務才智(香港)，高效的通訊系統(新加坡)，巨大的金融資本(三地皆備)，還有數量豐富的土地、資源和勞動力(中國大陸)"……從廣州到新加坡，從吉隆坡到馬尼拉，這個強有力的網（通常以傳統家族的擴展為基礎）已被描繪成為東亞經濟的脊粱。

經濟合作組織也是以文化和宗教為基礎，它把阿拉拍穆斯林國家聚合在一起:伊朗，巴基斯坦，土耳其，亞塞拜然，哈薩克，吉爾吉斯斯坦，土庫曼，塔吉克，烏茲別克和阿富汗。這個組織最早由土耳其、巴基斯坦和伊朗於1960年建立，已能夠復甦和擴大的原動力在於，這幾個國家的領導人意識到他們沒有機會進入歐共體。同樣地，加勒比共同體和中美洲共同市場也依賴於共同的文化基礎。然而，建立更為廣泛的加勒比一中美洲經濟體以溝通盎格魯人和拉丁人的努力，卻約定了失敗之期。

因為人們用種族和宗教界定自己的特性，所以他們很可能看到"我們"與具有不同的種族和宗教的"他們"之間的對立。在東歐和前蘇聯由意識形態界定的國家的終結，使傳統的種族特性和敵視走上前台。文化和宗教的差異導致從人權到移民，從貿易與商業到環境的政策事務上的分歧。

尤為重要的是，西方試圖促進其自由民主價值的全球化，維持其軍事優勢，加強其經濟利益，這引起了其他文明的對立反應。既然以意識形態為基礎獲取支持結成聯盟的可能性減小，那麼政府和集團只好轉向共同的宗教和文明謀求支持。

因而，文明在兩個層次上產生衝突。在低層次上，沿文明可虛線相鄰而居的集團，經常在對領土和對方的控制上激烈鬥爭。在高層次上，不同文明的國家，為相對軍事和經濟實力而競爭，為控制國際組織和第三方而爭奪，競相兜售各自的政治、宗教價值觀。

四、文明的虛線

文明間的虛線正替代冷戰時期政治和意識形態的分野，成為危機和流血的閃光點。當"鐵幕"從政治上和意識形態上將歐洲一分為二時，冷戰開始了。隨著"鐵幕」的瓦解，冷戰終結了。因為歐洲意識形態的分野已經結束，文化的分野，一方是西方基督教徒，另一方是東正教徒，又重新出現。

在歐洲，威廉·華萊士認為最明顯的分界線很可能是1500年時西方基督教的最東邊界。這條線沿芬蘭與俄羅斯，巴爾幹與俄羅斯的邊界，切穿白俄羅斯和烏克蘭，將西部天主教烏克蘭和東部東正教烏克蘭一刀切開，蜿蜒向西將特蘭西瓦尼亞同羅馬尼亞的其餘部分截然相割，然後經過前南斯拉夫，恰恰吻合於克羅埃西亞、斯洛維尼亞同前南斯拉夫其餘部分的分界線。這條線以北，以西是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他們擁有共同的歷史體驗——封建主義，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啟蒙運動，法國大革命，工業革命：一般來說，他們在經濟上優於東部。

現在他們期待與歐洲共同體的更深融合和民主政治體系的統一。這條線以東，以南，是東正教徒和穆斯林：在歷史上，他們屬於奧斯曼和哈里發帝國，與歐洲其他地方的歷史事件僅稍有聯繫，總體上說，他們經濟欠發達，看起來不可能形成穩固的民主政治體系。文化上的天鵝絨之幕已取代意識形態上的鐵幕，成為歐洲十分明顯的分界線。正如前南斯拉夫事件表明的，這條線不僅僅是一條差異之線，而且是一條流血衝突之線。

西方文明和伊斯蘭文明之間沿虛線發生的衝突已持續了1300年。伊斯蘭教創立以後，阿拉伯人和摩爾人猛烈地向西、向北進軍，直到732年才結束。從11至13世紀，十字軍試圖在聖地上建立基督教和基督教徒的統治，並取得了暫時的成功。從14至17世紀，奧斯曼土耳其打破平衡，把他們的統治擴展到中東和巴爾幹，佔據了君士坦丁堡，兩次圍攻維也納。19世紀和20世紀早期，奧斯曼帝國衰敗以後，英國、法國和義大利人又在北非大部和中東重建了西方的統治。

"二戰"以後，西方又開始撤退，殖民帝國消失。首先是阿拉伯民族主義，繼而則是原教旨主義，凸現出來，西方越來越嚴重地依賴波斯灣國家的石油，盛產石油的穆斯林國家，只要他們希望如此，就能成為金元大國，甚至武器大國。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幾動干戈(西方導致的)。50年代人部分時間裡，法國在阿爾及利亞打了一場殘酷無情的血腥戰爭，1956年，英法聯軍侵人埃及，1958年，美國軍隊進入黎巴嫩，以後，美國軍隊為攻擊利比亞，再返黎巴嫩，並同伊朗發生了幾場武裝衝突：阿拉伯和伊斯蘭恐怖主義分子，使用微型炸彈，炸毀西方的飛機和設施，扣押西方人質。

1990年，當美國向波斯灣派出大量軍隊保衛一些阿拉伯國家抵禦另一個阿拉伯國家的進攻時，阿拉伯人和西方之間的戰爭達到了高潮。作為海灣戰爭的結果，北約把其計劃直接轉向潛在威脅和其"南部邊界"的動蕩不安。

西方和伊斯蘭世界之間長達數世紀之久的軍事互動不可能平息下來，而且會愈演愈烈。海灣戰爭中，薩達姆·海珊攻擊以色列並勇敢對抗西方，這使一些阿拉伯人引以自豪。另外，西方在波斯灣的軍事存在，壓倒性的軍事優勢，無法實現自己的目標，使許多阿拉伯人感到恥辱和怨恨。

包括石油輸出國在內許多阿拉伯國家的經濟、社會發展達到了相當的水平，在這些國家中，專制政體已經過時，民主化力量越來越強。阿拉伯政體也有所開放。伊斯蘭運動是開放的主要獲益者。簡而言之，在阿拉伯世界，西方民主加強了反對西方的政治實力。這或許是一種過渡現象，但它的確使西方同阿拉伯國家間的關係複雜化。

人口統計也使這些關係複雜化。阿拉伯國家，尤其是北非，令人關注的人口增長，向西歐掀起巨大的移民潮。有鑒於此，西歐內部消除邊界的運動已使政治敏感性尖銳化。

在義大利、法國和德國，法西斯主義日益公開化，從1990年開始，反對阿拉伯和土耳其移民的政治性事件和暴力越來越激烈、普遍。在各方，伊斯蘭和西方的互動都被看成是文明的衝突。《印度穆斯林》一書的作者M·J.艾克巴認為，西方的下一次對抗，將確定無疑地來自穆斯林世界。

從馬格里布到巴基斯坦的伊斯蘭國家，人們為世界新秩序鬥爭的潮流即將開始。伯納德·劉易斯得出了相似的結論:"我們正面對一種情緒和運動，它遠遠超出了事務、政策和主導事務和政策的政府層次。這不亞於文明的衝突，可能是非理性的，但一定是反對我們的猶太教一基督教尊嚴和物質存在，以及兩者在世界範圍內擴張的古老競爭的歷史性反應。"

歷史上，阿拉伯伊斯蘭文明的另一個巨大的敵對性互動是與異教徒、有靈論者和現在的南部黑人基督教徒。過去，敵對典型處表現於阿拉伯奴隸販子和黑奴之間。

蘇丹國內正在進行的阿拉伯人和黑人的內戰，利比亞支持的叛軍同政府軍在查德的激烈戰鬥，非洲之角東正教基督徒和穆斯林的緊張對峙，奈及利亞國內穆斯林和基督徒之間的政治衝突，接連不斷的暴動和社會暴力，都折射出阿拉伯人和黑人的對立。非洲的現代化和基督教傳播很可能沿虛線加劇暴力的可能性。這場衝突加劇的標誌是1993年2月約翰·保羅二世在喀土穆的演說，在演說中，他攻擊了蘇丹伊斯蘭政府對基督教少數派的鎮壓行為。

在伊斯蘭世界的北部邊界，東正教徒和穆斯林之間的衝突也大為惡化，波斯尼亞和薩拉熱窩發生大屠殺，塞爾維亞和阿爾巴尼亞發生極端暴行，保加利亞人和其土耳其少數民族形成對立關係，奧塞梯和印古什發生暴力衝突，亞美尼亞人和亞塞拜然人接連不斷地相互殘殺，俄羅斯人和穆斯林在中亞地區形成緊張關係，為保衛俄羅斯人的利益，俄羅斯軍隊進駐高加索和中亞。宗教加強了種族特性的競爭，重新刺激了俄羅斯人對其東南部邊界的擔優。

阿奇·羅斯福恰當地分析了俄羅斯人的這種擔憂:"俄羅斯人的大部分歷史同斯拉夫與土耳其人的邊界鬥爭緊密相聯，這可追溯到一千年以前俄羅斯國家的成立。在斯拉夫人同他們的東路鄰居長達一千年的對抗中，存在一把鑰匙，通過它不僅可以理解俄羅斯人的歷史，而且可以理解俄羅斯人的特性。欲理解俄羅斯人今天的現實，就必須有一個大土耳其種族集團概念，它曾在俄羅斯人的心頭盤旋達數世紀之久。"

在亞洲，文明的衝突也深深植根於任河一個地方。南亞次大陸上穆斯林和印度教徒之間的歷史性衝突，現在不僅表現於巴基斯坦和印度之間的競爭，而且，還表現於印度內部好戰的印度教徒同富有的穆斯林少數民族間的宗教敵視。1992年12月阿耶迪亞清真寺的毀壞，把印度是否依然保持一個塵世的民主國家還是成為一個印度教國家這個問題凸現出來。隨著冷戰的結束，中美之間的潛在矛盾集中於人權、貿易和武器擴散等領域的對抗。這對矛盾不可能平息。"一場新的冷戰，正在中美之間展開。"

相同的語句已被用於日美之間日益加重的困難關係。文化差異刺激了經濟衝突。兩國人民互稱對方為種族主義，但至少在美國一邊，這種反感是文化上的，而不是種族上的。兩個國家的基本價值觀、態度、行為模式幾乎相同。美歐之間也存在並不亞於美日的經濟問題，但歐美之間卻沒有政治芥蒂和感情隔閡，這是因為歐美文化差異同美日文明差異相比，幾乎微不足道。

文明的互動變幅巨大，很可能發展為暴力衝突。顯而易見，在西方亞文明的歐美之間，以及歐美同日本之間，經濟竟爭居支配地位。然而，在歐亞大陸上，極端地表現為"種族清洗"的種族衝突卻蔓延成普遍現象。

在不同文明的集團之間，種族衝突已越來越頻繁，越來越殘酷。文明間的歷史性虛線在歐亞大陸曾光彩奪目。沿著非洲之角到中亞構成的伊斯蘭陣營的月牙形邊界，此點尤為真實。另外，穆斯林與巴爾幹的東正教徒塞爾維亞人，以色列的猶太人，印度的印度教徒，緬甸的佛教徒，菲律賓的天主教徒之間，也時常發生暴力衝突。伊斯蘭世界到處是流血的邊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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