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子宰相與康乾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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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張英與平三藩、立皇儲
張英在南書房入值時，正是平三藩的關鍵時刻。三藩指平西王吳三桂，駐防雲南，兼管貴州；平南王尚可喜，駐防廣東；靖南王耿精忠，駐防福建。他們本是明朝投降清朝的將領，在征討農民軍的過程形成了很大的勢力，其中吳三桂勢力最大。
康熙撤藩，從經濟上來說是減輕國家財政支出。當時三藩俸餉，占清朝財賦一半。而隨著農民軍余部和南明王朝余部武裝逐一被消滅，國家已經不需要供養一支龐大的軍隊，而如果繼續供養，必然造成民眾賦稅的加重和新的農民起義的可能。故康熙在剪除鰲拜及其同黨後，「以三藩及河務、漕運為三大事，夙夜廑念，曾書而懸之宮中柱上」。
但是，怎麼撤藩？是有爭議的。大學士索額圖主張分期撤藩，各個擊破；而兵部尚書明珠等極少數人堅決主張撤藩。康熙帝最後採納了後一種方案，即三藩同撤，一次性解決。他說，「撤也反，不撤亦反。不若及今先發，猶可制也。」（《清史稿·吳三桂傳》）
康熙撤藩，其戰略上是正確的；但戰術上的不講方式，兔死狗烹，卸磨殺驢，導致了三藩之亂，最終清廷被迫調兵遣將，武力撤藩，自1673—1681年，歷時八年才得以平定，不僅給民眾帶來了沉重的賦稅負擔，還造成了南部省份的又一次大流血，其做法值得懷疑。但平定三藩之亂，客觀上有利於多民族統一國家的鞏固發展，加強了中央集權力量。
在平定三藩過程中，康熙感受到治政經驗的不足，設立南書房，其初衷就是要加強學習，知史明今。康熙十六年（1677）十二月十七日，南書房第一次開講，康熙說：「朕於書經、四書講讀已久，常於宮中復誦，大義皆能曉暢。但聖賢義理無窮，今更欲細加討論。」張英將康熙帝這句話記下來後，呈給康熙帝硃批，康熙帝將「暢」字刪去，在「曉」前加一「略」，變成「皆能略曉」，一字之改，表明康熙意識到自身學識的不足。從張英編的《南書房紀注》看，張英為康熙帝講四書五經、資治通鑒、史記，討論詩詞書畫，君臣對歷史上的治亂興亡多有探討，對歷史人物的褒貶臧否，也多有交流。如康熙十八年（1679）九月二十四日君臣的一番對談：
康熙：朕觀古廢興之際，如夏、商之桀、紂，周之幽、厲，所以墜失天命，皆其自取。後世亦有無大失德而隕覆其家國者，如明之崇禎年間是也，皆其臣子背公徇私，處言路者變易是非，淆亂可否，曾無實心體國之人，故至此耳。
張英：明季自萬曆以後，積弊大壞已久。至崇禎時，如既蠹之木、將絕之繩，適逢其會，天運、人心皆去，已處無可如何之勢矣。臣愚觀明末之弊，莫大於朋黨。彼此各立門戶，互相傾軋，置國事於度外，以致潰決不可收拾也。
康熙：朕觀明仁宗、宣宗時，用法皆極寬平。每思人君承天子民，時育萬物，自當以寬厚為根本，始可成敦裕之治，但不可過於縱弛，所貴乎寬而有制耳。
張英：聖論深當治體。明仁宗、宣宗處太祖、成祖之後，當日洪武、永樂間法度往往傷於嚴切，故仁宗、宣宗以寬濟之。從來寬嚴相濟，乃致治之要道也。
如果說平定三藩之亂中，康熙帝採取各個擊破、拉攏離間的策略，分化了反清統一戰線，鍛煉了自己的政治智慧；那麼，在南書房張英等人的陪讀講誦下，康熙帝閱讀了大量經史文學典籍，則提高了自己的政治境界。平定三藩之亂後，群臣請上尊號，他嚴詞拒絕，並自責道：「三藩之亂緣起，皆因朕德之薄。」康熙帝能有如此認識，與他在南書房接受了張英傳授的大量儒家思想不無關聯。
康熙御筆「澹泊敬誠」
三藩之亂一結束，張英請假回家為其父改葬遷墳。這一請求自然符合儒家的孝道。不過，其父張秉彝去世時張英已守制三年，如今距張秉彝去世已十四年，張英為何要請假回家遷葬呢？
張英回家為其先父遷葬，自然有光耀門楣之意；但為平定三藩之亂立下汗馬功勞的張英，偏偏功成身退，著實難解。
張英請假，雖以一年為期，但將父親安葬於桐城倉基墩後，即以舊疾複發，向康熙帝請求續假。而且一續就是三年。張英年輕時得過一場大病不假，南書房行走時勞累過度也是事實，為其父改葬遷墳哀毀逾禮也有可能，但續假三年養病也未免過於養生了。其實，張英並無大礙，1984年，張英迎駕秦淮河，還被康熙帝屢召至內府商榷公事。最終在康熙帝的一再召請下，張英才起程回京補任原官。自1981年二月出京，至1985年九月返朝，張英離開朝廷達四年半之多。這四年多對仕途升轉的影響，在一般人看來是巨大的。
推究張英的心理，則是複雜的，早年大病使其看透了名利，二兄張載隱居松山也讓他時時起江湖之思，而「鳥盡弓藏、兔死狗烹」的現實教訓就在眼前。也許，他從吳三桂的命運中嗅到了伴君如伴虎的危險氣息。就國君來說，會提防臣子「功高震主」；就臣子來說，則是擺脫不了名利貪慾。張英中年時的激流勇退，正是看透了政治人事的詭譎，而選擇回歸自然的寧靜。隱居龍眠山四年，是張英一生中難得的清閑時光，他在這裡讀書課子，尋親訪友，吟詩作賦，逍遙林下。
龍眠山水
不過，回京的張英，卻迅速被委以重任，先是補任舊官，迅即升任翰林院掌院學士、禮部侍郎。可能兵部非其所長，不到一月，又轉任禮部左侍郎，兼管詹事府，擔任皇太子的講官。正是在這一職位上，張英觸摸到皇帝家事的危險。1675年，康熙冊立胤礽為皇太子。1687年，皇太子12歲，張英「承命侍從東宮，朝夕進講經書」。（張廷玉，《府君行述》）其後，張英官職一再升遷，但大多兼管詹事府，處理皇家內部事務，可見康熙對張英的信任。
康熙帝的家事，以太子的兩立兩廢影響最大。鑒於三藩之亂的不可預測，康熙帝決定儘快立儲。1673年，皇后赫舍里氏之子胤礽才被立為太子，康熙時年二十一歲，胤礽才一歲就立為太子。為培養胤礽，康熙讓李光地、熊賜履、湯斌等儒學名家擔任太子的啟蒙老師，盡心教育。1685年，張英開始擔任太子老師，同時也教授諸皇子。
設立太子之後，與太子關係親近的人，或者把政治前途的賭注押在太子身上的人，逐漸形成了一個「太子黨」，以索額圖為首。索額圖是太子的姥爺——太子是索額圖哥哥的女兒的兒子，他又是權臣，官居保和殿大學士。與此同時，皇長子胤禔的姥爺納蘭明珠，也是權臣，擔任武英殿大學士。兩人相互傾軋，索額圖等人結成太子黨，而納蘭明珠則把朝中依附太子的人想法設法構陷排擠出去。兩派結黨營私，明爭暗鬥。張英與納蘭明珠關係較緊密，二人年齡相仿，仕途相近，但是張英從不摻和朋黨之爭，退直之時，「不語於同列，不告於家人」，以至「位望崇顯而門無私謁」。1688年，明珠集團受到皇帝打擊，作為明珠集團外圍一員的張英，與明珠並沒勾結。但康熙帝仍借口處罰他。1689年，因翰林院編修楊瑄撰寫的佟國綱祭文有問題，作為審稿者的張英，被康熙帝免去工部尚書一職，但仍擔任翰林院掌院學士一職，兼管詹事府。不過，不到一年，康熙帝就授命他為禮部尚書，兼翰林院掌院學士，管理詹事府。皇帝最終還是給予了信任，知道他不在黨爭之列，「一心惟知有社稷，不知有身」（張廷玉《府君行述》）。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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