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考古獨闢蹊徑 屈原不是自殺而是被謀殺？

對話朱大可

知識考古獨闢蹊徑 屈原不是自殺而是被謀殺？

2014年，朱大可推出學術研究成果《華夏上古神系》。他以跨文化的全球視野，運用神話學、人類學、歷史學、符號學和語音學等多種西方學術工具，也包括本土的文字學等多種學科工具，對中國上古文化的起源，尤其是神話的起源和流變有深層次思考。他認為，人類全球化在很久以前就開始，世界各大文明之間的溝通、學習和融合的程度，遠遠超出了平庸的想像。時隔四年，2018年8月，朱大可又推出對經典神話傳說進行重新演繹的虛構作品系列「古事記」。在這個系列中，他把自己在《華夏上古神系》的相關研究成果、寫作中獲得的靈感和敘事激情，轉換成了小說的樣式。

朱大可：有完整的人物形象，有充滿戲劇性的故事情節，這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小說。但跟一般的玄幻小說不一樣，我在裡面展開的想像，是有「知識考古」依據的。我所指的神話，是一種廣義神話，包含傳說和傳奇。總體來說，這是我嘗試用小說的形式表達知識考古趣味的實驗性作品。在另外一部由花城出版社推出的長篇小說《長生弈》中，我借用了武俠小說和類型小說的敘事外殼，但在其間注入關於人類命運的思考，它不僅僅是用以取悅讀者的娛樂品。

朱大可：我覺得，這是我在文化批評、文化研究之外，對寫作方式的一種拓展。我做了多年的古代神話研究，遇到很多有趣的故事。我希望能換一種方式將它們表達出來。這些虛構小說的寫作，跟我的學術研究的內容，在風格上、思想上，都有內在的延續性。我本來就對歷史很感興趣，考大學第一志願是歷史系，結果後來陰差陽錯地到了中文系。無論是歷史研究還是歷史魔幻小說的寫作，我都重新站到了歷史的面前。我試圖完成歷史、神話和文學的嫁接。

朱大可：我一直不認為中國文化是一個封閉系統。很久以來，人們過於強調中華文明「自給自足和自我生長的原生態」，而忽略了它的開放、吸納和多元的特性。上古時期，人類曾經經歷了多次全球化的過程，包括絲綢的全球化、彩陶的全球化和銅鐵的全球化等等，中國既是這種全球化的受益者，也是它們的推動者。如果沒有這種跟世界接軌的闊大氣象，先秦的文化繁榮是不可思議的。當然，只有開放性和吸納性是不夠的，還需要一種來自文明內部的融解、消化、改造和重構的能力。

朱大可：我認為，在當下中國，在知識考古的寫作方面，做得比較好的除了李敬澤，還有四川的鐘鳴和蔣藍等。我覺得這是值得重視的現象。在這樣的維度上對歷史進行重新闡釋、發現，對於當下年輕人的思維，是富有啟示意義的。

朱大可：富有智慧和情趣的知識考古，有助於擴展見識，培養在聯想中建構新事物關係的能力，鼓勵讀者獨闢蹊徑，進行批判型思維，而不是人云亦云。比如我曾經以另類視角嘗試去解釋梁祝悲劇的原因——這是一個同性戀（梁山伯）和異性戀（祝英台）相愛的悲劇。我還曾經對屈原之死做了一個獨特的推斷——他應該不是自殺，而是被謀殺。這個結論是根據包粽子和賽龍舟的民俗反推出來的。殺手和屈原在江上駕船追逃，結果是屈原被捕，五花大綁後扔到河裡。當時的民眾目睹了這場謀殺，就在每年的忌日里，用象徵的方式重演謀殺的真相——用賽龍舟去隱喻刺客和屈原的追逃過程，又用包粽子扔到水裡，去隱喻屈原被裝麻袋投江。讀者可以不認同和推翻我的觀點，只要他們邏輯自洽就行。觀點並不重要，重要的是這種批判型的思維方式。它才是人們所說的「思想力」。

朱大可：我覺得，這是一個必然趨勢。現代生活和現代世界，正在變得無限複雜。作為寫作者，要讓自己的工具多樣化。就像外科醫生做手術那樣，使用各種完全不同的工具。我寫《華夏上古神系》，就動用了人類學、史學、語言學和符號學等多學科知識。在寫《古事記》時，以小說敘事為基線，同時運用理論闡述，隨筆、散文和詩歌等的文體工具。隨著現代人對信息攝取方式的更加多元化，文本自身也開始多樣化，不僅文字，而且還有音頻和視頻，也正成為文學的大眾化載體。寫作工具的多樣性和複雜性，正是成為當代寫作的嶄新趨勢。

華西都市報-封面新聞記者 張傑 實習生 張耀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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