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金澤文庫訪「國寶」

原標題：在日本金澤文庫訪「國寶」

在日本作為中世紀時代創建的漢籍收藏機構中，可以與足利學校並稱的，要算是金澤文庫了。所有現存的「金澤本」漢籍，全都可以歸屬善本類，其中最多的是屬於宮內廳的「御物」，此外，有的被確定為「日本國寶」，有的則被確定為「日本重要文化財」。

自1985年以來，我有機會六次訪問金澤文庫，最近的一次，則是在1998年的7月與張哲俊博士同往。日本稱之為「金澤」的地名甚多，東西皆有。此處說的「金澤文庫」，則位於東京都之南端神奈川縣的橫濱市內。如果從東京出發，則在東京的品川乘坐「京濱特快」，過橫濱車站，在「金澤文庫站」下車，轉乘第13號公共汽車，十分鐘後在「稱名寺站」下車即是。文庫北臨東京灣，西南襯日向、稻荷、金澤三山，景色旖麗。

金澤文庫原是日本中世紀時代武家北條氏政權的文教設施，創建的確切年代已經不可考知。十三世紀北條氏二代執政北條義時的第五子北條實泰，受封為武藏國六浦庄領主（今橫濱市金澤區轄內），在此地建立居館。1258年（日本正泰二年），北條實泰的獨生子北條實時在六浦庄內建立「稱名寺」，並以僧人妙性房審海為開山，實時與元代赴日本的名僧一山一寧交誼厚篤。北條實時本人在稱名寺中行傳法灌頂儀式，出家為僧。1275年（日本建治元年），北條實時從鎌倉遷居六浦庄，並在稱名寺內建立一個「文庫」，收儲他所藏的日漢文獻，這可能便是「金澤文庫」的起始。如是，金澤文庫的建立，比足利學校大約要早二百年左右。

北條實時在青年時代曾經師事儒學家清原教隆，學習《春秋經傳集解》與《群書治要》等經籍，對於學問和政道，均甚關注。當時，金澤文庫所藏的漢籍，分為「儒書」與「佛典」兩大部類，皆鈐「金澤文庫」印記。不過，印記的顏色則以朱墨加以區別———儒學著作為墨色「金澤文庫」印，按《千字文》次序分類排列；佛學著作為紅色「金澤文庫」印，各宗按經論章疏排列。今存「金澤文庫本」中，尚可見「武藏國倉城郡六浦庄內金澤村越後守平實時堂廊」等題識，乃系當時收藏者所為。

金澤文庫藏書的功能，與足利學校的藏本不相同，它並不「公用」。金澤文庫是中世紀武家的私人文庫，僅供當時北條氏一門及稱名寺僧人所利用，所以，一般的僧俗人士亦難窺其底蘊。十五世紀時五山僧人萬里集九，曾於1486年遊學金澤文庫。他在《梅花無盡藏》中記其事曰：「文明十八年二月有七己亥，桓瀨戶六浦之濱。遺廟之前掛昔時諸老所作之詩板，邊旁點劃不泯，如新鐫也。漸進入稱名律寺間，西湖梅以未開放為遺恨矣。珠簾、貓兒、支竺、群書之目錄、稱名寺水晶、唐貓兒之孫，一大時教及群書，蓋先代儲焉。無介者而不能觸目。對案書卷，遂不揚面。吁，律縛之傳，但守法而已云云。」此文中的「文明十八年」，即公元1486年。萬里集九這一趟金澤之游看來比較掃興，因為沒有介紹人或介紹信，所以「對案書卷，遂不揚面」，心情甚為無奈。但由此也說明，在金澤文庫建立的百餘年後，於管理上仍然秉承舊規，制度相當嚴格。

其實，當萬里集九遊學金澤文庫之前，鎌倉幕府已在1333年（日本弘元三年）崩潰，北條氏勢力已經消退，金澤文庫已經移交稱名寺的住持管理。十五世紀初，上杉憲實出任關東管領，他不但重振了足利學校，而且也傾力於金澤文庫的經營。在上杉氏管理期間，金澤文庫曾一度改名為「金澤學校」，這大約是為了與「足利學校」齊平之故。筆者曾在東京前田育德會尊經閣文庫（江戶時代加賀藩主前田綱紀等遺存）中閱讀南宋刊本《世說新語》。此本正文首葉第一行在「世說新語上」之下，有「金澤文庫」墨印，而邊框右側上方，則鈐有「金澤學校」印記一枚，此二印皆清晰可讀。此可確證「金澤學校」就是「金澤文庫」了。

金澤文庫由於它本身存在的時代，決定了「金澤文庫本」主要是宋元刊本和明代初期的刊本與同時代的手寫本，以及與這一時期相一致的日本自己的「和刊本」與「和寫本」，其中有不少是國內已經逸失，於當今被日本稱為「國寶」的典籍了。

古代日本進入戰國時代之後，群雄割據，爭霸關東，在戰爭的摧殘中，金澤文庫的庫務日趨式微。筆者在《在足利學校訪國寶》一文中曾提到當年足利學校的第七代庠主上杉九華，經過相州地方時為北條氏康父子講授易學，北條氏以金澤文庫所珍藏之宋刊本《文選》作為談資相贈，即可窺見其藏書散出之一般。1592年（日本文祿元年）僧人鐵山造訪金澤文庫，與百年前萬里集九所見已面目全非。有詩為證：「不見圖書三萬堆／秋風荒野獨堪哀／秦坑千歲非應恨／帙雜紅塵軸綠苔。」（見《鐵山集》卷中）。其後，1616年（日本元和二年）江戶時代漢學的魁首林羅山過金澤，嘆其藏書之散失，亦作詩曰：「懷古淚痕羈旅情／腐儒早晚起蒼生／人亡書泯幾回首／境致空留金澤名。」（見《羅山詩集》卷一）。

金澤文庫舊藏散出者，首先為江戶時代幕府大將軍德川家康所收藏。德川家康有私人藏書處，稱「富士見亭文庫」。1633年（日本寬永十年）德川家康的後裔將文庫遷至紅葉山，故又更名為「紅葉山文庫」，又稱「楓山文庫」或「楓山官庫」。無論是在「富士見亭文庫」時期，還是在「楓山官庫」時期，德川幕府收儲的「金澤文庫本」數量甚多，並刊布流世。例如，唐代魏徵等編撰的《群書治要》五十卷，卻不見《宋史·藝文志》等記載，大概在那個時代便已經失逸了，而金澤文庫卻藏有鎌倉時代（1192—1330年）日本僧人手寫此書的全帙。此寫本每一葉十二行，行間八分，一行約十七字。卷中有日本後深草天皇建長年間（1249—1255年）至花園天皇延慶年間（1308—1310年）之間日本清原教隆、藤原敦周、藤原敦綱、藤原經雄、北條實時和金澤貞顯等學問大家的手識文。德川家康在得到這個本子後，曾於1616年（日本元和二年）正月命令將這個寫本用活字排印。但此時此本《群書治要》已經缺失卷第四、卷第十三和卷第二十，殘存四十七卷了。今存《本光國師日記》「元和二年」條中，記錄了當時江戶幕府重印《群書治要》的全過程，《日記》中對於活字排印工序中的「切木」、「雕手」、「植手」、「摺手」、「校合」等，皆記載詳密。此書經半年後印成五十一部，每部凡四十七冊。然此時德川家康已經去世，所以印本未能流布，只是把它們分贈給了德川家康的後裔尾張、紀伊兩家藩主。1781年（日本天明元年）尾張藩主家的大納言宗睦，有感於《群書治要》雖然已經印刷百餘年，卻始終未能流布，即從楓山官庫中借得原「金澤文庫本」《群書治要》，復加校刊，再版梓行。1786年（日本天明六年）重印本告成，分予諸藩主並各位親臣。這就是流傳於世的有名的「天明版」《群書治要》。1796年（日本寬政八年）尾張藩主家得知《群書治要》在中國國內已經失逸，於是，以五部移送當時掌管長崎海關的近藤重藏，托其轉達中華。近藤氏以一部存長崎聖堂，一部贈諏訪社，三部贈唐商館，托中國商人攜回本土———當時，江戶幕府實行全國封鎖令。惟准中國與荷蘭的商人，得以長崎為惟一的進出口岸。

清嘉慶七年（1802年），鮑廷博編撰《知不足齋叢書》，他在第二十一集《孝經鄭注序》中言及《群書治要》，並曰：「此書久佚，僅見日本天明刻本」，由此則知日本尾張藩主家所刻此本已經在中國國內流傳，時距尾張藩主家托近藤重藏將「天明印本」轉送中國商人只有六年的時間。稍後，阮元編輯《宛委別藏》，即將《群書治要》編入其中。其題曰：「《群書治要》五十卷，原缺卷四、卷十三、卷二十。唐魏徵等撰，日本天明刊本。」至此，日本尾張藩主家刊本已經為阮元所得了。後來，《連筠?叢書》、《粵雅堂叢書（三編）》等皆從《宛委別藏》中輯入了《群書治要》，此為清人的校刊典籍，起了不小的作用。這是「金澤文庫本」的一段趣事。

有據可證，當年德川幕府從金澤文庫中取走了宋元刊本二十四種。日本明治時代「廢藩」之後，楓山官庫的珍本大部分入了宮內省圖書寮（即今宮內廳書陵部）。原金澤文庫所藏的宋刊本，如《尚書正義》、《春秋經傳集解》、《論語註疏》、《集韻》、《太平寰宇記》、《諸病源候論》、《外台秘要方》、《楊氏家藏方》、《太平聖惠方》、《新編類要圖注本草》、《初學記》、《太平御覽》、《王文公文集》、《景文宋公集》、《東坡集》、《崔舍人玉堂類稿附西垣類稿》、《畫一元龜》、《世說新語》等，皆已悉為「御物」。其餘的典籍在當時便歸於「太政官文庫」，後變名為「內閣文庫」（今「國家公文書館第一部」）。除德川幕府之外，江戶時代的各家藩主也收儲「金澤文庫本」。當時，德川光編撰《大日本史》，曾令其史官赴金澤取書，如《周易正義》、《施氏問對》等，後藏於彰考館；加賀藩主前田綱紀也移「金澤文庫本」於本藩，如《春秋左氏音義》、《孔子家語》、《列子》、《世說新語》等，後藏於前田育德會尊經閣文庫；尾張藩主家也有「金澤文庫本」，如《齊民要術》、《太平聖惠方》等，後藏於蓬左文庫。此外，如宋刊本《錦繡萬花谷》（殘本）五卷，移藏於萬松山龍潭寺（今靜岡縣境內），南宋初年刊本《禮記正義》（殘本）八卷，移藏於身延山久遠寺（今山梨縣境內），直到本世紀五十年代初，天理教創設之「天理圖書館」，以其雄厚的財力，還收集到流傳於世上的「金澤文庫本」，如宋刊本《歐陽文忠公集》一百五十三卷並《附錄》五卷。是書為宋神宗熙寧五年（1072年）由歐陽修之子歐陽發編定，於宋寧宗慶元至嘉泰年間在吉州刊印。卷中鈐有「金澤文庫」第一號墨印，系從金澤文庫散出無疑。此本已在1952年被確認為「日本國寶」。

金澤文庫衰敗之後，到明治年間，伊藤博文曾加修葺。1930年日本大橋新太郎曾出資復興這一中世紀時代的文教設施，金澤文庫便作為圖書館而開始運行。1955年，日本政府最終確定了把「金澤文庫」建設成為中世紀歷史博物館的方針，一直貫徹至今。

目前，金澤文庫的漢籍善本的收藏，計有宋刊本如《南史》、《文苑英華》、《嘉定十一年具注歷》等典籍四十五種。此外尚有宋刊本《大藏經》一部，凡七百四十五種，共計三千四百九十卷。這部《大藏經》屬於東禪寺版和開元寺版的混編本，但全為宋刊本，亦至為名貴。

在四十五種漢籍珍本中，有《（大宋）嘉定十一年具注歷》（殘本）一葉，系宋嘉定十年（1217年）刊印。國內外現存的漢籍文獻中，關於宋代曆本，只有《大宋寶?四年丙辰歲會天滿年具注歷》的寫本流行於世，未曾聽說有宋刊本傳世的，此本《（大宋）嘉定十一年具注歷》把每一天分為八個部分加以表述，第一格記日期、甲子和五行，如「（六月）二十一日辛酉木滿」；第二格記當日星相，如「房（星）」；第三格記節氣、月弦、祓?和八卦，如「大暑六月中沐浴離九三」；第四格記當日自然征侯，如「腐草化為螢」；第五格記當日可行事與當日不可行事，如「吉日歲對……兵吉……宜臨政舉官」等；第六格記漏刻及太陽運行，如（二十二日）「晝五十八刻夜四十二刻日出卯初初刻……」；第七格記當日人體征侯，如「人神在胸」，又「血忌人神在手指」，又「血支人神在股內」等；第八格記人體行事，如「日游在房內中」等。此書所透露出的如此豐富的文化訊息，對理解十三世紀初期漢民族對自然科學、社會人事與生命運動的認知能力與認知水平，具有重大的價值。

唐代詩人元稹，與白居易交好，在詩文壇上曾以「元白」之名並稱一時。但其文集在清代編纂《四庫全書》時已僅見殘本。《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五十一曰：「（《元氏長慶集》）不知為何人所重編。前有麟序，稱稹文雖盛傳一時，厥後浸以不顯，惟嗜書者時時傳錄。某先人嘗手自抄寫，謹募工刻行云云。則麟及其父均未嘗有所增益。蓋在北宋即僅有此殘本爾。」而今國內連《元氏長慶集》的宋刊殘本也已經不存了，令人扼腕。日本今存《元氏長慶集》宋刊本九卷，分藏於靜嘉堂文庫、東京大學總合圖書館和金澤文庫，從紙張、墨色、字體以及行款等判斷，此三處所藏，實為同一刊本。金澤文庫存《元氏長慶集》第三十七卷的殘本，左右雙邊，匡郭高23.10cm，寬16.17cm。每半葉十三行，一行二十三字。如將三處藏本綜合起來，或許能夠看到元稹文集宋刊本的概貌吧。

金澤文庫收藏有一批具有重大價值的古寫本。例如八九世紀時代的《卜筮書》一種、十世紀左右的《文選集注》一種、十二世紀時代《周易註疏》一種、《集七十二家相書》一種等。這些寫本倒底是由中國傳入的唐宋人所手書，還是自平安時代至鎌倉時代由日本人所手書，學界尚有些不同的看法。如《卜筮書》一種，日本著名的版本學家長澤規矩也先生判定為日本平安時代寫本，但依我的判斷，則很可能是中國唐人寫本。在這些寫本中，十世紀左右的古寫本《文選集注》是非常重要的典籍，此本既非「五臣注本」，亦非李善注與五臣注合璧的「六臣注本」。其集注徵引之文，除「李善注」、「五臣注」外，尚有《文選抄》、《文選音訣》、並有「陸善經注文」等。《文選抄》與《文選音訣》，為《唐書·藝文志》所著錄，題署「公孫羅撰」。而尤可注目者，則陸善經之「文選注文」。據早期「經籍志」及九世紀日本人藤原佐世《本朝見在書目錄》的記載，陸善經堪稱經學大師，卻世不見其傳。今由此本注文中又可窺見其學問，是極可貴的。

昭明太子編纂《文選》，原本三十卷。後來李善為之作注，分析為六十卷，世上流行者皆本於斯。金澤文庫藏此本《文選》，既非三十卷，又非六十卷。從今殘本考稽，實為一百二十卷本，亦為罕見。「金澤文庫本」的《文選集注》殘存十八卷，即卷四十七、卷六十一（上、下）、卷六十二、卷六十六、卷七十一、卷七十三（上、下）、卷七十九、卷八十五（上、下）、卷九十一（上、下）、卷九十四（上、中、下）、卷百二、卷百十六。與此寫本為同一本的另外六卷的殘本，現今存於東洋文庫，即卷四十八、卷五十九（上、下）、卷八十八、卷百十三（上、下）。兩處收藏共存二十六卷。我曾將從金澤文庫攜回之《文選集注》書影，請友人王春茂先生（現任北京大學出版社副社長）與《四部叢刊》本作一校讎，發現異文甚多。以此本卷六十六《宋玉招魂一首》為例，僅開首「招魂一首」之釋文，異文有七處。有價值的是，「叢刊本」全無「陸善經曰」云云，而此本則著錄「陸善經曰：敘曰招者召也，以手曰招，以言曰□」。文化史上曾傳陸氏當年亦奉敕注《文選》而未就，此《集注》所徵引，是否為陸善經當年的「未完成稿」，則不得而知。然不管如何，此本《文選集注》在《文選》的研究史上無疑是極有意義的。1955年，金澤文庫所藏《文選集注》被確認為「日本國寶」，同年，東洋文庫藏本亦被確認為「日本國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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