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學者呼籲發達國家改善社會不平等現狀

很多發達國家的不平等問題日益嚴峻，讓人們對其經濟模式和社會模式的可持續性產生質疑。牛津大學研究員安東尼·阿特金森（Anthony B. Atkinson）在其2015年撰寫的《不平等：我們能做什麼》（Inequality: What can be done?）一書中從社會正義的角度出發，提出了政府解決不平等問題的必要性，不過他更擔心的是如何使用政策等工具解決該問題。不平等問題已經嚴重威脅到很多發達國家的社會穩定、經濟發展，並衝擊著人們的道德底線。8月3日，歐洲智庫經濟政策研究中心（The Center for Economic and Policy Research）發文分析了過去30年來，發達國家不平等問題形成的原因和後果，為此記者採訪了相關學者。

不平等問題受到廣泛關注

德國波恩大學經濟學院教授莫里茨·庫恩（Moritz Kuhn）曾說過，我們生活在一個不平等的時代，收入和財富差距的擴大所產生的原因和後果，已經成為我們這個時代不可逃避的命題。特別是隨著中低收入家庭的收入停滯不前，人們普遍認為不斷加劇的不平等狀況已經破壞了經濟增長秩序，利益越來越集中在少數的富裕階層，這成為導致某些國家社會政治動蕩的關鍵因素，並在普通民眾心中燃起了一股反精英的情緒。經合組織多次強調，要把經濟「包容性增長」置於其工作的核心位置，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拉加德也曾表示，減少過度的不平等不僅在道德和政治上是正確的，對於經濟發展也是有利的。

在針對不平等問題的研究中，歐洲智庫經濟政策研究中心刊發的對美國不平等現象的分析和論述尤為矚目。自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美國家庭收入不平等程度一直在加劇，儘管美國國內生產總值一直保持增長態勢，普通工薪家庭的工資和收入卻陷入了停滯。為此，有學者提出這一現象在其他發達國家也普遍存在。

不平等產生原因各不相同

牛津大學就業、平等和增長項目部主任布萊恩·諾蘭（Brian Nolan）舉例說明了不同國家產生不平等現象的原因，以及不平等問題所帶來的不同後果。從整體來看，同樣作為發達國家的英國，其社會中家庭收入不平等的嚴重程度與美國相當。與之相較，諸如澳大利亞、加拿大、德國、義大利和荷蘭等其他發達國家的不平等問題便要緩和很多。從時間上看，英國從20世紀80年代初期開始就已經出現了家庭收入不平等現象，而加拿大則是從1993年才開始，所以並非所有發達國家的步驟皆趨於一致。如果具體分析各個國家的情況，就更能看到它們之間的不同。例如，加拿大早期通過稅收再分配政策的實施，抵消了20世紀80年代初因市場因素造成的收入不平等問題，但該措施卻無法有效應對後期（20世紀90年代）的社會不平等問題；德國則因為勞動力和產品市場監管的變化、工資設置機構的運行以及稅收制度的改革，加速了德國社會不平等的產生。

有觀點認為，中等收入家庭數量的增加與不平等程度的減輕關係密切，但在諾蘭看來，兩者沒有必然聯繫。例如，從20世紀80年代以來，英國、加拿大、澳大利亞中等收入家庭數量有所增長，不平等程度也都不同程度地加重了。同期的德國、義大利，中等收入家庭數量並沒有增長，但是其不平等程度也有所加重。此外，相同時期內，比利時和西班牙的中等收入家庭數量增幅較快，但它們的社會不平等程度並未立刻加重很多。因此，不平等現象與中等收入家庭數量及其實際收入增長並無關聯。

制定綜合性應對方案

針對應如何看待社會不平等所帶來的挑戰，澳大利亞新南威爾士大學商學院副教授阿爾貝托·莫塔（Alberto Motta）對記者表示，社會不平等現象產生的原因很多，除去經濟與技術因素外，它還與人的自身因素有關。例如普通民眾是否願意在就業市場上儘力尋找工作、如何正確地支配收入等。

同時，這一現象的產生也與國家的政策法規有關。例如工資制定機制顯然影響著社會的不平等，比利時民眾的工資與通貨膨脹掛鉤，大多數工人通過集體協商與僱主談判，以獲得較高的工資。這是比利時整個國家工人薪資水平顯著增長的原因。

此外，就業模式和就業水平也與不平等有關，尤其是女性就業率的提高，能夠顯著降低社會不平等狀況。福利制度、醫療水平、教育水平等都會間接影響不平等狀況。

莫塔說，面臨不平等的挑戰時，雖然每個國家的目標是相同的，即促進經濟增長，確保經濟增長成果能夠惠及所有人，進一步完善再分配方案，但每個國家都應該根據自身特點，制定一套適合本國的方案。

社會不平等的現狀促使各個國家重新評估社會制度和政策是否具有可持續性。人們也不應以一個國家的經驗為主導，需要綜合考慮，才能制定出符合民眾需求的方案。

原標題：牛津學者呼籲發達國家社會不平等現狀亟待改善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責任編輯：黃琲 排版編輯：黃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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