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制中國：早熟的「現代」國家

最新 08-18

商鞅與秦始皇的殘忍與冷酷造成了中國政治制度的早熟

中國模式，是當下一個很熱門的辭彙，中國的崛起沒有按照西方的設想，反而走出了一條自己的道路。

但是這條道路並非今日的創舉，今日中國模式的很多特點，在2000多年前早已有了雛形。

如果回顧歷史，對比二者的相似性，我們甚至會懷疑，今日的中國是否只是2000多年的政治傳統的延續，我們所謂的開創是否僅僅只是又一個輪迴的開始？

無論是黃仁宇還是著名的政治學家弗朗西斯福山，他們都驚訝於中國貴族統治的封建時期（政治學意義上的，非馬克思的經濟學定義）為何如此之短。

在前3世紀那個蠻荒的時代，從未有那個國家像秦王朝一樣專制而高效，他已經具備了現代政府的雛形，中央政府具有權威，擁有非人格化的官僚制度以及完善的稅務體系，而相似的進程，歐洲直到15世紀才開始進行。

就像黃仁宇所說，中國是一個政治上的早熟國家，他在過早地時期就完成了歐洲本應在1500多年後完成的進程。

過早的政治現代化既為中國帶來了發展的優勢，也扼殺了中國的社會活力，尤其是商人的積極性，從而斷絕了中國走向更高階段的可能。

在國家建設上，中國一步登天，但此後就步履維艱，再也沒有大的飛躍，直到英國人的堅船利炮打開了國門。

什麼是政治上的現代國家

什麼是政治上的現代國家，政治學上的一種定義就是馬克斯韋伯所說的官僚制。韋伯認為一個現代國家理應擁有非人格化的政府，他應該依照以下標準建立。

一是層級分明，實行上級領導下級的等級制。二是非人格化的管理，官僚之間的合作以工作為核心，而非依靠彼此的私密關係。三是合理公開的人事選拔制度通常是考試），政府選拔人才有著固定的標準，以能力為基準而非血緣或關係。四是程序化的決策，即擁有標準化的文書格式和行政程序。

（馬克斯韋伯，與卡爾馬克思齊名的社會學家、政治學家）

韋伯提出官僚制理論的時間大約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此時的歐洲國家已大都建立了這種非人格化的現代政府。

但是讓我們把目光放到過去，從古希臘到中世紀，沒有一個歐洲國家符合韋伯的定義，倒是遠在東亞的秦帝國率先奉行了韋伯的理論。

秦始皇開創「現代」政治制度

在戰國以前，中國的政治制度與歐洲的中世紀十分相像，天子只是名義上的領袖，對於地方貴族幾無約束力，他沒有一套理性選拔的官僚隊伍，僅有的數萬常備軍和地方軍隊比起來並無優勢。

他的統治全賴於封國和中央之間血脈相連的親戚關係，但是隨著時間推移，這種血緣關係越來越親疏，因為犬戎的襲擊和周幽王的昏庸，周朝很快喪失了大部分權力，成為了傀儡。

（周朝的建立立足於血緣聯結，隨著時間推移，聯結的減弱，周天子的權威越來越低）

從戰國開始，各國之間開始了激烈的兼并，曾經的200多個封國被兼并成了戰國七雄，各國都在爭相改革，建立高效的官僚制度和軍隊，以求獲得在競爭中的勝利。

其中，最為成功的就是秦國，商鞅的改革削弱了地方的貴族，並建立了按照軍功選拔軍官的軍爵制，秦王不再依靠貴族而是依靠自己任命的官員統治地方，加強了政府政令的推行。

(商鞅的冷血改革鑄就了秦國的霸業）

商鞅的改革讓秦始皇最終統一了六國，建立了統一的中國，他的成功徹底改變了中國的歷史進程，並塑造了今後2000多年的政治傳統，直到今天依然沿用。

他統一了文字和度量衡，為政令推行奠定了基礎。

他將六國的貴族聚集到咸陽軟禁，利用自己任命的官員統治地方，讓中國成為一個集權的單一制國家。

他依照軍功封賞的軍爵制開啟了非人格化官僚制度的建設，其依照能力而非血緣的方法啟迪了後來的科舉制度，與現代官僚制度相似。

（秦時明月中對秦始皇的評價基本中肯）

他收繳了天下的兵器，壓制自由思想，結束了百家爭鳴的局面，為今後2000多年的專制統治樹立了先例。

他後世的繼任者們，繼續完善著他所設立的「現代」政治制度，漢武帝通過推恩令徹底解決了地方貴族，並完善國有專營制度把持經濟命脈。隋唐的科舉制最終完成了現代官僚制度的建設，甚至啟發了西方公務員制度的成形。整個帝國的行政系統圍繞皇帝的命令展開，理論上（雖然很難做到）依照工作而非「關係」聯結。

秦始皇開創的政治制度，經由其後任者的努力，幾乎完全符合韋伯的定義，而反觀歐洲和中東，無論是羅馬帝國，中世紀歐洲諸王國，還是阿拉伯帝國，都未達到如此程度。

（權力的遊戲中的御前會議，精準反映了中世紀歐洲的政治制度，其中央職位的任命要麼是任命與自己血脈相連的親戚，要麼是為了政治平衡授予握有大權的地方貴族，並非用考試選賢任能）

直到中世紀，歐洲諸國的中央政府依然是軟弱的，無力約束地方貴族的行為，沒有標準化全國性的官僚選拔制度，甚至常備軍的數量，也是不足的，歐洲國王軟弱的君權讓市場無法統一，政令無法通行，缺乏效率和力量。

直到15世紀，西班牙法國等國才開始秦朝早在1600多年前的進程。

這種政治上的早熟固然給中國帶來了優勢，但同樣讓我們付出了慘重的代價。

早熟的代價

中國的政治早熟扼殺了社會活力和民間商人的崛起，自秦以後，中國曆朝一直奉行國有專營制度，國家把控經濟命脈，商人無緣於此。不僅如此，無論民間商人對於政府多麼忠心，卻都難逃被抄家的命運（如沈萬三）。各朝繼承了商鞅的弱民之術，不允許任何商人、任何宗教、任何家族組成可以威脅到專制政府的團體，這直接斷絕了中國產生資本主義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