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維中:20世紀80年代中國改革開放的經驗教訓
原標題：房維中:20世紀80年代中國改革開放的經驗教訓
20世紀80年代中國經濟的發展歷程和陳雲的經濟指導思想
房維中
《當代中國史研究》.2005.12
[摘要]長期以來，在我國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中一直存在著盲目追求高速度的問題。20世紀80年代的發展也是這樣，經歷了調整、高漲、再調整的過程。陳雲在這十年中一直強調建設社會主義強國首先要把「實事」搞清楚，從長期看國民經濟能做到按比例發展就是最快的速度，該調整的時候就要退夠，等等。實踐證明他對國民經濟的發展所提出的這些基本原則是完全正確的，至今仍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關鍵詞]20世紀80年代 陳雲 經濟建設 發展速度
20世紀80年代是我們黨在粉碎「四人幫」之後探尋發展與改革新路的具有關鍵性的十年，也是經歷了調整、高漲、再調整，在風浪中前進的十年。陳雲在這十年中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他對國民經濟的發展所提出的一些基本原則是他幾十年經驗的結晶，至今仍然閃爍著光芒，對現實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一
1976年粉碎「四人幫」，到1978年12月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前，經過撥亂反正，黨的經濟建設指導思想在有些方面有了重大進步，而在有些方面卻一仍舊章。
在對外開放方面，確立了引進國外先進技術、利用國外資金和引進國外技術人才的方針。這在中央，在鄧小平極力倡導下，主要領導人的思想是一致的。這是一個巨大的進步。
在對內搞活方面，1978年提出了不僅要擴大地方的權力，發揮中央、地方兩個積極性，更要擴大企業的權力，發揮企業的積極性，給企業以必要的獨立地位。同時，強調尊重農業生產隊的自主權，貫徹多勞多得和等價交換的原則。這在中央，思想也是一致的。這也是一個重大的進步。
但是在經濟發展的目標、經濟發展的方針方面，當時的中央沒有分析經過林彪、「四人幫」十年破壞、國民經濟比例關係嚴重失調的情況，並據此作出新的部署，而是繼續沿襲過去的一些老口號，並且加了碼，最後導致了1978年的冒進。
1977年2月，國家計委向國務院彙報時有調整經濟部署的提法，中央領導人不同意提調整，說今年經過努力，要前進一步，而且為今後三年更好地完成五年計劃打基礎。接著，提出了抓綱治國，今年初見成效、三年內大見成效的目標。
同年四五月間，召開全國工業學大慶會議。中央領導人認為，只要把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的群眾運動發動起來，完全有可能在今後23年時間內實現四個現代化。同時提出，石油部不能只有一個大慶，要有十來個大慶。5月1日，中央領導人發表文章，引用了毛主席1956年說過的話，再搞五六十年還不能超過美國，那就要開除球籍。1963年時，毛主席已經認為20世紀末趕不上美國，改為走在世界的前列。這時重提超過美國，就把20世紀末實現四個現代化的目標又提高了。
1978年6月，赴日本、赴歐洲兩個代表團訪問歸來，向政治局彙報。中央領導人提出，日本實現現代化只用了13年，德國、丹麥也是十幾年，今年我們起步是3000萬噸鋼，日本起步時只有2000萬噸鋼，我們有優越的社會主義制度，有九億人口，資源豐富，只要路線、方針、政策正確，安定團結，調動積極因素，可以趕上去。7月國務院召開務虛會，提出了「思想再解放一點，膽子再大一點，辦法再多一點，步子再快一點」。9月務虛會總結，根據中央常委的意見，提出「組織新的大躍進」，提出「要比原來的設想更快的速度實現現代化，要在本世紀末實現更高程度的現代化」。引進規模從年初定的八年180億美元增加到十年800億美元，最近三四年先安排三四百億美元。務虛會後，在沒有相應的外?正和借到外資的條件下，突擊簽訂引進合同。兩次追加基本建設投資，建設規模又搞大了。九十月間召開全國計劃會議，安排1979、1980年兩年計劃。由於追求高指標和過大的建設規模，物資、財政平衡不下來，留下很大的缺口。1977、1978兩年就是這樣熱起來的。真正搞冒了的是1978年。
粉碎「四人幫」後，我們面臨的是一種什麼情況?一是糧食產量已經幾年徘徊不前，糧食供應嚴重不足，庫存已到警戒線。二是煤礦採掘失調，掘進嚴重欠賬，產量穩定不住；電力供應緊張，保了新廠就保不了老廠，保了老廠就保不了新廠。三是財政拮据，捉襟見肘。四是人民生活十年來沒有什麼改善，農民從集體分得的收入幾乎沒有增加，職工平均工資還有所下降。在這種情況下，本應休養生息，控制建設規模和調整投資結構，卻來了個大躍進，加劇了國民經濟比例關係的失調。
隨後的1979、1980兩年，發生了要不要調整的爭論。首先發現和提出問題的是陳雲。
1978年12月10日，陳雲在中央工作會議上就經濟問題發表了五點意見。他說：「我們要堅持實事求是，就是要根據現狀，找出解決問題的辦法。首先弄清楚事實，這是關鍵的問題。……建國快三十年了，現在還有討飯的，怎麼行呢?」「在三五年內，每年進口糧食可以達到兩千萬噸。我們不能到處緊張，要先把農民這一頭安穩下來。……擺穩這一頭，就是擺穩了大多數，七億多人口穩定了，天下就大定了。……我們的起點，是三千萬噸鋼。但是，不能光看鋼鐵這個指標。我們同日、德、英、法不同，工業基礎不如他們，技術力量不如他們，這兩點是很重要的。……對於生產和基本建設都不能有材料的缺口。各方面都要上，樣樣有缺口，表面上好看，擠來擠去，胖子擠了瘦子，實際上擠了農業、輕工業和城市建設。……材料如有缺口，不論是中央項目或地方項目，都不能安排。」[1]
1979年1月陳雲再次批示：「國務院通知中『一九七九年有些物資還有缺口』。我認為不要留缺口，寧可降低指標。寧可減建某些項目」，「我認為有物資缺口的不是真正可靠的計劃」。[2]
3月14日，陳雲以他和李先念的名義給中央寫了一封信，對目前和今後的財經工作提出以下原則意見：「(一)前進的步子要穩。不要再折騰，必須避免反覆和出現大的『馬鞍形』。(二)從長期看，國民經濟能做到按比例發展就是最快的速度。(三)現在的國民經濟是沒有綜合平衡的。比例失調的情況是相當嚴重的。(四)要有兩三年的調整時期，才能把各方面的比例失調情況大體上調整過來。(五)鋼的指標必須可靠。……鋼的發展速度，要照顧到各行各業(包括農業、輕工業、其他重工業、交通運輸業、文教、衛生、城市住宅建設、環境保護等)發展的比例關係。(六)借外債必須充分考慮還本付息的支付能力，考慮國內投資能力，做到基本上循序進行。」[1](pp．248～249)
3月21～23日，政治局聽取和討論國家計委關於修改1979年計劃的彙報。彙報指出：1978年建設規模搞大了，引進搞急了，鋼搞多了，加劇了國民經濟比例的失調，要下決心，進行調整，加強農業和輕工業，縮短基本建設戰線，工業增長速度由12％降為8％。在這次會上，陳雲進一步講了他的意見。他說：「我們搞四個現代化，建設社會主義強國，是在什麼情況下進行的。講實事求是，先要把『實事』搞清楚。這個問題不搞清楚，什麼事情也搞不好。」「九億多人口，百分之八十在農村，革命勝利三十年了還有要飯的，需要改善生活。我們是在這種情況下搞四個現代化的。」「單純突出鋼，這一點，我們犯過錯誤，證明不能持久。」「要有兩三年調整時間，最好三年。」「現在比例失調的情況相當嚴重。基本建設項目大的一千七百多個，小的幾萬個。趕快下決心，搞不了的，丟掉一批就是了。搞起來，沒有燃料、動力，沒有原料、材料，還不是白搞。」[1](pp．250～253)這次政治局會議批准了國家計委提出的調整計劃，並且確定了調整國民經濟的方針。接著，中央召開工作會議，明確了用三年時間對國民經濟實行以調整為中心的「調整、改革、整頓、提高」的方針。
在中央工作會議的討論中，一部分省市和部門的領導人思想通了，認為不調整不行。一部分人思想並沒有通，說剛剛提出組織大躍進，要三年大見成效，怎麼一下又來了個調整，接受不了。經濟發達的地區要求允許繼續前進，經濟不發達的地區要求不要一刀切，對於一些大項目都提出這也不能下那也不能下。
中央領導層的認識也並不一致。在中央工作會議之後，有的中央領導同志不講三年調整，大講三五年內要打一個比較大的翻身仗，提出如果今後五年每年以12％～15％的速度前進，五年後我們的工業總產值就將近翻了一番。
9月，國務院財經委員會召開會議，討論國家計委關於1980、1981年計劃安排的彙報。彙報提出，1980年財力上不去，基建還要下，工業速度要減到6％。9月18日陳雲再次講話，指出：「經濟的調整，即實行調整、改革、整頓、提高的方針是必要的，並不是多此一舉。」「我們的基建投資，必須是沒有赤字的。就是在財政平衡的基礎上，看能夠撥出多少錢用於基本建設投資，以這個數字來制定基本建設計劃。」「目前人民嚮往四個現代化，要求經濟有較快的發展。但他們又要求不要再折騰，在不再折騰的條件下有較快的發展速度。我們應當探索在這種條件下的發展速度。」[1](pp．264～268)
10月，中央召開省、市、區第一書記座談會，統一思想認識。在這次會上，有的中央領導同志仍然堅持自己的意見，說去冬今春颳了一股失調風，擔心今冬明春再來一股風，把氣泄下來，主張搞一個加快工業發展的決定。
由於認識不一致，調整工作阻力重重，該下的項目沒有下，地方又盲目上了一些重複建設項目。1980年春又提出搞十年規劃，大家的心思又用到經濟翻番上去了，更分散了調整的精力。一直到1980年10月，經濟中的問題暴露得更加明顯，農業減產，能源緊張，財政赤字增大，物價上漲較多。11月11日財政部緊急報告，11月份基建撥款30億元分文未撥，國防費還有十多億元未撥出去，中央財政庫存僅剩下10億元，要求再次向銀行透支。中央財經領導小組開會，感到問題嚴重，提出在形勢好的情況下，要看到潛伏著的危險，搞不好，要爆發經濟危機。經過幾個月的討論，最後決定一步退夠。
1980年11月28日，在中央常委和中央書記處會議上，陳雲講話，他說：我腦子裡有一條，基本建設搞鐵公雞，一毛不拔，有人說耽誤了時間，從鴉片戰爭以來，耽誤了多少時間，現在耽誤三年時間有什麼了不得?就是一毛不拔，置之死地而後生。歷史上我是機會主義，讓我再機會主義一次。講要上的理由有的是，這種話聽了幾十年了，最後說不搞，還不就是不搞了。三年不搞，一毛不拔，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天塌不下來，事情反而更好辦一些。鄧小平完全同意陳雲的意見。[2](p．262)於是決定召開中央工作會議。在中央工作會議上，陳雲再次講話。他說：「必須指出，開國以來經濟建設方面的主要錯誤是『左』的錯誤。一九五七年以前一般情況比較好些，一九五八年以後『左』的錯誤就嚴重起來了。這是主體方面的錯誤。代價是重大的。錯誤的主要來源是『左』的指導思想。在『左』的錯誤領導下，也不可能總結經驗。」「調整意味著某些方面的後退，而且要退夠。不要害怕這個清醒的健康的調整。可能有些議論：『這會耽誤三幾年。』不怕。從鴉片戰爭以來，中國的經濟建設已經耽誤了一百多年。而且這次調整不是耽誤，如不調整才會造成大的耽誤。因為我們這次調整是清醒的健康的調整。我們會站穩腳跟，繼續穩步前進。」[1](pp．281～282)
這樣，經過1979、1980年的實踐，經過1980年10～12月翻過來掉過去的討論，由於陳雲的果敢決斷、鄧小平下了決心，進一步調整的大方針最後確定了下來，並付諸實施。事實說明，這一次調整不僅是國民經濟的調整，而且是國民經濟指導思想的調整，後者的意義遠遠大於前者。這期間，還有一個大的改變，就是鄧小平在1979年對20世紀末的目標作了新的解釋和新的規定，把原來的標準放低了，把目標定為實現小康，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達到800～1000美元。長期以來，我們黨固守的信條是在20世紀末實現四個現代化，儘管在為這一目標奮鬥的過程中，發起了多次強行軍和猛攻而遭受挫折，但是沒有人能改變它。鄧小平把目標放低，避免了很多的盲目性和很多無謂的挫折和損失，這是思想的一大解放。陳雲在這期間所發表的一系列言論，對鄧小平的這一改變有著極大的影響。
二
1980年12月，中央下決心進行調整，把1981年工業增長速度降為3％，基本建設投資砍掉了40％，下大力量加強農業，情況迅速好轉。1980年農業生產增長1．4％，1981年增長6．5％，1982年增長11．3％，1983年增長7．8％。工業生產除1981年增長4．1％以外，1982年上升到7．8％，1983年又上升到11．2％。這個時候又發生了20年翻兩番要不要劃分兩個階段的爭論。
1981年3月重新著手制定以「調整、改革、整頓、提高」為方針的「六五」計劃。10月，中央政治局討論國家計委提出的「六五」計劃控制數字，確定了把提高經濟效益作為經濟工作的中心任務；確定了今後20年分為兩個階段，前十年打基礎，後十年振興；確定了「六五」期間保四爭五的計劃速度。
這是一個重大的戰略部署。對於政治局的這一決定，在領導層思想並不一致。1982年3～5月，在制定「六五」計劃和起草十二大報告的過程中，有的中央領導同志多次講話，不同意保四爭五的「六五」計劃，指責計劃低就是對社會主義信心不足；不同意20年劃分兩個階段，指責前十年慢些、後十年快些就是把困難留給後人，說四化起飛此其時矣；提出不要用效益壓指標，借效益來收縮；不要強調儲蓄，現在要轉到適當刺激消費；說財政部年年講赤字，是嚇唬人的，這幾年嚇唬我們太厲害了。5月，國家計委負責人寫信給中央常委，陳述自己的意見，堅持20年要分為兩個階段，堅持「六五」保四爭五的計劃速度，堅持適當集中資金保證重點建設，堅持國民經濟要搞好綜合平衡。7月，國家計委把《二十年設想和「六五」計劃》正式報給中央政治局常委，得到中央的同意。9月，中共十二大通過20年翻兩番和前十年打基礎、後十年振興的戰略部署。
11月，陳雲聽取國家計委負責人彙報時講，「經濟建設要分清前十年和後十年，要抓住這兩個十年的區別。前十年是打基礎的，要把各種關係理順，不能搞快了，如果在前十年亂上基本建設，經濟仍會出現混亂。……今後各地要求開口子，計委要頂住。」[2](p．309)12月2日，陳雲與出席五屆人大五次會議的上海代表團部分代表座談時闡述了這一觀點。他說：「黨的十二大提出，今後二十年要在不斷提高經濟效益的前提下，力爭使全國工農業的年總產值翻兩番。同時又指出，為了實現這個奮鬥目標，要分兩步走，前十年主要是打好基礎，為後十年經濟振興創造條件。『六五』是前十年的第一個五年，發展速度不能搞得太快。……只要我們經過『六五』和『七五』兩個五年計劃的努力，把各方面的關係理順，並且做好一些大骨幹項目的前期工作，後十年的發展速度就可以搞得快一些，翻兩番的奮鬥目標就可以實現。如果急於求成，把本來應該放在後十年辦的事也勉強拿到前十年來辦，在『六五』和『七五』期間亂上基本建設項目，那末，經濟又可能出現混亂，翻兩番的任務反而有可能完不成。」[1](p.318)
但是，爭論並沒有至此為止。1983年初，有的中央領導同志在一些會議上繼續批評經濟工作前松後緊，是把麻煩留給後人，示意「六五」計劃要修改；到處鼓動翻番，每到一個地方，一張口就給地方開了一張總產值要達到幾百幾十億元的單子。還說，翻番要一個省市一個省市落實，要計委把翻番的任務給各省分下去。
3月，國家計委、國家經委黨組向政治局常委彙報，堅持原定的「六五」保四爭五的指標不能修改，超額完成計劃比完不成計劃好；20年分兩步走也不能修改，不宜對速度要求過急。這次會議，中央常委、書記處作出了決定：一致通過國家計委、國家經委黨組的彙報，認為這是正確的，全黨應該堅決執行。6月，中央召開工作會議，確定了集中資金加強重點建設的方針。陳雲講：「還是那句話：一要吃飯，二要建設。吃光用光，國家沒有希望；吃了之後，還有餘力搞建設，國家才有希望。」「這幾年，有些地方和部門打亂仗，亂上基本建設項目，亂漲價，亂攤派，亂髮獎金，把資金分散了。……像現在這樣下去，四化沒有希望。……翻兩番只能翻好，不能翻亂。這二十年時間必須分兩步走，前十年只能打基礎，速度不能搞得太快。而且，要邊走邊看，走一步看一步。否則，就會翻亂。」[1](pp.323～324)鄧小平在這次會上說：原來要求「六五」計劃保四爭五，去年我說要看兩年，現在看，指標定得低些沒有危險，不會妨礙積極性，「六五」計劃還是維持原來的指標，不要再高了，如果實際比這高，那就皆大歡喜嘛。
就是這樣，黨內的思想仍然是不統一的。1984年3月，國家計委向書記處彙報，當前生產形勢很好，但是財政困難，由於國民收入超分配，國民經濟面臨一個逐步擴大的通貨膨脹的威脅，要妥善解決克服財政困難、加強重點建設和推進體制改革三者之間的關係，量力而行，千萬不能失控。有的中央領導同志不同意這個觀點，提出「七五」的總目標是向翻一番的目標前進，要準備三年後使我國成為農產品出口大國；地下資源開採實行有水快流；堅決上一大批重點項目，反對任何動搖，批評計委在這個問題上不堅決。
由於各地區為了爭取翻番和放權讓利，固定資產投資和消費需求增長過猛，加上銀行信貸改革和工資獎金制度改革宣布以1984年為基數，導致了1984年第四季度銀行信貸發放和工資獎金髮放嚴重失控，全年貨幣流通量比上年增加了49．4％，全國發放的獎金比上年增長48．1％，從而造成經濟關係全面緊張，改革和發展的部署被迫進行重新調整。
實踐證明了陳雲的預言，由於沒有堅持劃分兩個階段，「六五」期間亂上基本建設，盲目追求翻番，速度搞得太快，結果把已經出現的國民經濟新高漲的好形勢又搞亂了。
三
為了解決1984年經濟過熱的問題，1985年連續開了四次省長會議，想要把經濟增長速度降下來，把基本建設規模壓下來，但是收效甚微。
1985年2月，召開第一次省長會議，討論如何既要改革，又不出現通貨膨脹。2月18日，陳雲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說：「現在有點亂。我主張有些東西要搞得死一點，叫先死後活，置之死地而後生。」[2](P．375)這是中國的一句老話，合乎辯證法，死是為了活。陳雲的話，許多人沒有聽進去。4月，召開第二次省長會議，統一對形勢的認識，特別是對外匯、貨幣投放、追求高速度的認識。會議指出，千方百計把好形勢保持下去，搞得好，可能保持，搞不好，可能出現大起大落；再搞超高速，物價、票子問題都難解決。會議提出不搞急剎車。這次省長會議沒有解決問題。6月又開第三次省長會議，重點研究調整基本建設規模。但基本建設規模還是控制不住。
9月，中央召開全國黨代表會議，通過「七五」計劃建議，被迫把「七五」分成兩個階段，前兩年著重控制總需求，解決增長速度過快、固定資產投資規模過大和消費基金增長過猛的問題，固定資產投資維持1985年的水平，基本踏步，後三年，再根據情況，適當增加建設投資。這就是又出現了一次調整。在這次會上，陳雲講話指出：「一九八四年工業總產值比上年增長百分之十四，今年一至七月又比去年同期增長百分之二十二點八。這樣高的速度，不可能搞下去，因為目前能源、交通、原材料等都很難適應這樣高速度的需要。說到底，還是要有計劃按比例地穩步前進，這樣做，才是最快的速度。否則，造成種種緊張和失控，難免出現反覆，結果反而會慢，『欲速則不達』。」[2](p．384)
黨代會後，接著召開第四次省長會議，著重研究控制固定資產投資問題，指出這是鞏固和發展當前大好形勢的關鍵所在。
1986年1月，全國計劃會議討論「七五」基本建設規模安排多少合適。陳雲批示：「要多搞是愛國，但是，實事求是地搞才是真愛國。同志們!頭腦清醒些。」[2](p．391)
問題恰恰是出在追求高速度控制不住，擴大固定資產投資控制不住。1986年軟著陸還沒著下來，1987年又起飛了。1986年工業總產值增長11．7％，1987年又上升到17．7％，1988年上升到20．8％；1986年固定資產投資仍然比上年增加22．7％，1988年又上升到25．4％。與此同時，財政赤字逐步上升，貨幣發行迅速增加，物價不斷上漲。
1986年以後的爭論，集中表現在承不承認國民收入超分配和怎樣解決國民收入超分配。
1986年12月，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起草了一份準備提交中央書記處和中央常委的請示報告。報告中指出：連續三年來一直存在著社會總需求超過總供給的矛盾，國民收入超分配的問題還沒有根本解決，必須下決心把超常規的支出，特別是把過度膨脹的非生產性開支堅決壓下來。如果不這樣做，到明年下半年財政赤字進一步增大和貨幣發行控制不住的時候，就有可能發生更加嚴重的物價上漲，因此就可能要被迫作更大的調整，這對國民經濟的發展是十分不利的，我們一定要努力避免出現這樣的局面。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討論這份報告的時候，當時主持中央財經領導小組工作的負責同志不同意說連續三年超分配，說如果那樣，就要大調整。因此，在控制需求方面下的決心不大。
1987年4月初，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討論當前經濟形勢。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負責人在彙報中說：據國家統計局資料，1982—1986年，連續出現國民收入超分配，尤其是1984～1986年增勢很猛，數量很大。其原因是積累和消費雙膨脹，貨幣發行過多，財政赤字增大。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負責同志不同意這個彙報，責問「超分配說」甚囂塵上，是為了一個什麼目的?經濟中存在的問題，是前進中的問題還是多年失誤的集中爆發?如果是多年失誤的集中暴露，那就得改弦更張，不能繼續走下去嘛。中央負責人的這種態度阻礙了對國民收入超分配的深入分析和認真解決。
8月，國務院常務會議討論國家計委提出的1988年國民經濟計劃。計委在彙報中說，當前的主要問題是物價不穩，貨幣發行量過多，國家財政赤字擴大，必須下決心，採取大一點的措施，防止通貨膨脹，保持物價穩定，使全國的經濟環境出現從緊張到比較平穩的轉變。中央領導同志當時同意國家計委的彙報，贊成搞穩一點，收緊一點。根據國務院的討論，9月，國家計委向中央書記處提出了關於1988年計劃的總體安排意見，提出：「收緊財政和信貸，控制需求，穩定物價，保持經濟的平衡和穩定發展，是安排1988年計劃的總方針」。書記處會議經過討論通過了此意見。其後在全國計劃會議和11月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作了具體部署。
但是，沒過多久，情況發生了變化。1988年1月，國務院開會分析經濟形勢，幾個綜合部門都強烈地提出穩定物價和穩定經濟的問題，認為把物價上漲幅度控制在6％已不可能，如果所有漲價因素都出台，物價上漲要達到12％，各方面都承受不了。在向中央彙報時，遭到了批評。中央領導同志連續幾次講話，批評綜合部門滿腦子物價，只見樹木不見森林；批評有些同志去年對經濟形勢悲觀，說是「險象叢生」，今年又說「非常嚴峻」，都缺乏科學分析。2月，在中央領導同志主持起草並發給全黨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四次全體會議紀要》中，說物價上漲主要是食品價格上漲，穩定經濟不是消極的方針，必須用改革的辦法穩定經濟；1988年除了解決好食品問題外，要著手抓好三件大事：組織實施沿海地區經濟發展戰略、推進企業承包經營責任制和控制社會集團購買力。1987年下半年確定的收緊財政、收緊信貸、穩定經濟、穩定物價的方針，到這時全變了。
在物價已經大幅度上漲、通貨膨脹預期已經形成的情況下，中央突然提出要搞物價、工資改革闖關。結果，8月17日，政治局會議通過物價、工資改革方案，第二天公報一發表，立即引起城市居民恐慌，掀起了全國性的擠兌和搶購商品風潮，物價大幅度上漲，被迫進行治理整頓，不得不再次對國民經濟進行大的調整。
1988、1989年陳雲還有兩次談話。一次是1988年10月，陳雲同中央負責同志談話，陳雲說：「在我們這樣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裡，學習西方市場經濟的辦法，看來困難不少。你們正在摸索，摸索過程中碰到一些困難是難免的，還可以繼續摸索，並隨時總結經驗。」「在經濟活動中，中央應該集中必須集中的權力。」我們需要改革，但「在改革中不能丟掉有計劃按比例發展經濟這一條，否則整個國民經濟會亂套。」[2](pp．416,417)再一次是1989年3月，陳雲同外經貿部負責同志談話，他說：壓基本建設，必須下大項目才行，要傷筋動骨。「八十年代初搞調整，要壓縮二十二個大項目，開始有人說得不償失，後來說利弊各半，最後說利大於弊。那次若不下大項目，調整肯定搞不好。」[2](pp．420～421)
1989年11月6～9日中共十三屆五中全會審議並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進一步治理整頓和深化改革的決定》，對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十年工作作了總結。決定指出：我們現在面臨的經濟困難，突出地表現在通貨膨脹明顯加劇，總量不平衡，結構不合理，經濟秩序混亂。這種困難絕不是這一兩年突然出現的，而是多年積累的一些深層次問題的集中反映，只有看清楚這一點才能深刻理解治理整頓的必要性和艱巨性。決定指出：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黨中央、國務院在執行正確路線、方針、政策的過程中，對經濟建設和改革開放的具體指導也有失誤。從1984年下半年開始，我國就出現了經濟過熱、貨幣發行過多、國民收入超額分配等現象，但黨中央、國務院未能及時採取果斷措施加以解決；1987年雖然提出了財政信貸雙緊方針，但又沒有堅決加以貫徹，以致問題越積越多。這些年來，對農村形勢的估計一度過於樂觀，對加工工業的盲目發展糾正不力；在改革統得過多、管得過死的經濟體制過程中，忽視了綜合平衡和加強宏觀調控。由於對國情缺乏全面深刻的認識，對國力缺乏清醒的估計，在建設和改革兩方面都存在急於求成的偏向。經濟工作中的問題，同黨的領導和思想政治工作的削弱也是分不開的。出現這些問題的責任不在下面。黨中央和國務院要認真總結經驗教訓，多作調查研究，多走群眾路線，努力提高決策的正確性和科學性。決定指出：在我國經濟發展過程中，脫離國情，超越國力，急於求成，大起大落，是40年來最重要的教訓。這種指導上的失誤，嚴重挫傷了群眾的積極性，往往造成巨大損失，是經濟工作中的要害問題。因此，治理整頓期間也好，治理整頓任務完成之後也好，都必須深刻記取這個教訓，任何時候都堅持從我國的基本國情出發，牢固樹立持續、穩定、協調發展的指導思想，堅決防止片面追求過高的發展速度，始終把不斷提高經濟效益放到經濟工作的首要位置上來。[3]
這就是說，經過了十年，走了一大圈，在發展的方針上又回到了1979年3月陳雲、李先念的那封信中提出的穩步前進的真知灼見上來。
現在回過頭來看，如果前十年聽取陳雲的意見，不是那樣地催速度、亂上基本建設項目，而是扎紮實實地打基礎，理順關係，就不會翻亂；而當發現問題的時候，及時採取果斷措施加以解決，也不會導致1989年的大調整。
四
陳雲在1979～1989年十年中關於國民經濟發展的方針有哪些重要思想值得我們牢牢記取?
(一)我們搞四個現代化，建設社會主義強國。先要把「實事」搞清楚。這個問題不搞清楚．什麼事情也搞不好
1977、1978年錯在什麼地方?就是錯在沒有把「實事」搞清楚。經過了「文化大革命」十年的破壞，已經不可能在20世紀內實現四個現代化。考察了日本、歐洲，只看到了他們戰後用了十幾年的時間成為發達的國家，沒有看到他們的工業基礎比我們好，他們的技術力量比我們強，更重要的是沒有看到他們沒有八億農民革命勝利30年了還有要飯的這樣一個情況，從而不適當地堅持要在20世紀末實現四個現代化，並且錯誤地提出要以比原來的設想更快的速度、要在20世紀末實現更高程度的現代化。結果犯了「急於求成」、「欲速不達」的錯誤。
1983年以後錯在什麼地方?就是錯在沒有堅持20年翻兩番的前十年打基礎、後十年振興的兩步走的發展戰略，同樣錯在沒有把「實事」搞清楚。當時的「實事」是什麼?首先，國民經濟比例關係嚴重失調的問題還沒有得到根本解決，國家財政經濟狀況還沒有根本好轉，經濟體制有待在經濟環境比較寬鬆的情況下進行系統的改革。在這種情況下，前十年只能著重於打基礎、理順關係，速度不能搞得太快，而且要邊走邊看，走一步看一步。由於沒有這樣做，一些領導人天天在那裡鼓動翻番，鼓動大上基本建設項目，鼓動加快經濟的發展速度，結果出現了1984年第四季度的嚴重失控，1987、1988年又沒有正視經濟中存在的國民收入超分配的問題，軟著陸沒有著下來又再度起飛，最後導致國民經濟的再度大調整，重犯了「急於求成」、「欲速不達」的錯誤。
我們的問題，無不出之於不分析「實事」。我們每一個大的報告都是從形勢分析講起，而且用的篇幅不短。問題在於是不是把「實事」搞清楚了。回過頭來看，在許多情況下，我們並沒有把「實事」搞清楚，不然為什麼會出現那麼多的差錯。
什麼東西妨礙我們把「實事」搞清楚?
先有目標，然後去「分析」實事。1977年提出23年實現現代化以及隨後一些部門和地區提出的翻番計劃，都分析了有利條件和不利條件，但這種分析都是為了論證當時提出的目標是積極的和可靠的。定什麼目標，應當是分析的結果，而不應當是分析的出發點。先定下目標再去找根據，是無法把「實事」搞清楚的。
「長官意志」在起作用。在許多情況下，發展目標都是長官意志斷定的，而長官的意志又是不受約束的、不承擔責任的。做經濟工作的人，扭不過長官意志，只能只唯上、不唯實。而在有些情況下，儘管經濟部門唯實了，但長官意志可以輕易否定掉經濟部門制定的計劃方案。第一個五年計劃1955年5月人大會議通過，12月，中央領導人就發動批判生產和建設方面的右傾保守思想。第二個五年計劃建議數字於1956年11月八大二次會議通過，1957年10月，中央領導人就發動「大躍進」，把第二個五年計劃建議全面推翻了。1982年人大會通過的「保四爭五」的第六個五年計劃，1986年人大會議通過的劃分兩個階段的第七個五年計劃以及其後的第八個五年計劃，還不是按長官意志說變就變了。提高黨的執政能力，怎樣改進黨對經濟工作的領導是一個值得認真研究的課題。
願意講有利條件，不願意講不利條件，願意講成績，不願意講缺點，這是黨內的一個陋習。儘管有的時候講「寧可把困難估計得多些，也不要估計不足」，但把困難估計足的時候不多。80年代只有兩次，一次是1980年12月中央工作會議，一次是1989年9月黨的十三屆五中全會，這已經到了迫不得已的時候了。如果能早點把問題揭開，那該多好啊。
黨內還有一個毛病，寧肯拿很多時間去討論具體業務問題，也不願意拿出時間討論一下經濟的總體工作，更不願意開門見山地仔細分析經濟中的實際問題。每年開了不少的會議，大多是由上往下貫，層層照轉，根本討論不了什麼問題。
這裡還有一個顧慮的問題，怕把問題說多了、講了實話，被打成右傾和被視為右傾，被說成是不尊重領導。現在說大話、說空話甚至說假話成風，而說實話的人卻總是顧慮重重、膽戰心驚，這不能不使人深思。
(二)前進的步子要穩，不要折騰，必須避免反覆和出現大的馬鞍形。從長期看，國民經濟能做到按比例發展就是最快的速度。腳踏實地、按部就班地搞下去就快，急於求成反而慢
1978年提出組織新的大躍進，就是違背了穩步前進和按比例發展的方針。單純突出鋼，追求1985年產鋼6000萬噸，造成煤、油、電、運全面緊張，比例關係嚴重失調。大上基本建設，突擊簽訂引進合同，使財政出現巨額赤字和外匯債務。由於追求數量、追求速度，不顧質量、不顧消耗、不講經濟效果，最後是圖虛名遭實禍。
1982年以後，追求產值翻番，同樣是違背了穩步前進和按比例發展的方針。1982～1984年片面追求產值，盲目擴大建設規模，致使稍為緩和了的能源、交通、原材料供應緊張的情況又緊張起來。1986年略為收縮了一下，1987、1988年又大幹快上，國民經濟進一步出現了嚴重的比例關係失調，又來了一次大折騰，出現了一次反覆和大的馬鞍形。
什麼叫折騰?形勢一好就想加快，就想大幹快上。而一大幹快上，就必然造成經濟關係緊張，支撐不下去就必然調整，把速度降下來。而一旦形勢好轉，就又舊病複發，又想大幹快上。這種不斷地反覆就是折騰。經濟規律是無情的。你違反它，它就馬上給你個臉色看。第一年鬧騰，第二年就日子難過。覺悟得早，調整及時，損失就小；反之，損失就大。
穩步前進，按比例發展，持續、穩定、協調，每當出現一次問題，就重念一次這本經。而在有的時候，一邊念這本經，一邊在違反這本經。這是什麼原因?是什麼東西在抵觸這一方針的貫徹實施?
不要喪失機遇是對的。但是，正是不喪失機遇，就必須積極準備和創造條件，循序前進，而不能貿然行事。凡是盲目冒進的，出現折騰和反覆，都不是抓住機遇，而是喪失機遇。
在經濟工作中有些常規是要打破的，而有的常規就不能打破。比如，按比例發展，這個常規就是不能違反的。為什麼一搞大躍進、一搞大幹快上，就出問題?就是因為一搞大躍進，就必然破壞按比例發展這一條規律。不信你數數，哪一次大躍進沒有破壞國民經濟按比例發展。現在說大躍進的少了，跨越式發展成了時髦語。其實，跨越式發展都是追求超越常規的速度，都是追求大躍進。經濟有經濟的規律，不是號召跨越就能跨越的。歷史階段是不能跨越的。「按部就班地搞就快」，除了陳雲外，沒有人敢講。但違反了它，就都受了懲罰。
經濟工作牽動國家的利益、老百姓的利益，為什麼要去冒風險呢!經濟工作應當強調循序前進，水到渠成，在正常的情況下，只能正常地工作，不能拿國家的利益和老百姓的利益去冒風險。可以回顧一下，凡是高喊不要怕冒風險的時候，風險就真的接著來了。
對於發展中國家來說，強調發展是對的。但對於發展本身來說，不是什麼樣的發展都是硬道理。不穩步發展，不協調發展，造成經濟大起大落，這種發展就不是硬道理。現在提出科學發展觀，這就限定了什麼樣的發展才是硬道理。
我們的黨吃急於求成的虧太多了。1981年9月2日，李先念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說：「我曾經講過，三十二年來，在發展經濟上，究竟我們是低速度吃虧多，還是高速度吃虧多?經驗證明，還是高速度吃虧多。我這樣講，並不是否定切合實際的高速度，更不是主張低速度。安排速度總是要合情合理，實事求是，能夠達到的速度而不去爭取是不對的，但是，脫離實際，片面追求高指標、高速度，危害更大。」[4]
陳雲講得很準確：「目前人民嚮往四個現代化，要求經濟有較快發展。但他們又要求不要再折騰，在不再折騰的條件下有較快的發展速度。我們應該探索在這種條件下的發展速度。」[2](p．252)這是1979年9月18日陳雲講的話，離開現在已經25年了。但這個探索我們現在並沒有完成。
人們自然地會提出這樣一個問題，為什麼總是講穩步前進，而總是犯急於求成的毛病?為什麼老說控制基本建設規模，而總是控制不住?現在應該總結一下經驗，找一找病根在哪裡。光講空道理是沒用的。病根還在於體制，政府主導經濟增長。追求政績，大搞建設，中央政府強勁，地方政府更強勁。現在說是政企分開了，實際上大幹快上還是政府起主導作用。從根本上考慮轉變政府和黨的職能，是時候了。
2004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胡錦濤總書記講了這樣一段話：「體制機制不完善、改革不到位是經濟社會發展中諸多矛盾和問題產生的重要根源，如不加快體制改革和制度創新，國民經濟持續快速協調健康發展就沒有堅實的體制基礎。這些問題既是經濟運行中重複出現盲目投資和較大波動的根本原因，也是實現經濟社會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重大障礙，解決這些矛盾和問題已經刻不容緩。」胡錦濤總書記的講話非常重要，應當切實地付諸實施。
(三)調整意味著某些方面的後退。而且要退夠，不要害怕這個清醒的健康的調整
調整都是不得已的。在調整中最常犯的毛病是下不了決心，總想希圖僥倖，這也捨不得下，那也捨不得下，以致拖延了時間，問題越積越多。
陳雲每遇調整，決心都是大的。1980年那次大調整，陳雲提出基本建設搞鐵公雞一毛不拔(極而言之)，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天塌不下來；有人說耽誤了時間，從鴉片戰爭以來耽誤了多少時間，現在耽誤三年時間有什麼了不得。陳雲的話壯了全黨的膽。只有決心大，退要退夠，形勢好轉的時間才來得快。
1985年2月第一次省長會議後，陳雲在政治局會議上，不理睬有的領導人提出的「用輕鬆的辦法解決緊急的經濟問題」，而主張「有些東西要搞得死一點，叫先死後活，置之死地而後生」[2](P．375)。可惜，這一次陳雲的意見沒有為全黨所接受，以致釀成大禍。
實踐顯示，在遇到必須調整的時候，人們往往不容易下決心，怕這怕那，但在調整過後又後悔早該下決心，早該退夠。因為下決心調整了，形勢就很快好轉，沒有一次出現一蹶不振。因此，我們可以得出一條經驗，不要怕調整，該調整的時候，就下大決心調整，不要前怕狼後怕虎，因為我們的調整，總的都是考慮周密的、清醒的、健康的調整，而不是潰退。
「軟著陸」是應當爭取的。但是太「軟」了，就著不了陸。1985年提出軟著陸，就沒有著下來，1989年還得動大手術。1993～1997年軟著陸是成功的，但用的時間太長了，付出的代價如何，沒有人算賬。
有一副對聯：「焦頭爛額為上客，曲突徙薪無恩澤」。救火者固然有功，但提倡曲突徙薪的更應當受到尊重。不能老忙著救火，要研究「曲突徙薪」之道。
我們要向陳雲學習，認真地總結歷史經驗，接受歷史教訓。
[參引文獻]
[1]《陳雲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5～237頁。
[2]朱佳木主編《陳雲年譜(1905～1995)》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年版，第233頁。
[3]《十三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中，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80～687頁。
[4]《李先念文選》，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2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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