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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治通鑒|一百四十三、黨錮之亂(上)

原標題:資治通鑒|一百四十三、黨錮之亂(上)



面對大臣們的凌厲攻勢,宦官當然要自保。在吃了幾次虧之後,宦官們也開始團結起來,出手打擊大臣集團的領袖。


延熹八年(AD165)三月,士族集團中的不少高級官僚先後遭受宦官的陷害。首當其衝的是當時士族精神領袖河南尹李膺。說來很荒唐,他之所以受罪,起因於他一封彈劾另一位官員的上書。當時,時任北海太守的宛陵豪族羊元群在任上被罷免。此人貪贓枉法,無所不用其極,連郡府廁所里的有趣玩意兒都不放過要順手牽羊帶回家去。為人正直的李膺當然不會善罷甘休,他向朝廷上表,要求查驗羊元群的罪行。羊元群便向宦官行賄,宦官們竟然將此案顛倒了黑白,指控李膺為誣告,下獄。


除了李膺之外,另外兩名九卿成員(副國級領導幹部)也因為得罪宦官下獄。廷尉馮緄因為將單超弟弟單遷拷打致死遭到宦官們的聯手迫害,最終因匿名信誣告而下獄;大司農劉祐則因為下令沒收宦官的家產而遭致飛來橫禍。此三人最終被劉志下令罰作苦役,後來經過陳蕃等人的屢次陳情,才得以免罪釋放。

宦官們扳回一城。


這也拉開了臭名昭著的「黨錮之亂」的序幕。


士宦之爭


矛盾的激化起於延熹九年(AD166)的幾樁「冤案」。


第一樁冤案發生在一位富豪身上。宛縣有一位富商名叫張泛。這個人很活絡,憑藉自己與皇宮中某位妃子的親戚關係,加上善於雕刻點為社會精英喜聞樂見的小物件,就攀上了宮裡的宦官們,經常不斷地給他們送禮,並倚仗他們的勢力在地方上橫行霸道。當地太守成瑨看不下去,將張泛逮捕入獄。不久後,朝廷頒布大赦令,尚處獄中的張泛理應被釋放。但是,成瑨對張泛這樣的宦官走狗實在深惡痛絕,竟然不顧朝廷大赦,將其誅殺,還對此案做了擴大化處理,收捕其宗族賓客共二百餘人,全部處死。而且,成瑨還來了個「先斬後奏」,一直等到人全部殺光後才奏報朝廷。張泛的妻子跑去向宦官們討說法,畢竟交了那麼多保護費,最後卻落得個慘死的下場,太不划算了。宦官呢,也都覺得成瑨其實是沖著他們去的,因此必須報復。中常侍侯覽親自出面,指使張泛妻子上書鳴冤。


無獨有偶,其他地方也發生了類似案件。在太原,太守劉瓆抓了在當地驕縱恣肆的小黃門趙津,並且也是在朝廷頌布大赦令後,打著為民除害的旗號將他誅殺。這事比張泛案件的指向性更加明確,宦官們自然恨得咬牙切齒。於是,趁著張泛妻子上書伸冤的機會,宦官們添油加醋,給成、劉二人抹了不少黑。劉志聽聞後勃然大怒,將二人召到洛陽,下獄拷問。宦官的爪牙趁熱打鐵,彈劾成、劉二人罪大惡極,建議天子下詔將他們斬首示眾。


包括太尉陳蕃在內的許多人上書為他們說情,但都未能打動劉志——對劉志來說,藐視大赦令,實際上是在藐視天子權威,怎麼能釋放?成、劉二人最後還是死在了獄中。


還沒完,地方上的士、宦衝突仍然在繼續上演,甚至連宦官領袖中常侍侯覽也沒倖免——因為為其母興建不符禮制的高大墳冢而遭到當地太守翟超任命的東部督郵張儉的彈劾。侯覽十分神通廣大,他自作主張將這份彈劾自己的上書扣下了。但是,他沒料到張儉是個不要命的主兒,等了幾天沒拿到回復,居然自說自話將侯覽母親的墳給扒了,還跑去把他家抄了,完事之後重新上書一封詳列侯覽的罪狀。


另一名後宮紅人中常侍徐璜的侄子徐宣在擔任下邳縣令時,也為非作歹,甚至因求親不成公然殺害前汝南太守李暠的女兒,最終被東海相黃浮抓捕下獄。黃浮知道徐宣的後台是宦官,但他毫不畏懼,對左右說:「徐宣是國賊,今天殺死他,就算我明天為此而被殺死,也值了!」在他這種決心之下,徐宣最終被公開斬首。


宦官們自然不會對此忍氣吞聲,他們發起了更為猛烈的報復。兩位二千石官員翟超、黃浮也迎來了被捕下獄的結果,劉志下詔判處髡刑,並罰作苦役。

但是,士族大臣們並沒有因此氣餒,他們仍然在不斷地秉持自己的價值觀,打擊姦邪。接下來出馬的是他們的精神領袖之一:李膺。


李膺前一次得罪劉志,雖然最終免於獲罪,但仍然被雪藏了一段時間才得以重返官場。但他一返回,就擔任了司隸校尉,負責督查京師地區。這樣的任命對於李膺來說簡直就是如魚得水,嫉惡如仇的他終於可以大展拳腳了。


聽聞李膺出任司隸校尉,野王令張朔——宦官小黃門張讓的弟弟——自知犯法無數,一定會為李膺抓捕,趕緊棄官不做,逃回洛陽哥哥張讓家中。為了怕李膺來個上門抓人,他還煞費苦心地藏在了合柱中。但即便如此,也沒能擋住李膺。他率領吏卒破開合柱,將張朔逮捕下獄,聽完供詞後便立即處決。這當然引發了張讓的讒言。在面見劉志的時候,李膺講述了事情的來龍去脈,並表達了自己誓死為國除害的決心。劉志聽了以後,非常意味深長地沉默了一段,過後對一旁的張讓說:「這都是你弟弟的罪,司隸校尉有什麼過失?」於是,出乎所有人的預料,李膺在此事中竟然全身而退!此事之後,李膺就成了所有宦官的夢魘,害得他們連休假日也不敢出宮。劉志對此覺得很奇怪,問他們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大家一齊叩頭哭泣說:「我們都害怕司隸校尉李膺啊。」


經過這次後,李膺信心大增,做起事來也更加放開手腳了。延熹九年(AD166)的「大赦風波」中,李膺也參與其中。他殺的是一位名叫張成的占卜大師。這個人在當時是了不得的人物,跟宦官關係十分緊密,而且還多次應劉志的要求進行占卜。占卜在東漢政治生活中是一項很重要的活動,能夠對朝政大事產生影響——包括預測和決定大赦的時機。由於掌握了這樣的先機,張成預測到適當的天時後——知道朝廷會下發大赦令——命令其子殺人,企圖通過大赦免罪。後來的事情自然「如其所料」。


然而,抓了張成父子的是李膺。他了解了整件事的經過後,愈加憤怒——利用自己的占卜技術公然鑽國法的空子,是可忍、孰不可忍?於是,張成父子算準了天時、卻料不到人事,最終還是被處斬了。


但是,這件事也給了宦官一個鬥倒李膺的把柄。而且,他們還藉此機會大做文章,以圖將士族政敵一網打盡。他們指示張成徒弟牢修上書,指責李膺等人結黨為亂。


「膺等養太學游士,交結諸郡生徒,更相驅馳,共為部黨,誹訕朝廷,疑亂風俗。」


士族結黨


客觀地講,宦官的指責沒有錯,前朝的士族確實在結黨,而且這種風氣已經有一定的基礎了。


這件事最早可以追溯到劉志即位初期。他還是蠡吾侯的時候,曾經拜甘陵的周福為師,讀書學習。等到他當了皇帝以後,周福也被提拔為尚書。與此同時,和周福同郡的河南尹房植,在朝廷中也很有名望。於是就有人編了一首歌謠:「天下規矩房伯武(房植),因師獲印周仲進(周福)。」這本是誇讚兩位大臣的歌謠,卻漸漸在兩家各自的門徒賓客之間產生嫌隙,導致兩派人互相譏笑和攻擊。甘陵這個地方的士人就開始站隊,自動分為兩個部黨,這是「部黨」之說的肇始。這種黨爭很無聊,純粹是為了政治利益的爭鬥,無關善惡,唯一的好處在於,為士族積累了鬥爭經驗。

到劉志執政的後期,士族逐漸發現,朝廷大權被宦官所左右,士族大臣們難以插手。為了提升自己這方的力量,一些士族就自發團結起來開始有意識地「結黨」,希望通過這種方式集中力量來與宦官作鬥爭。


和許多其他時代類似,在這個過程中,態度最激進的是年輕一代——太學生。當時這個群體共有三萬餘人,都在洛陽。學生嘛,大多有很深的理想主義情懷,自然拿李膺、陳蕃等素有清譽的大臣作為自己的精神領袖和楷模榜樣。學生中間流行這樣一句讚美他們的話:「天下楷模李元禮(李膺),不畏強御陳仲舉(陳蕃),天下俊秀王叔茂(王暢)。」學生領袖郭泰和賈彪還積極與李膺、陳蕃、王暢等人互相褒揚標榜。


太學生的理想主義和激情感染了朝廷內外,一時間朝野上下競相以品評政策善惡得失為時尚。這讓他們成為了當時一股很有影響力的「輿論力量」。其他的朝廷大臣,由於害怕受到這種輿論的譴責和非議,不得不放下架子、爭先恐後地和他們結交。這便形成了「士族部黨」的雛型。


而李膺因為經常嚴格執法,名聲大噪,成為這個黨的最重要領袖。讀書人紛紛以受到他接見作為至高的榮譽,甚至將此稱為「登龍門」。


所以,當牢修的上書提交到劉志手中的時候,劉志立刻被書中所奏李膺的行為所激怒。他馬上下令從中央到地方的官府布告天下、捉拿黨人。


為劉志所震驚的是,當這道詔令經過三公官府的時候,太尉陳蕃竟然將之硬生生頂了回來,拒絕在上面簽名。他的理由很冠冕堂皇:「詔令上所搜捕的,都是海內享有盛名、憂心國事、忠於國家的大臣。對於這些人,就算他們犯了什麼罪過,也應該寬宏大量。現今罪名暖昧不明,就將他們逮捕拷打,道理何在?」


陳蕃的這番說辭讓劉志愈加憤怒——連三公都公然包庇黨人,這以後到底是誰的天下?於是,他越過三公直接下令逮捕李膺等黨人,並對案件做了擴大化處理。從這些人開始,接二連三地牽扯出太僕杜密,御史中丞陳翔,太學學生陳寔、范滂等二百餘人。一時之間,懸賞捉拿黨人的布告、派遣出去搜捕黨人的使者,到處都可以見到。


在這種白色恐怖之下,許多士族黨人展現出不畏強權的勇氣。熱血青年、太學生陳寔說:「吾不就獄,眾無所恃。」——自己跑到監獄主動要求囚禁。另一位太學生領袖范滂被捕,送到監獄,獄吏要他祭拜皋陶(舜時期掌管刑法的「理官」,中國司法鼻祖),范滂卻說:「皋陶是古代直臣,如果我范滂沒有犯罪,他會替我向天帝申訴,如果我犯了罪,他自然會秉公執法,祭祀他又有什麼裨益?」——義正詞嚴,絲毫不為形勢所挾持。


見到士族黨人紛紛被捕,太尉陳蕃再次上書,在劉志面前極力陳情,言辭激切,最終也落得免官的下場。


關鍵時刻,竇皇后——劉志的第三任皇后——的父親竇武在太學生領袖賈彪的遊說下出面為黨人求情。由於此時離事發已經過了一段時間了,劉志也已經沒有先前那麼憤怒了,便稍稍放鬆對黨人的嚴厲措施,命令中常侍王甫前去審訊。

史載,王甫為范滂等人的言辭所打動,加之士族在拷問中說到了不少宦官的名字——希望將他們一同拖下水——宦官們也出面請求劉志赦免黨人。永康元年(AD167),劉志下詔,大赦天下,改年號為永康。此案涉及到的二百餘黨人,全部遣送回鄉,同時,將這些人的姓名編寫成冊,放置在三公府中,終身不得再出來做官。


這便是「黨錮」。


天子的心思


對於黨錮事件,大多數人將其視為士族集團和宦官集團的一次政治鬥爭。其實這樣說並不全面。


黨錮的背後,其實是士族、宦官和天子三方的角力。


不同於先前的傀儡天子,劉志還是一位有獨立想法並且一直努力獨攬大權的皇帝。縱觀他的執政經歷,他其實一直在暗中利用士族、宦官的力量,通過他們之間的爭鬥,在不同階段打一方扶一方,從而鞏固自己的權威。


這就解釋了為什麼劉志一會採納大臣諫言打擊宦官,導致「五侯」落馬,一會又轉變主意聽信宦官誣陷,讓九卿下獄了。


說白了,這都是他在搞權力平衡。


不過,在黨錮一案中,劉志卻表現出「一邊倒」的態度。


那麼,究竟是什麼惹惱了劉志,讓他一度放棄「權衡」之術,毫無保留地打擊士族呢?換句話說,在劉志眼中,士族結黨的實質究竟是什麼?

不為別的,正是因為劉志認為,士族結黨的矛頭不僅僅只指向宦官,還對準了自己。


黨錮的起因,是源於包括李膺在內的士族大臣無視天子下發的大赦令,違法殺人——儘管殺的都是宦官集團的黨羽、十惡不赦的壞人,但仍然是公然違抗法令,挑釁天子權威的行為。


更讓劉志無法容忍的是,這些公然違法之人還振振有辭,說什麼天理公義,以此來說明自己違法的正當性。那麼好了,你們如今能拿天理公義清君側、殺宦官,誰能保證以後不拿天理公義來廢天子呢?


此外,這些人還自發成立了自己的組織,擁立了自己的領袖,還以輿論為武器逼迫大臣們跟他們結交,進入他們的組織,並將自身的組織和領袖置於朝廷和天子之上,壓根不把劉志放在眼裡。


宦官雖貪,凡事至少還會尊重皇帝意願,他們的權勢都還需要通過劉志來實現。加之宦官這個集團比較鬆散,內部相互之間也多有爭鬥,比黨人這塊嚴密的石板來說,破綻多多了。對於皇權至上的劉志來說,他自然更會偏心於宦官了。


不過,即便是這樣,劉志依然給士族留了條活路,畢竟,崇尚「權衡」的他也不會容忍宦官坐大的。而宦官呢,也表現出了比士族更高的「情商」,在劉志發出「台階」信號的時候,敏銳地抓出機會,以「天時」為理由放了士族一馬。


然而,士族黨人沒有領情,他們也不能領宦官的情。面對禁錮終身的最終判決,他們沒有氣餒,結黨之風反而愈加熱烈了。說幾件事讓大家感受一下。


第一件。黨錮案發後,時任度遼將軍的皇甫規,發現自己竟然不在黨人名單之列,認為受到了奇恥大辱。哥們忙不迭地奮筆上書,舉了很多證據,一定要朝廷承認自己「黨人」的身份,並給自己治罪——給人的感覺是「黨人」身份完全不是什麼污點,反而是高貴的政治資本和榮譽稱號。考慮到他是當時的邊防重臣,維護國家的邊境安全,朝廷對他這種「瘋癲」舉動不理不睬。


第二件。黨錮結案後,黨人們非但不承認錯誤,還繼續之前抱團的傾向,并力圖將這個風氣更深入地傳播開去。他們內部將比較有名氣的大臣、士族編了名號,最上等的叫「三君」,之後有「八俊」、「八顧」、「八及」、「八廚」等——不禁讓人聯想起《天龍八部》里的明教,什麼左右光明使、四大法王、五散人。這種行為比之先前頗有點變本加厲的意味。


這事沒完,好戲還在後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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