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濤：公共外交視角下的新科倫坡計劃

公共外交是澳大利亞對外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2013年，澳大利亞推出了新科倫坡計劃，旨在通過澳大利亞大學生在印度—太平洋地區的學習與實習來實現其戰略目標。該項目的推出是澳大利亞對外援助的重要轉向，反映了澳大利亞對印太地區公共外交的重視。該計劃實施後取得了明顯的成效，但同時也存在著不小的挑戰，其在提出與實施過程中的許多做法值得中國借鑒。

澳大利亞是大洋洲地區最重要的國家，也是國際政治舞台中不可小覷的中等強國。長期以來，澳大利亞十分重視公共外交。2013年，澳大利亞政府推出了新科倫坡計劃。該項目的推出是澳大利亞對外援助的重要轉向，反映了澳大利亞對印太地區公共外交的重視。

「新科倫坡計劃」提出背景及主要內容

20世紀50年代，英聯邦國家曾經發起科倫坡計劃，該計劃旨在通過以資金和技術援助、教育及培訓計劃等形式的國際合作，來促進南亞和東南亞地區的社會經濟發展。在科倫坡計劃的實施過程中，澳大利亞扮演了積極的角色，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2013年，當時還是在野黨影子外長的朱莉·畢曉普提出設想，希望澳大利亞最優秀、最睿智的大學生能夠到印度洋—太平洋地區學習、工作和生活。2013年9月，自由黨—聯盟黨贏得大選後，該計劃就成為聯盟黨政府的重要外交議題。新科倫坡計劃包括兩個項目：一個是獎學金項目（一般是長期項目），另一個是短期研習項目。其申請對象是年滿18周歲到28周歲的在澳大利亞大學就讀年以上的大學生。該計劃中的獎學金項目可以支持學習、實習或者良師益友輔導項目，但是至少應包括學習部分，每個獎學金項目可以持續3到19個月，資助額度最高2萬澳元一學年。該計劃中的短期研習項目主要由澳大利亞大學提供資金，用來支持澳大利亞大學生在印度—太平洋的40多個國家和地區參與半個學期或者短期的學習、實習、良師益友輔導、實踐和研修等活動，資助額度從1000澳元到7000澳元不等。

新科倫坡計劃鼓勵私人企業和部門參與該計劃，通過新科倫坡計劃實習和指導網路、短期夥伴計劃以及商務精英計劃三個項目，為學生提供在印度—太平洋各個國家和地區進行有價值且與課程聯繫緊密的實習和工作機會。新科倫坡計劃還建立了完善的校友聯繫網路，鼓勵校友保持聯繫，共享學習和工作經驗，共同進步。

2018年，新科倫坡計划進入實施的第5個年頭。在實施過程中，有超過17500名澳大利亞本科學生在印度—太平洋地區的40個國家生活、學習和工作。

新科倫坡計劃的效果與不足

國際教育是實現公共外交的重要手段。這種方式是持久的，因為對知識的渴望和渴求是人類不變的本性，國際教育正是利用了這一點，產生持久的效果。這種方式也是十分有效的，能夠持適應當今世界複雜的相互聯繫。

在歷史上，澳大利亞參與的科倫坡計劃吸引了大量來自亞太地區發展中國家的學生。這些學生在澳大利亞的留學經歷使得他們對澳大利亞產生了相當的認同感，他們中有很多人後來進入了各自國的精英群體，包括新加坡第一任民選總統王鼎昌、印度尼西亞副總統布迪約諾、印度尼西亞貿易部長馮慧蘭、馬來西亞商界巨頭阿南達等。

而進入21世紀，澳大利亞推出「逆向」的新科倫坡計劃，其目的則是為了更好地融入亞洲，增強更多的澳大利亞學生和未來精英對亞太的認知。新科倫坡計劃通過為澳大利亞學生提供海外學習、研修和工作的機會，幫助他們提升跨文化交際能力，極大地提升了澳大利亞學生的素養。當習慣從多種視角看待問題和具有跨文化背景的學生回到澳大利亞，他們能夠更好地為澳大利亞服務。

根據澳大利亞官方評估顯示，前往不同國家和地區學習和工作的學生，收穫也各有不同。前往印度尼西亞學習的學生表示自己收穫了語言經驗，感受了跨國文化；訪問香港的學生表示自己在研究發展和文化方面受益最大；在日本學習的學生表示在接觸文化和研究金融發展方面收穫不少；訪問新加坡的學生反映在文化和工作發展上受益。

凱瑟琳·嚴（ Catherine Yen）是在澳大利亞國立大學學習哲學的亞裔學生，她一直希望能夠去印度—太平洋地區學習和工作。2016年，在新科倫坡計劃的支持下，她來到了泰國，在泰國法政大學學習，並在曼谷的一家報社實習。剛到泰國，凱瑟琳覺得曼谷十分「混亂」，但她很快「愛上了」。在報社，凱瑟琳的工作是將報紙上的故事從泰語翻譯成英語，不久她又就開始在街頭進行採訪。凱瑟琳希望將來能夠成為研究泰國問題的專家，她在泰國的學習的經歷以及人脈有助於她實現這一目標。凱瑟琳說：「學習泰語對我來說非常重要，因為有些經歷只能用母語分享」，「新科倫坡計劃讓我獲得了一份像我這樣背景的人原本無法進入的職業機會。」

阿瑪利娜·史密斯（ Amarina Smith）是來自格里菲斯大學的原住民學生，主修法律、政府和國際關係。阿瑪利娜在羅克漢普頓高中學習了普通話，一直對亞洲感興趣，因此申請獎學金。2016年她獲得科倫坡計劃資助在中國香港大學學習，並在香港的一家法律公司實習。回顧其在香港的學習和實習經歷時候，阿瑪利娜指出：「我期待著擴展我的文化知識，特別希望能夠研究少數民族的權利以及如何影響澳大利亞和太平洋地區國家。在香港的經歷使得我學到了知識，了解到其他國家如何處理這些問題，我將這些知識和理解帶回澳大利亞，幫助當地的原住民改善生活環境，享有其權利。」

促進與該地區社會、文化和組織之間的廣泛聯繫是澳大利亞公共外交的核心要素之一。大量的數據表明，新科倫坡計劃促進了澳大利亞在該地區的教育和商業目標。儘管在項目實施初期，大學受到能力的限制，存在不少問題，但是新科倫坡計劃在很大程度上成了大學之間尋求合作、增進了解的平台和催化劑。

不過，在肯定新科倫坡計劃取得成功的同時，我們也不難發現，該計劃也存在著不少值得思考或者亟待解決的問題。首先，學生感興趣的國家和大學與作為公共外交工具的目標國家與大學之間存在著不小的差異。在澳大利亞政府看來，新科倫坡計劃學生的目標國分布越廣泛、相對不發達的國家越多越符合其預期的戰略目標，但是澳大利亞學生的興趣和選擇往往集中在該地區最發達的個別國家。以2014年新科倫坡計劃最後提名的學生為例，當年該計劃的目標國和地區有印度尼西亞、日本、新加坡和香港。理想狀態下，去這四個國家和地區的學生比例應該大致相同，而且去印尼的學生應該更多一些。但是實際情況是，在獎學金項目的40名學生中，去印度尼西亞的只有5人，而去日本的有11人，去香港有12人，去新加坡有12人。近年來，這種地域不均衡的情況有所緩解，但是學生們的目標國集中在該地區最發達的個別國家的優選傾向並沒有根本變化。

其次，新科倫坡計劃中的短期和長期項目在實施中存在矛盾，學生們相對更願意選擇短期項目。儘管亞太地區對澳大利亞學生的吸引力在持續增加，但是他們熱衷的更多是短期留學或者實習項目而不是長期項目。2014年新科倫坡計劃資助獎學金項目40人，實習項目1300人，而2018年新科倫坡計劃資助獎學金項目預計120人，實習項目13000人。從2014年和2018年的數據來看，短期的項目人數大大超過長期項目的人數。一般說來，對語言的浸淫和文化的體驗需要在目標國生活較長時間深度融入才能實現，而短期的蜻蜓點水往往很難實現預期目標。

最後，新科倫坡計劃在年齡和學業成績等方面嚴格限制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必要的，也因此備受爭議。新科倫坡計劃的遴選對象是澳大利亞「最優秀和最聰明的學生」，並致力於培養未來澳大利亞的領袖。這種定位或者標籤在很大程度上不僅將普通的澳大利亞大學生排除在外，而且給人造成該項目僅僅是為精英階層服務的印象。對年齡的限制也不利於不同年齡段的澳大利亞人的體驗。從實現澳大利亞公共外交的目的和手段來考慮，增加對年齡和學習成績考量的靈活性，同時綜合考慮不同學生的家庭背景和社會因素，更能夠實現澳大利亞的戰略目標。

新科倫坡計劃對中國的啟示

就新科倫坡計劃從提出到運行的過程來看，有很多值得我們借鑒的地方。

首先，中國應該更加重視「一帶一路」的框架下針對周邊國家的專項雙向交流項目。中國政府歷來重視派遣本科生出國留學，中國每年有大量的學生出國留學。但是，中國學生首選的留學地多在西方發達國家，而去周邊國家（尤其是周邊發展中國家）留學相對不足。要改變這一狀況，仿照新科倫坡計劃，建立周邊國家專項計劃是一個抓手。這個專項計劃應該是雙向的，一方面鼓勵中國優秀大學生到周邊國家學習和工作，另一方面也提升周邊國家大學生來華進修的力度。2016年，教育部就公布了「一帶一路」教育計劃，宣布未來3年，中國每年面向沿線國家公派留學生2500人。未來5年，建成10個海外科教基地，每年資助1萬名沿線國家新生來華學習或研修。這是一個良好的開始，但力度還應該進一步加大。

重視企業參與，強調實踐，注重校友會的功能。鼓勵企業參與，特彆強調在目標國的實習是新科倫坡計劃的鮮明特點之一。而相對來說，中國留學生在海外實習（尤其是踏踏實實在目標國進行深入的研究）相對不足。因此，鼓勵學生去周邊國家的外國企業和中資企業短期實習，增強與當地民眾的互動和交流，將是未來留學生政策調整的一個重點。此外，新科倫坡計劃重視校友會建設的經驗也值得我們借鑒，校友會是一個巨大的網路，是校友之間互相溝通的橋樑，可以打造一個創業者帶創業者及就業者的可信度極高的小圈子，共謀福利。

最後，更加註重宣傳，提升優質項目的知名度。新科倫坡計劃實施五年來，澳大利亞政府的各級官員（尤其是外交部部長和教育部部長）在亞太國家演講以及與各國領導人會面時必談該計劃。澳大利亞政府專門設有項目計劃辦公室，負責宣傳和協調。澳大利亞政府通過在大學舉行展覽會，舉辦研習學生歡迎會、校友聯誼會及新科倫坡計劃論壇等方式提高知名度。他們還通過新媒體及時推送相關信息和動態，讓公眾熟知這一計劃。這些措施，我們在實施類似計劃的時候，可以借鑒。

責任編輯/張玲 顧心陽

圖文編輯/孟涵

作者 | 江濤

簡介 | 中央財經大學政府管理學院副教授，廣西大學中國—東盟區域發展協同創新中心研究員

來源 |本文刊於《公共外交季刊》2018年春季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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