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故事——東漢第一次黨錮之禍

原標題：歷史故事——東漢第一次黨錮之禍

桓帝誅滅梁冀以後，宦官單超、左倌、徐璜、具瑗、唐衡5人因謀誅梁冀有功，被同日封侯，世稱「五侯」。單超任車騎將軍，位同三公。大權從此又落入宦官手中。宦官五侯及其親屬的專橫，不僅朝中正直官員反對，就連桓帝也開始擔憂，所以對四侯又慢慢開始限制。桓帝對於宦官五侯的抑制，只是為了強化皇權，並不想清除，故而對他們稍加抑制後，大權還是交給了他們。而新被重用的宦官在上台後，也同樣殘暴專橫，魚肉人民。

桓帝經歷過沒有實權的痛苦，因此一旦大權在握，桓帝就將其牢牢的抓住，不肯輕易放開。為了保證權力最大限度的掌握在自己手裡，桓帝儘可能的使用所謂的「舊故恩私」，其中最得桓帝信任和器重的，就是宦官。桓帝重用宦官，不僅因為宦官在他奪取實權的過程中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宦官的一切權勢，都是直接來自皇帝本人，而不是他們自己的背景。

公元166年（延熹九年），宦官趙津、侯覽等黨羽與張泛、徐宣等人為非作歹，並故意在大赦之前犯罪，期望以此逃脫懲罰，而官員成瑨、翟超、劉質、黃浮等不畏權貴，在大赦以後仍然按律處置了這些人。宦官等人向桓帝進言，桓帝聽信一面之詞，重處了這些官員。

桓帝認為，士大夫是最靠不住的一群人，他們要麼當叛徒，要麼當烈士，總之他們幹不成任何有實際意義的事情。這樣一來危及到外戚和士大夫們的權益，於是，士大夫們開始對宦官進行打擊，從而引發了宦官與士大夫之間的第一次激烈衝突。最先發難的是南陽太守成晉逮捕了與宦官關係很好的當地富商張汜，結果正遇上桓帝宣布大赦，而成晉為了打擊宦官，竟置朝廷法律於不顧，不僅殺了張汜本人，還殺了張的宗族以及賓客200多人，然後成晉才以英雄者的姿態向桓帝上奏。幾乎在同一時期，同樣性質的案件也發生在汝南。汝南太守劉質逮捕了小黃門趙津，然後也是不顧朝廷的赦令，先將趙津拷打至死，然後才向朝廷上報。

這兩件大案從表面上看，有兩大特點，首先兩位太守的行為是非法的，其次是這兩次案件的處理對象，確實犯有大罪。而究其根本，則有一個共同點，就是兩案的當事人，都從屬於宦官勢力集團。所以這兩個案件本質上，就是士大夫集團，打著正義的旗號，以犧牲法律的尊嚴為代價，打擊宦官集團。士大夫們發起的這次「攻擊」，從最表層看，是正義的，至少是符合儒家思想中的正義的;但從深層看，是非法的，是對朝廷赦令的無然無視;而從本質上看，就是一次政治鬥爭。

既然是鬥爭，而且士大夫們已經「非法」在先，而所謂的宦官們本來也不在乎自己在士大夫心中的「道德形象」，因此宦官毫不客氣的展開了「反擊」。紛紛向桓帝提出申訴，同時又鼓動張汜的妻子上誅。桓帝聞知此事，索然大怒，因為在桓帝看來，這根本就是地方執政者公然對抗中央，這是要獨立啊。桓帝當即下詔，將成晉、劉質一併逮捕，按律處斬。

可是士大夫們卻沒有就此屈服，野王令張朔是宦官常侍張讓的弟弟，性情殘暴，有一次殺了一位孕婦，事後躲在張讓家中。司隸校尉李膺知道後，跑到張讓家裡大搜捕，結果從夾壁牆裡將讓朔搜出來並且處以死刑。士大夫們如此頑強的抵制以桓帝本人為總後台的宦官集團，當然會招致來自宦官集團和桓帝本人的共同打擊。

延熹九年，宦官派人誣告李膺等人結交太學生、都國生「共為部黨，誹訕朝廷，疑亂風俗」。桓帝聽說後，比以往任何一次事件都感到震怒，命令天下各郡各國，逮捕黨人，並公告天下，好讓天下人都憎惡他們，又逮捕了李膺等人。由此牽連到的陳寔等人約有二百餘人，即使有人逃亡沒有被捉到，也都被懸賞通緝。奉命傳達捉拿黨人的使者四面出發，數量多得互相在大道上可以望見。

第二年，尚書霍諝、城門校尉竇武共同上表為黨人求情，桓帝的怒氣才稍稍緩解，下詔釋放黨人們回家，但仍對其實施終生禁錮。並且將黨人的名字記錄在案。這就是歷史上有名的黨錮之禍中的第一次黨錮。

桓帝通過黨錮，打擊了士大夫勢力的同時，也打擊了正義;強化了皇權的同時，也使得宦官集團勢力坐大。最終弊大於利，為東漢王朝最後的覆滅埋下了禍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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