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文宗——歐陽修在中國史學史上的重要地位
歐陽修在中國史學史上的重要地位
（井岡山大學廬陵文化研究中心 黃惠運）
歐陽修不僅是我國文學史上著名的「唐宋八大家」之一，而且是繼司馬遷、班固之後又一位史學大師、金石學家、譜牒學家。他與宋祁合編《新唐書》、獨著《新五代史》，一人獨佔兩部正史；因編纂《集古錄》而成為金石學鼻祖；與王堯臣等合編《崇文總目》，成為著名文獻目錄學家；因創編《歐陽氏圖譜》而成為譜學之宗。歐陽修在歷史編繁學、歷史考據學和歷史文獻學上篳路藍縷，開拓創新，作出了傑出貢獻，具有重要地位。
一、歐陽修一人獨佔兩部正史
歐陽修與宋祁合編《新唐書》，獨著《新五代史》，一人獨佔兩部正史。在「二十五史」中，一人獨佔兩部正史者只有歐陽修、姚思廉、李延壽、脫脫四人。
宋仁宗認為舊（唐書》淺陋，於是下詔重修。前後參與（新唐書）編輯工作的有歐陽修、宋祁、范鎮、呂夏卿、王疇、宋敏求，劉羲叟、梅堯臣等人。其中列傳主要由宋祁負責，本記志、表主要由歐陽修負責，最後由歐陽修統稿完成。嘉右五年（1060），歐陽修和宋祁合著的《新唐書）完稿，由曾公亮進呈。出於謙遜，表示尊敬，所以《新唐書》署「歐陽修、宋祁撰」。全書225卷。包括本紀10卷，志50卷，表15卷，列傳150卷。為了區別於後晉所修《唐書》，是命名為《新唐書》。
《新唐書》與《舊唐書》比較，確有特點和優點。首先，《新唐書》的作者對志、表下了一番功夫，新創了《儀衛志》《選舉志》《兵志》，記載了唐朝儀仗帳幕、學校科舉、官吏銓選、軍制沿革之事，此例為以後諸史所沿襲。《地理志》系統著錄全國軍府、屯防軍鎮、水陸交通等，內容鎮密博贍優於舊史。《五行志》只記自然災害而不以附會人事。《藝文志》備收唐人著作，比《舊唐書·經籍志》較全。其他各志也分別增補了新資料，質量多在《舊唐書》之上，最受人稱道。《新唐書》恢復了《史記》《漢書》設表的傳統，立宰相、方鎮、宗室世系和宰相世系4表，其中《宰相世系表》尤有特色，便於稽查人物，雖然它採用各家譜碟，多有謬誤與遺漏。但是，要了解唐代宰相參錯進退、宗室世族的升降隆替，方鎮勢力的消長離合，《新唐書》「四表」有重要參考價值。其次，《新唐書》的內容「其事則增於前，其文則省於舊」。雖然刪減了一些史實，但文字更為精簡，明白曉暢。需要指出的是宋祁編撰的列傳與歐陽修編撰的本記、志、表合在一起時，並沒有經過嚴格的整齊劃一，因此存在風格不同的缺點。
歐陽修「以薛史繁猥失實"於是重加編定五代史。用十八年(1036一1053)時間編成《新五代史》一書，這是唐代設館修史後唯一的私修正史。《新五代史》原名《五代史記》，後世為區別於薛居正等官修的五代史，稱為新五代史。
《新五代史》全書74卷，包括本紀12卷、列傳45卷、考3卷、世家10卷、世家年譜1卷、四夷附錄3卷。歐陽修稟承孔子《春秋》筆法、「褒貶」義例，《舊五代史》改編重修。《宋史·歐陽修傳》評價：「自撰《五代史記》，法嚴詞約，多取《春秋》遺旨」。在編撰體例方面，新五代史改變了舊五代史的編排方法。舊五代史分梁書、唐書等書，一朝一史，各成體系；新五代史則打破了朝代的界限，把五朝的本紀、列傳綜合在一起，依時間的先後進行編排。舊五代史不分類編排列傳；新五代史則採用類傳的形式，設立《家人傳》《臣傳》《死節傳》《死事傳》《一行傳》《唐六臣傳》《義兒傳》《伶官傳》《宦者傳》《雜傳》等名目。每類傳目，內寓「褒貶」義例，譬如將相大臣，凡專事一朝的在《臣傳》，歷事幾朝的則列《雜傳》；根據死者忠的不同程度，分為兩等，頭等的進《死節傳》，次等的入《死事傳》。《新五代史》的世家及世家年譜，大致相當於《舊五代史》的《世襲列傳》和《僭偽列傳》，明確將中原以外的割據政權分為吳、南唐、前蜀、後蜀、南漢、楚、吳越、閩、南平、北漢等十國。各小國的劃分編排，條理清晰，首尾完具，顯然勝於舊史。
《新五代史》撰寫時，增加了《舊五代史》所未能見到的《五代會要》《五代史補》等書籍內容，採用了實錄以外的筆記、小說等多種材料，尤其在《十國世家》《于闐錄》《司天考》等篇目中補充了許多史料，因此內容更加翔實，史料價值更高。歐陽修撰史，選材講究，結構嚴謹，文字凝練，不渲染「天命」而注重人事，創《職方考》，獨樹一幟，頗受稱道。但《新五代史》對舊「志」部分大加繁削，則不足為訓，故史料價值比《舊五代史》要略遜一籌。平心而論，兩部《五代史》各有短長，可以互為補充，都是研究五代十國歷史的重要著作，不應偏廢。所以，《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謂：「二書繁簡，各有體裁，學識兼資，難於偏廢。」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評價：《新五代史》，宋歐陽修撰，本名新五代史記，世稱五代史者，省其文也。唐以後所修諸史惟是書為私撰，故當時未上於朝、修歿之後始詔取其書，付國子監開雕，遂至今列為正史。「大致褒貶祖《春秋》，故義例謹嚴；敘述祖《史記》，故文章高簡，而事實則不甚經意……然則薛史如左氏之紀事，本末賅具而斷制多疏，歐史如公谷之發例，褒貶分明而傳聞多謬……修之文章冠冕有宋，此書一筆一削尤具深心，其有神於風教者甚大。」陳師錫五代史記序也肯定了《新五代史》的學術價值與社會價值，認為歐陽修「春秋筆法」的褒貶義例是司馬遷、班固以來第一人，序雲:「五代距今百有餘年，故老遣俗，往往垂絕，無能道說者，史官秉筆之士，或文釆不足以耀無窮，道學不足以繼述依，來者無所考焉。惟廬陵歐陽公，慨然以自任，蓋潛心累年而後成書，其事迹實錄，詳於舊記，而褒貶義例，仰師《春秋》，由遷、固而來，未之有也。
二.編纂《集古錄》，成為金石學鼻祖
歐陽修晚年自號「六一居士」，他在《醉翁亭記》一文中說「吾《集古錄》一千卷，藏書一萬卷，有琴一張，有棋一局，常置酒一壺，吾老於其間，是為六一」。《集古錄》一千卷是歐陽修重要的金石考古專著，歐陽修因為編繁了與歷史學密切相關的《集古錄》一書，而成為金石學鼻祖、著名的歷史考古學家。在劉敞等人的幫助下，歐陽修編纂了金石學名著《集古錄》10卷。劉敞，字原父，臨江軍新喻（原江西新余市，今樟樹市黃土崗鎮）人，北宋史學家、經學家、散文家、金石學家，世稱公是先生，著有《公是集》54卷。嘉佑三年（1058），劉敞以翰林侍讀學士充任永興軍路（今西安市）安撫使兼知永興軍府事，將發掘所得的古器物，悉數購買收藏，分類整理，著錄研究，同時，為歐陽修描摹、拓印、考訂古器銘文，或贈送古器物，幫助歐陽修「考按其事」，如與殷、周史研究極有關係的毛伯敦、龔伯彝、伯庶父敦、韓成鼎等古器物都是劉敞贈給歐陽修的。對此，歐陽修十分感激。他在《前漢二器》跋中說：「余所集錄既博而為日滋久，求之亦勞，得於人者較多，而最後成余者原父也。」在《敦篋銘》跋中又說：「余家《集古錄》，自周武王以來皆有者，多得於原父也。」在《毛伯古敦銘》跋中說：「嘉祐中，原父以翰林侍讀學士出為永興軍路安撫使，其治在長安。原父博學好古，多藏古奇器物，能讀古文銘識，考知其人事迹，而長安秦漢故都，時時發掘所得，原父悉購而藏之。以予方集錄古文，故每有所得，必模其銘文以見遺。此敦，原父得其蓋於扶風，而有此銘，原父為孝按其事。
《集古錄》是我國保存至今的第一部金石學名著，這得益於周必大刻印《歐陽文忠公集》。周必大認為，一代文宗歐陽修，其文集遍行海內，惜無善本，以前刻印的諸本《六一居士集》「訛舛大甚」，有的「以意輕改，殆至訛謬不可讀」，有的「卷鐵叢脞，略無統紀」。他「私竊病之，久欲訂正」。紹熙二年（1191)春，周必大和郡人孫謙益、丁朝佐、胡柯，舊客曾三異等人遍搜舊本，旁采先賢文集，互加編校，且編寫年譜。同時，選派喻輯、胡彥等刻工數十人，重新刻印《六一居士集》。慶元二年（1196）夏，刻成《歐陽文忠公集》153卷，附錄5卷，刋之家熟。此書編次、體例，「本出必大」。周必大不顧年邁體弱，孜孜於刻書工作。他「率同志者朱黃手校如老書生」，「蓋逐一字皆經眼，每一篇必經手」，由於編定精審，「遂為善本」。周必大之子周綸又以所得歐陽修傳家本（即歐陽修之子歐陽棐所編次本)，囑曾三異校正，「益完善無遺恨矣」。從此，「周必大刻本」成了中國古代書籍史上有名的「家刻本」，歷代都被奉為私家刻書的典範。歐陽修文集本身就有很高的史料價值，其中的蘇軾序、宋史本傳、蘇撤撰神道碑、韓琦撰墓志銘、蘇軾、王安石祭歐陽修文，以及歐陽修為別人撰寫的神道碑、墓志銘、祭文等，都是重要的史料。《集古錄》這部金石學專著也賴以保存至今，成為考古研究的重要參考書籍，而劉敞編纂的（先秦古器記》卻鐵失不存了。
《集古錄》有重要的史料價值。歐陽修編纂《集古錄》一書千卷，又手寫題跋十卷，「古今巨觀也。」歐陽修精於文字學，所題一筆一畫，毫無懈意，精工極致，不僅保存了大量文物真跡，而且為歷史研究提供了原始資料依據。在《集古錄》中，
《集古錄》中，有解釋不清楚的古器物銘文，歐陽修予以書錄保存，「以待博學君子。」歐陽修寫道：毛伯敦、龔伯葬、伯庶父敦，「三器銘文，皆完可識，具列於左。」保存至後世辨認研究。漢郎中鄭固碑，在《集古錄跋尾》中也有記載，儘管「其中數語今多漫滅不見也」。但是，其史料價值不可泯滅，歷久不衰。
歐陽修集古題踐的宗旨就是金石證史。說：「予所集錄古文與史傳多
異」「余所集錄，與史傳不同者多。其功過難以碑礙為正者，銘志所稱，有褒有諱，疑其不實。至於世系、子孫、官封、名字，無情增損，故每據碑以正史。」「余於集錄正前史之闕者，多矣」「因並載夫可與史傳正其闕謬者，以傳後學，底益於多聞。」《集古錄》中有很多考訂史實之處。有關於名字的，如《唐書》載孔穎達字仲達，而唐于志寧所撰《唐孔穎達碑》則雲字沖遠，「可以正史傳之謬」。有關於年齡的，如史書上說張九齡壽六十八，而唐長慶三年立的《唐張九齡碑》雲六十三。有關於仕履的，史載：「張說卒，（張九齡）召為秘書少監、集賢院學士、知院事。」碑雲「副知」，到後來作相遷中書令始雲「知院事」。歐陽修以為，「而至於年壽、官爵，其子孫宜不謬，當以碑為是也。」歐陽修《集古錄》一書的金石證史價值不容忽視，與其瑰麗的文采異曲同工。所以，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史學家顧炎武說：「余自少時，即好訪求古人金石之文，而猶不甚解。及讀歐陽公（集古錄》，乃知其事多與史書相證明，可以闡幽表微，補闕正誤，不但詞翰之工而已。」
歐陽修是石鼓文發現後的第一個質疑者（卷一（石鼓文》)，後世疑石鼓文者所持論據多為歐陽修說法之拓展。歐陽修率先提出「石刻於秦」的年代問題。歐陽修提出「石刻於秦」說後，經過南宋鄭樵提倡，至近人馬衡撰寫《石鼓文為秦刻石考》一文，遂成為定論，其後更有唐蘭先生和郭沫若繼續考證，其說直至不可動搖。關於秦系石刻《詛楚文》的年代，熙寧三年（1070），歐陽修疑《詛楚文》為楚懷王時刻石，後來又修正此說，以為在頃襄王時。在歐陽修之後，董道、王厚之、王柏等人也有關於《詛楚文》年代問題的考證，但不出歐陽修所謂「非懷王則頃襄王」的說法。到了現代，經唐蘭先生和郭沫若等的進一步考證，其年代為楚懷王時已成定論。
三、合編《崇文總目》，成為目錄學家
1034年至1041年，北宋歐陽修、王堯臣、王沫等合作編製三館（昭文館、史館、集賢館）及別貯禁中秘閣藏書目錄。太平興國三年（978)，於三館左側新建崇文院。端拱元年（988)，詔分三館之書萬餘卷別為書庫，名曰秘閣，以別貯禁中之書籍，與三館合稱四館。景祐元年（1034），以三館及秘閣所藏圖書或謬濫不全，命翰林學士張觀，知制誥李淑、宋祁等看詳，定其存廢。訛謬者刪去，差漏者補寫。因詔翰林學士王堯臣、史館檢討王沫、館閣校勘歐陽修等校正條目，討論撰次，定著30669卷。分類編目，總成66卷。按四部分為45類，計經部9類、史部13類、子部20類、集部3類。史部特設「目錄」類，第一次立「道書類」「釋書類」於子部中。慶曆元年（1041年）書成進呈，宋神宗因三館（昭文館、史館、集賢館）新修崇文書院，故賜名《崇文總目》。後因崇文院改為秘書省，徽宗時，《崇文總目》改名《秘書總目》。然自南宋以來，諸書援引，仍謂之《崇文總目》。著錄經籍3445部。每類有敘，每書有釋，是中國較早的解題書目，起到「覽錄而知旨，觀目而悉詞」的作用。某些類別如「文史」「醫書」「釋書」等，以後長期成為官私目錄著作的定型。晁公武《郡齋讀書志》、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均繼承和效法了《崇文總目》的編製體例。
《崇文總目》是北宋前期國家藏書目錄，是我國現存最古的一部官修目錄，是古代目錄學巨著，與明代楊士奇等編製的《文淵閣書目》相媲美，具有重要的文獻目錄價值。五代戰亂，圖書嚴重散失。《崇文總目》保存了大量書籍篇目，每部書均有提要，首列書名、次卷數，又次為撰著人或注釋者姓名、年代，宮銜，最後考證是書存缺情況，兼敘書本流傳源流，所記甚為詳備，各類皆有序文，述其大義。原書已佚，清代寨修《四庫全書》時，據天一間藏不完整的抄本、《永樂大典》引文及歐陽修文集輯為12卷。後來錢東垣、錢侗、金錫也、秦鑒等進一步排釋，編成5卷、補遺1卷。現有《中國歷代書目叢刊》本傳世。
四庫館臣云：「今觀其書，載籍浩繁，抵悟誠所難保，然數千年著作之目總匯於斯，百世而下藉以驗存佚、辨真贗、核同異，固不失為冊府之驪淵、藝林之玉圃也。」《郡齋讀書志》《直齋書錄解題》二書均錄存了《崇文總目》，《永樂大典》又從二書采引，使書目得以保存，雖然「無所增益，已不能復睹其全，然蒐輯排比，尚可得十之三四，是亦較勝於無矣」。後朱彝尊從范欽天一閣藏本抄寫《崇文總目》，又以《居士集》《文獻通考》加以補正，因此，《崇文總目》一書的文獻目錄價值應該肯定和利用。
四、創編《歐陽氏圖譜》成為譜學之宗
歐陽修既是政治家、文學家、歷史學家和考古學家，也是譜牒學家。他很重視家譜的編寫，因創編《歐陽氏譜圖》，而成為譜學之宗。歐陽修編寫的《歐陽氏譜圖》，與蘇洵所編的蘇氏族譜，被稱作歐、蘇二體，是中國私家修譜的先例和範本，家譜中有譜序、譜例、世系圖、世系錄、先世考辨等體例，成為後代家譜的基本定式。元明以後的家譜的譜例，在此基礎上有所補充發展，增加了諧論、像贊、族規、家訓、恩蔭錄、五服圖、字輩排行、人物傳記、文書契據、藝文著述等，形成一套成規。歐陽宗族的族譜，從歐陽修編《歐陽氏諧圖》以後，雖有數十種族譜、家譜、通譜及續修的譜系著作，但都是在《歐陽氏諧圖》所定譜例的基礎上繼承和發展的。歐陽修所編的《歐陽氏圖諧》梳理了歐陽氏源流。在譜序中，他記述了歐陽氏得姓於無疆的一個兒子蹄被封為歐陽亭侯。歐陽亭在湖州烏程歐余山之陽，以後子孫便以歐陽為氏。漢有為涿郡太守者，子孫便北遷，一支居青州千乘，一支居冀州之渤海。千乘八世博士絕後，以後歐陽一族便以渤海為系統下傳，直到歐陽修這一系統。他主要記述了吉州廬陵縣的歐陽宗族，並且指出：晉以後天下大亂，歐陽氏諸族，有歐陽舉、歐陽純、歐陽跡等，都帶領其族南遷，散居于丹陽（今河南沈丘縣）、吳郡（今浙江省湖州市）、豫章（今江西省南昌市），而歐陽質這一系居於長沙臨湘。前面三支都不顯名於世，傳承無聞。歐陽質這一系從歐陽景達以後，逐步彰顯。
家之有譜，猶國之有史。家譜可補國史之缺。歐陽修所編的《歐陽氏圖譜》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歐陽氏圖譜》不僅考證了歷史記載上沒有的人及其配偶，而且收集了魏司空崔林、南宋太保王弘齊、南宋太尉王儉、南梁御史中丞王僧孺、南梁尚書兵部馬將臣、賈貴等人為歐陽氏舊族譜寫的序，這些譜序。保存了許多關於家族乃至國家的歷史資料。
歐陽修所編的《歐陽氏圖譜》提出了許多修譜原則。一是「斷自可見之
世」。即世系較遠的應疏略，近的要詳細。二是玄孫以後另為一世。按照中國古代禮法五服制度為標準，譜系的原則，是由高祖、祖、父、子、孫、重孫、玄孫七世為一系，或五世為一系。玄孫以後另為一世。三是各譜要互見。一般五世以後，可以各支系另寫家譜。各支族的家譜既各自獨成體系，又互相銜接，綜合起來，既可以記載本族縱向的深遠歷史，又能夠反映本族橫向的發展狀況。四是列出世系圖表，表後附傳，繪製先祖圖像。歐陽修用《史記》「表」的方式表現世系。將本族名人圖像刻印入譜，並加像贊，以傳永久。在圖表之後，附寫名人傳記，彰顯生平事迹。五是考辨先世，收錄前代族譜序言。新譜對舊譜記載不準確的時間、地點、人物、事件，應進行考證，以求更加精確。各譜除修譜人的總序以外，一般都將前代族譜中的序言，逐一收錄，以展示族譜修撰的過程和沿革。六是不收外姓，族表記錄。為了防止逆倫亂宗，收養的男子不得入譜，即使有也須註明。譜中人員，受到皇家表彰的文書，當時名人對譜中人物領揚的詩文，均要照錄。族譜中要記載勤儉持家，遵紀守法，不偷不搶，勵志上進，樂善好施等族規族訓，本族子弟必須遵守，嚴重違犯族規者不得入諧。這些修譜原則，至今仍有借鑒意義，不僅有譜牌學價值，而且有歷史學價值。
羅大經在《鶴林玉露》一書中說：「江西自歐陽氏以古文起於廬陵，送為一代冠冕。」明代李賢說：「宋朝名儒鉅公多矣，而好古博雅無如歐陽公焉。」可以這樣說，歐陽修不僅是文壇宗師，也是史學大師，他的文學、史學，金有學乃至譜牒學成就影響了中國文壇、史學、考古學及譜牒學領域，其有崇高的歷史地位，需要進一步傳承和創新。我國現代著名歷史學家鄧廣銘先生將自錄學作為治史入門的「四把鑰匙」（職官制度、歷史地理、年代學，目錄學）之一，由此可見，歐陽修等人合編的《崇文總目》一書，是歷史研究尤其是中國古代史研究的一把鑰匙，在歷史研究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歐陽修還有「不沒其實，論辨正統；天人相分，反對祥瑞；整傷道德，標舉名節」等豐富的史學思想，以及「以易解史」風格和疑古辨偽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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