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這個時代做調查記者

文丨王珊

外界可能對記者行業有著天然的好奇心。所以，每次當一個朋友或者陌生人知道我是記者時，都會補上一句，你寫哪個領域？每到這個時候，我都會想一想怎麼介紹一下自己，自己究竟是寫什麼呢？殺人放火、冤假錯案、保姆偷子、地下代孕、院長跳樓……後來，我想了一個很好的辭彙，即社會事件，任何選題都可以概述在這個範疇之內吧。

我是做科學報道出身的，曾經有兩年的工作都是聯繫科學家，對最新最熱的科研成果、前沿進展進行科普性的解讀，以方便讀者理解。做到一年半的時候，我就發現，自己不喜歡這個工作了，這跟我想像中的記者是完全不一樣的。在我的認知中，記者是在現場的、離事實是近距離的。當時，正好發生了天津爆炸，我那時第一次切實地體會了那種焦灼和坐立不安。在一波波記者奔赴到報道現場發來第一手新聞時，我能做的只是找專家解讀分析相關的化學品特性等等。現在想來，很感謝當初所做決定，即從科學領域轉到社會。

事實上，從性格上來說，我可能不太適合做社會記者。我曾經是一個白天膽很肥，晚上膽特別小的人，也許這是雙子座的人格分裂吧。更直白點說，我害怕任何與死亡或者黑夜相關的東西。我記得小時候上學，早上五點多起床去上早自習，每次從家裡出來之後，我都是一路小跑衝到學校去的，因為覺得只有到了學校可能一切才變得安全。我爸曾經打趣我說，每次他都能聽到我密集的腳步聲。一直到研究生畢業，我都會在晚上12點前入睡，因為堅信，如果睡不著就會有可怕的事情發生。

《三聯生活周刊》2017年第33期對李文星一案的報道

也不知道是工作後的哪一天，我發現自己的恐懼在慢慢變淡，可能因為從去年到今年密集地做了一些殺人放火的案件。山東青年李文星因為進入傳銷致死是我到三聯做的第一個稿子。我是傍晚到的他所居住的村落，採訪完已經是晚上8點。當時我正猶豫著要不要給之前送我來的計程車司機打電話，接我回市裡。李文星的家人說大晚上，不放心我一個女生回去，留我住家裡。當時我想都沒想就答應了，因為他的媽媽因為悲傷一直待在房間里沒有出來——留宿可能會讓我有採訪到她的機會。

害怕是從我知道即將住的房間是李文星生前居住時候開始的。我的腦袋控制不住地浮想聯翩，他死亡的慘狀、情景，他在房間里的一舉一動，甚至覺得他就隔著手邊的窗戶在注視著我。整整一個晚上我都沒有合眼。第二天天剛亮，我就給司機師傅打了電話，奔向了高鐵站，說逃離也不為過。一路上，我都能感受到自己的顫抖。到家裡以後，我將家裡的窗戶、房門都關緊了，然後坐在床上大哭了一場，彷彿這樣才能將所有的恐懼釋放出來。

後來，我又相繼做了各種類似的案件。直到有一天，在採訪湖南學生殺老師事件時，我又留宿在了這個被殺老師的家裡。也許是因為採訪到深夜，實在太累了，我很快就睡著了，一睜眼就到了第二天早上七點鐘。從那時開始，我發現自己可能心理素質強大了或者說獲得了某種免疫能力，做類似的稿子，晚上只需開展小燈就可以安然入睡。

會有很多人問我，你做這些，面對的都是社會陰暗面，是不是會有很多負能量。必須要認真說一句，不太有。這一方面可能是因為我是一個相對偏向理智和冷靜的人，能夠將工作和生活區分開來；另一方面則在於，在整個採訪的過程中，你能體會到採訪對象生離死別的一面，也能感受到種種的溫情和善意。

劉金心重新回到位於重慶解放碑羅漢寺隔壁的老宅（張雷 攝）

比如做保姆偷子事件。劉金心一歲多就被家裡的保姆偷偷帶走，她的目的很自私，她曾經有兩個孩子，相繼夭折，算命的說她需要抱一個別人家的孩子作為鎮命的工具，才可能有自己的孩子。在劉金心的使命完成後，她曾想將劉金心送回去，但害怕被發現就將他寄養在鄉下的老家，從未盡過母親的責任。在劉金心身體出了問題後，保姆又以「為他找尋親生父母」的名義試圖「甩包袱」。面對這樣一個養母，在整個採訪的過程中，劉金心沒在我面前說過養母一句壞話，還勸說生母不要起訴她。或許就是這些點點滴滴的善抵消了採訪中的負情緒。

類似的例子不勝枚舉。在採訪時，還會遇到很多好心人的不計回報的幫助。在日本旁聽江歌案庭審的時候，因為每天旁聽的人很多，所以需要靠抽籤的方式決定誰能夠進入法庭。不得不說我是一個運氣很好的記者，八天的庭審我有六天都拿到了門票。另外兩次沒有抽到，我就在裁判所的電梯前試圖找人求讓一張票給我。在問到第二個人的時候，剛聽我說完，對方就把票遞了過來，說「給你」。最後一天宣判我又沒抽到票，好心人又將票讓給了我。

關注江歌案，日本東京地方裁判所門前，關注事件進展的媒體和普通民眾 （曹夢植 攝）

這些支持讓我充滿感恩的同時，又覺得自己做的事情是有意義的。我經常會想，如果一個人只能選擇一個人生的話，做記者可以說是經歷了好幾個人生，是賺到了的事情。就像我的同事李菁所說的，做社會新聞記者得到的財富是見天地、見眾生、最終見自己。我們在跟隨一個個社會熱點事件的時候，其實也是對當下社會以及人性的分析和觀察。這些所見所得又能不斷地豐富自我，促進自己的內心成長以及對事件的看法和判斷能力。

關於我們這個行當，有一個大家比較熟知的稱呼，叫做「調查記者」。之所以提到這四個字眼，是想起了前段時間朋友圈轉到瘋狂的「調查記者已死」「中國調查記者只剩100多人」之類的話語。先說說調查記者這個詞。我從來沒有敢用這個辭彙形容過自己，因為覺得背負了太多的象徵和意義，像鐵肩擔道義，無冕之王、輿論監督者之類，總覺得自己還是剛入行的小白，需要再接再厲，才能去用自己的觀察和筆在這個時代的人生百態中記錄一二。

王珊在法庭外寫稿（黃宇 攝）

在我眼中，調查記者只是一個簡單的職業，我以及我身邊的很多年輕人都是因為喜歡才來做這個事情，我們想要的是努力的揭露真相，也沒有見誰把自己是「調查記者」這樣的字眼掛在嘴邊。相反，是那些早已經離開這個領域的人卻一遍遍為調查記者招魂，這多少有些虛偽的味道。有時候朋友圈見的多了，心裡煩了，大家也只能互相安慰一句，先把手裡的稿子寫完吧。

前天，是三聯生活周刊1000期的活動，活動結束後，我的同事土摩托發了一個朋友圈，是他和另外四位同事的合影，他說，「我來三聯的時候這四人就在，如今已經過去了13年。」看完之後，我很羨慕他的這份執著，以及他們幾人在一個單位相交13年的友情。我也希望自己能夠在這個喜歡的行業內繼續幹下去，期待2000期的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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