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曉珊：「購買希望」——城鎮家庭中的兒童教育消費
林曉珊，浙江師範大學法政學院社會工作系
摘要
兒童教育消費已成為當前城鎮家庭消費的一項重要內容，校外輔導班和興趣班的迅猛擴張，佔據了兒童教育消費市場的主要領域。本研究通過對中國教育追蹤調查（CEPS）2013-2014基線調查數據的分析，檢視了我國城鎮家庭結構、親子關係和兒童校外教育消費之間的關係。研究發現，家庭對兒童校外教育消費的投入具有工具理性和情感表達的雙重特徵，獨生子女家庭、雙親同住家庭以及更多的親子陪伴和親子互動能夠促進兒童校外教育機會的獲得，其中女孩的優勢更為突出。同時，兒童校外教育消費的階層差異也十分明顯，中產階層家庭對子女教育有更高的期待和投入，在校外輔導班或興趣班的選擇上具有顯著的階層化偏好。這些發現啟示我們，在兒童教育消費研究中需要重新審視家庭研究與消費研究之間的內在關聯。
關鍵詞
家庭結構；親子關係；兒童教育消費；中產階層
一、問題的緣起
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在市場轉型的過程中同時發生了兩場劇烈的變革，一是家庭革命，二是消費革命。家庭革命使家庭結構發生了劇烈的變遷，由夫妻和獨生子女構成的核心家庭成為我國城鎮家庭結構的主要形式，兒童的家庭地位和社會價值也隨之發生了重大變化。消費革命提升了消費者的自主性（戴慧思、盧漢龍，2003），改變了家庭的消費需求和消費結構，同時催生了許多新興的消費市場和消費者群體。兒童消費者的崛起就是家庭革命和消費革命相互影響的典範案例。在這雙重革命的進程中，與促進兒童發展和家庭代際流動相關的兒童教育消費是當前城鎮家庭消費支出的重頭戲。
教育是代際流動的重要渠道，也是社會階層再生產的主要途徑（Blau & Duncan, 1967；布爾迪厄、帕斯隆，2002）。在決定個人生活際遇上，教育起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Treiman, 1970）。教育消費除了具有其他消費的一般特徵之外，還有特殊的價值，即它是一種投資性的消費。因此，在社會競爭日益激烈的環境中，兒童教育消費不只是一項一般意義上的家庭消費，而且也是一項重要的家庭投資策略。在當前中國城鎮社會，由於教育資源和教育機會分布不均衡，不同階層的家庭在投資兒童教育消費上的競爭不斷加劇。從早教、幼教、擇校、學區房到送出國門參加遊學、夏令營等，無論是來自富裕階層還是工薪階層的家庭，都被深度捲入其中。學校系統提供的教育服務已經不能完全滿足家長的需要，他們紛紛轉向由市場化的教育機構提供的教育服務，如「學而思」、「新東方」等培訓機構所開辦的校外輔導班和興趣班。教育服務業的市場化發展已形成規模巨大的兒童教育消費產業，形塑出了商業色彩濃厚的兒童消費文化。
然而，當代父母尤其是中產階層父母，對兒童消費文化卻有一種普遍的糾結心態：他們既對當代兒童消費文化抱著一種警惕的心理，害怕孩子的成長環境受到消費文化的侵蝕，又不得不對消費文化做出讓步，甚至從中尋求育兒良方、覓得心理安慰。從當前媒介上所呈現的各種育兒故事中，我們不難發現「中國式父母」的焦慮與渴望，特別是中產階層家庭在孩子教育上的集體焦慮，隱含著整個社會對階層流動或階層固化的擔憂。中產階層的「地位恐慌」也從自身的消費救贖迫不及待地轉向對子代的教育投資。
由此可見，兒童教育消費是介於家庭空間和公共空間之中的一個消費熱點問題，它不僅體現了兒童作為教育消費者身份的崛起，也承載著父母的希望，而且因影響到家庭階層地位的流動而與更宏大的公共政策產生關聯。面對兒童教育消費的持續增長，我們既不能否認大眾消費文化的消極影響，也不能簡單地用父母的非理性、競爭性或炫耀性的消費觀念來解釋（W?rdahl，2010：190）。學術界一直在批判消費文化對兒童的侵蝕，但「如果消費文化是作為好父母的敵人，那麼為什麼還有這麼多的父母將敵人邀請到自己家裡？」（Pugh，2009：X）。事實上，兒童消費文化並非只屬於兒童世界，它還為成年人如何做「好父母」設定了文化邊界，並據此來建構父母身份。父母們將兒童消費看作為孩子們購買幸福或社會資本的一種方式（Fong，2004：83）。對許多父母而言，滿足兒童消費需求是維繫親子關係的一條情感紐帶，是「親子之愛」的一種表達方式，是創造家庭歸屬感和幸福感的一種呈現方式（Pugh, 2009；Fong, 2004；Ying, 2003；Zhao, 2006）。因此，兒童教育消費不只是兒童與市場之間的單向度關係，還蘊含著兒童、家庭與市場之間的多元關係。作為家庭消費的一部分，父母通過何種方式讓兒童獲得教育消費的機會，反映了家庭結構、親子關係和家庭階層地位等方面的特徵。同時，作為兒童消費文化的一部分，只有將兒童教育消費置於消費文化的整體視野之中，深入挖掘其兼具家庭工具理性和父母情感表達的雙重屬性，才能更好地理解中產階層父母們內心深處的焦慮。這就需要我們在市場轉型和家庭變遷的背景中，重新審視兒童、家庭與教育消費市場之間的關係。
二、文獻述評與分析框架
與以往學術界側重於從制度變遷和結構視角考察兒童基礎教育不平等和教育分層的研究不同，本研究致力於從家庭內部的視角出發，重點考察兒童校外教育消費情況。為此，本研究將基於已有的文獻，回顧市場轉型過程中兒童教育消費的發展，將其置於兒童消費文化的發展脈絡之中，梳理兒童、家庭與教育消費市場三者之間的關係，然後從兒童教育消費的工具理性和情感表達兩個維度，為理解當前城鎮家庭的兒童教育消費提供一個新的分析框架。
（一）市場轉型中的兒童消費者
在我國城市家庭革命和消費革命的雙重背景下，出生於20世紀80年代的城市獨生子女成為我國市場經濟中的第一代兒童消費者。在過去四十年中，隨著獨生子女的成長，兒童消費市場出現了戲劇性的擴張。同時，嚴格的計劃生育政策，使這一代城市兒童很少有兄弟姐妹，在家庭中「集萬千寵愛於一身」的他們，獲取的消費資源比以往任何一代人都要好。恰如景軍所言，這一代兒童「成長於中國向市場經濟轉型的時代，他們的物質生活異常豐富，並沉浸在新興的消費主義文化中」（景軍主編，2017：I）。邊燕傑在20世紀80年代初對天津獨生子女家庭的調查就已發現，一方面，家庭的消費活動偏重於子女一方，孩子成為家庭消費機器的動力和主軸；另一方面，獨生子女的人均消費水平等同於或高於家庭成員的人均消費水平，這是「子女偏重」的消費模式在消費水平上的表現（邊燕傑，1986：97）。
20世紀90年代出生的第二代城市獨生子女，比第一代獨生子女面臨的市場環境更為複雜，兒童消費文化所包含的意義也更為豐富多元。市場對過去被忽視和邊緣化的兒童消費需要和慾望一一做出了回應，商業化的氛圍幾乎滲透到兒童生活的每個角落，在他們成長的各個階段，幾乎所有與之有關的消費需求都可以從市場中得到滿足。這些在市場轉型中成長起來的兒童，實際上是我國消費文化敘事的一個中心。不僅兒童消費成為家庭消費的重點，而且兒童對家庭消費決策也發揮著越來越大影響。
現如今，第一代和第二代獨生子女也已開始為人父母，他們的消費觀念和消費行為影響著自己的子女。21世紀的兒童消費者正在重複著他們昨天的故事，在很多方面甚至已經超越前兩代獨生子女的消費狀況，他們所面臨的商業環境與西方同儕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西方學者所擔憂的商業化對童年的侵蝕（Schor, 2005；Cook, 2004），在我國城鎮同樣存在。童年在現代社會變成了一種昂貴的生活方式（W?rdahl，2010：186），兒童消費市場的範圍早已不再局限於食物、玩具和童裝等方面，而是不斷地擴大。令無數城鎮父母感到焦慮的教育消費也被市場所包圍，成為這一昂貴生活方式中的重要一面，諸如音樂、美術、舞蹈等各類藝術興趣培訓班和奧數、英語、親子閱讀等課外輔導班已成為當代兒童教育消費的重點領域。
在教育市場的激勵競爭中，教育產品供給的主體不再是單一的政府，由市場主體配置的教育資源日漸佔據兒童校外教育的核心領域，大量由機構或私人提供的課外輔導班、藝術興趣班應運而生。那些效仿和針對主流教育課程的校外付費補習也被稱作「影子教育」（shadow education）（Stevenson & Baker, 1992；Bray, 2006；薛海平，2015），包括聘請家教為子女授課或送子女到補習班就讀。「影子教育」的擴大和兒童教育消費市場化的一個必然結果是，家庭承擔著越來越多的教育支出，而家庭結構的差異又將導致不同家庭兒童教育消費出現差異，進而擴大不同階層教育資源獲得的不平等。
（二）「唯一的希望」：家庭少子化與兒童教育消費
家庭結構是地位獲得和代際社會流動的重要機制之一（Hout,2015）。由於不同結構形式的家庭在家庭資源、社會資本以及撫育的角色和功能等方面的差異，家庭結構將會對孩子的教育發展和社會心理發展水平產生顯著的影響（吳愈曉等，2018）。從傳統到現代的變遷過程中，核心家庭成為家庭結構的主導類型，特別是在經歷了三十多年獨生子女政策之後，核心家庭中的「核心」被賦予了新的內涵，它不僅僅是指父母與未婚子女共同居住的一種「小家庭」的結構形態，還包含子女數量急劇減少這一特徵，即家庭的少子化。家庭少子化帶來的一個顯著後果是，兒童在家庭中成為名副其實的「核心」。這些變化將對家庭內部的資源分配和消費結構產生重大影響。作為「唯一的希望」（Fong, 2004），獨生子女從一出生就成為整個家庭關注的中心和家庭未來的寄託，家庭生活的重心也開始向獨生子女傾斜。這種傾斜在子女教育消費上表現尤為突出，已有研究指出，生育率的下降深刻影響了家庭對子女的教育投資（葉華、吳曉剛，2011）。不同於其他家庭投資，兒童教育消費是一種家庭人力資本再生產的投資（Perrotta，2004：3）。父母們把對小孩的投資看作促進孩子獲得教育成功的手段，並最終通過社會資本的積累獲得社會階層地位的提升。這一解釋視角著眼於家庭代際流動，側重於對孩子成本—效用的工具理性考量，把兒童教育消費視為一種家庭投資策略，是家庭未來的希望所在。
貝克爾的孩子數量質量替代理論和舒爾茨的人力資本投資理論，有助於我們理解家庭少子化情境中的兒童教育消費。貝克爾最早嘗試將消費者行為理論運用到生育率的分析中，探討了家庭人口的生育行為和投資決策，並從微觀的家庭選擇視角出發，創建了孩子數量質量替代理論。該理論假定家庭效用最大化是家庭行為的基本準則，認為家庭收入的持續增加不會無限制增加對孩子的需求；相反，當家庭收入提高時，父母的最優選擇是減少孩子的數量，轉而提高孩子的質量（Becker, 1960）。在我國，孩子數量的減少一開始並非因為家庭收入的提高，而是計劃生育政策因素使然。既然孩子數量減少是不可避免的結果，那麼如何提高孩子的質量就是關鍵。貝克爾把孩子的教育支出看成孩子質量成本的一個組成部分，認為增加對孩子的教育投入將有利於提高孩子的質量（Becker, 1960）。無獨有偶，同在1960年，舒爾茨發表了題為《人力資本的投資》的講演，建議把對兒童培養過程看成資本的積累過程，並著重強調了教育投資在提高人力資本形成中的作用（舒爾茨，1990）。中國父母們對子女教育投資的熱情很好地詮釋了舒爾茨的人力資本理論，即教育培訓方面的投資是最重要、最基本的人力資本投資，這種投資可以轉化為知識的存量，最終改變個體的命運。
家庭對子女的教育投資有很多種方式，如購買「學區房」以獲取優質的學校教育資源。但在激烈的競爭環境下，學校提供的教育服務已經不能滿足城鎮父母的需要，越來越多的父母將目光投向市場化的教育服務機構，他們對「學而思」、「新東方」之類的校外興趣班和輔導班趨之若鶩，期待從中獲取更多優質教育資源，讓孩子「贏在起跑線上」，進而在教育分層中佔據更有利的位置。「影子教育」已成為教育競爭的「第二戰場」，在我國以及全球很多國家，「影子教育」的花費已成為家庭教育支出的重要組成部分，並對家庭、學校和社會產生了廣泛的影響。其他一些課外活動，如美術、音樂、舞蹈、體育等興趣班同樣花費不菲，給家庭帶來巨大的經濟壓力，但是父母們願意為此買單，因為他們相信這是他們不得不做出的投資，而缺少這種投資的兒童在學習、社會地位乃至最終能否找到一份好工作或好配偶的競爭中將處於劣勢（Fong，2004：85）。在學術研究中，課外補習之類的教育消費也引起了很大的爭論，如是否有助於提高學生成績、是否擴大了社會不平等、是否有益於學校教育，等等（Tsang, 2002；貝磊，2012；薛海平，2015），但有一點不容置疑的是，課外補習還在繼續擴張並愈發多樣化。
已有不少實證研究指出，義務教育階段的「影子教育」再生產了主流教育系統中的社會不平等，擴大了城鄉和不同階層的學生在獲得教育資源、教育機會和教育結果上的差距，並成為城鄉和階層不平等在代際間維持和傳遞的一個重要通道（薛海平，2015；胡詠梅等，2015）。城市中產階級家庭與底層階級家庭在子代教育投入上的差異，也促使家庭教育模式出現了階層分化（洪岩壁、趙延東，2014）。在教育分層研究中，西方學者提出的「有效維持不平等」（effectively maintained inequality）理論認為，不同階層之間的教育不平等並不會因受教育機會的增加而減弱，而是以某種「有效的」方式繼續加以維持（Lucas, 2001），這一觀點同樣為中國的經驗數據所支持（吳愈曉，2013）。所以，在教育培訓機構遍地開花的城鎮社會，父母們並沒有因此而放鬆；相反，在全民「搶跑」面前，在教育資源和教育機會不平等依然難以消弭的情況下，城鎮父母的危機感和焦慮感空前地爆發出來。然而，由於害怕「掉隊」，即使大家都痛恨這些興趣班和輔導班，還是沒有人願意退出，整個社會由此陷入了典型的集體行動困境（熊易寒，2016）。
（三）「以愛之名」：親子關係與兒童教育消費
在現代家庭中，「童年神聖化」已是不可逆轉的一個事實。童年期的孩子儘管在經濟上是「無用」的，但在情感上卻是「無價」的（Zelizer, 1994）。孩子可以給父母帶來歡樂、愉悅，是父母心靈的寄託和希望所在，可以使父母感到生命更有意義（Hoffman & Hoffman,1973）。這種兒童情感價值的普遍提升可能是全球化現象，但在中國，因「少子化」趨勢的日益突出，兒童在家庭情感生活中的核心地位愈加不可動搖，使親子關係成為家庭關係的主軸。由於消費不只是一種市場上的購買行為，同時也是一種「關係性的工作」（relational work），在家庭中具有情感表達的功能，人們可以通過消費等經濟活動來創造、維繫和協商與他人的重要關係（Zelizer, 2005）。因此，兒童教育消費不僅在量上佔據家庭消費的重要地位，而且在質上為家庭情感特別是親子關係的建構與互動發揮著重要作用。已有的不少研究把家庭當中不斷攀升的兒童消費看作是父母對子女的愛的表達和心理補償，以及父母用來維持親情、創造家庭歸屬感的一種方式（Pugh, 2009；Fong，2004；Ying, 2003；Zhao, 2006）。從這一視角來看，兒童教育消費就不純粹是屬於兒童自身的消費，它牽涉了父母大量的時間和精力，承載著父母強烈的情感，是「父母之愛」淋漓盡致的表達。
在我國，許多父母自身很節儉，但在孩子的教育消費支出上，很少會吝嗇。即使一些家庭不夠富裕，父母仍然通過抑制其他消費，來滿足孩子的教育消費，努力給他們構造一個教育機會充足的童年。很多父母希望下一代能夠過上他們在童年時所不能享有的生活，擁有他們小時候所沒有的東西（Ying，2003：376）。
但是，也有研究認為，在消費社會的語境中，「父母之愛」是被消費文化建構出來的。特別是在童年日趨商業化的環境中，兒童消費文化的轟炸式炒作無疑是最大的幕後推手。不少學者指出，正是消費文化操縱著兒童和父母的消費走向（Barber, 2007；Thomas, 2007）。當代消費文化的中心已聚焦到兒童和青少年身上，孩子成為連接消費市場與家庭的新通道，並已成為被「品牌捆綁」的人（Quart, 2003）。學術界對「童年的商業化」的批評和控訴已經越來越多（Cook, 2004；Schor, 2005；Barber, 2007），其實大多數的家長也認識到了過度商業化對兒童身心健康的危害。但是，無論怎樣批判和抵制，都難以阻擋兒童消費文化碾過的巨輪。因為，童年的商業化，其原因不僅是消費文化的商業炒作這一外部因素，更為驚人的是，消費文化已經滲透到家庭內部，導致在家庭結構變遷中，親子關係的重構需要遵從消費文化的法則。雜誌、廣告、電視、兒童電影、電子遊戲和網路等大眾媒介在其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它們成為構建溫暖、親情和愛的新工具，並以親情連接、溫情訴求拉攏孩子，重構了健康、幸福和成功孩子的形象，徹底顛覆了傳統的育兒觀念。不送孩子去輔導班或興趣班，反而被看成是父母對子女教育不負責任的表現。「愛他，就送他去上興趣班」，成為許多父母的信條。這些事實提醒我們，無論是探討今日中國兒童教育消費的增長還是親子關係的變革，都不能忽略這兩者的內在關聯，哪怕「父母之愛」是被建構出來的，在事實上也已經形成了巨大的影響力，支配著父母的消費選擇。可以說，有多少「父母之愛」，就有多少興趣班或輔導班假此之名以行，「父母之愛」是解讀兒童教育消費增長的情感密碼。
不僅如此，「父母之愛」還體現了家庭的教養方式，父母在子女身上投注的情感和時間的差異，是階層再生產的一種重要方式。拉魯在《不平等的童年》（2010）一書比較了中產階級家庭和工人階級家庭對待子女的教養方式。她發現，中產階級父母通常採用「協作培養」的模式，會給孩子安排各種課外活動，有更多的陪伴和積極的情感交流；而工人階級父母一般採取「成就自然成長」的模式，很少給孩子組織課外活動，並傾向於採用專制型的教養方式。兩種「不同教養方式的文化邏輯在廣大的社會範圍內也被附上了不平等的面值」（拉魯，2010：242），由此產生的後果是，中產階級的孩子比工人階級的孩子在社會生活中佔有更為明顯的優勢。從這裡不難看出不同階層的親子關係對兒童教育消費的重要影響，而更深遠的影響則體現在階層再生產之上。中產階級父母對子女教育問題的焦慮和不惜代價的時間、情感和金錢投入，恐怕也正是源於對這一點的深刻感觸。
（四）分析框架
上述文獻梳理展示了兒童教育消費變化在中國發生的背景和邏輯：市場轉型的過程伴隨著家庭革命和消費革命，家庭革命帶來了家庭結構和親子關係等方面的嬗變，消費革命催生了龐大的教育消費市場並促進了兒童消費文化的發展。這兩場革命交織在一起，共同塑造著兒童消費者。家庭結構的少子化一方面使家庭資源聚集在子代上，兒童教育消費成為家庭重點投資方向，另一方面又促使親子關係成為家庭關係的主軸。親子關係的主軸化與童年的商業化，使向教育市場購買服務成為父母之愛和家庭希望的表達。
從家庭的視角來看，兒童教育消費在家庭之中既具有工具理性的屬性，又兼具了情感表達的功能。前者將兒童教育消費同兒童發展乃至家庭內部的代際流動關聯在一起，父母給予兒童教育消費機會的同時也將家庭的希望和使命與之相系；後者將兒童教育消費與親子關係的建構視為不可分割的紐帶，兒童教育消費之中承載著父母強烈的愛的付出。兩種消費都展現了家庭對待兒童的教養方式，也形成了我們解讀兒童教育消費的兩種視角。因此，我們不能脫離家庭本身來談論兒童教育消費，而是需要將其置於家庭革命與消費革命的雙重語境之中，來理解其中所包含的豐富意涵。上述西方的相關文獻開拓了兒童消費研究的理論視野，而針對中國兒童消費的相關研究（包含中文文獻和英文文獻）則讓我們看到了中國情境下兒童教育消費的獨特圖景，兩者共同為本研究提供了一個可供參考的分析框架（見圖1）。
三、研究設計
（一）數據來源
本研究使用中國教育追蹤調查（China Education Panel Survey，簡寫為CEPS）2013-2014基線調查數據對兒童教育消費進行分析。CEPS是由中國人民大學中國調查與數據中心設計實施的、具有全國代表性的大型追蹤項目。該項目以初中一年級（七年級）和初中三年級（九年級）兩個同期群為調查起點，以人口平均受教育水平和流動人口比例為分層變數，從全國隨機抽取了28個縣級單位（縣、區、市）作為調查點，以學校為基礎，隨機抽取了112所學校、438個班級進行調查，被抽中班級的學生全體入樣。基線調查共調查了1.9萬多名學生，其絕大多數年齡介於11-14歲之間，根據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和我國《未成年保護法》，這一年齡段的學生均屬於兒童之列。
本研究所使用的數據主要由CEPS基線調查數據中的學生數據、家長數據和學校數據合併而成的新資料庫。填寫家長問卷的受訪者包括孩子的親生父母、繼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和其他親屬，為了更準確地反映父母對子女教育消費的影響，本研究只保留了由親生父母、繼父母所填寫的家長問卷數據。同時，由於教育不平等的城鄉差異早已為大量研究所證實，本研究將聚焦於考察城鎮兒童教育消費狀況，以使數據分析更有針對性和可比性。在樣本中，我們只保留了學生在城鎮學校就讀、家庭居住在城鎮社區的樣本。也就是說，本研究中的城鎮是一個社區空間意義上的概念，而非按戶口類型來界定，這主要是考慮到當前我國城鄉人口流動頻繁，不少農業戶口的兒童也在城鎮就學，同樣面臨著城鎮教育競爭的壓力，因此需要把他們也納入研究。再剔除一些變數的缺失值之後，本研究共得到9272個有效樣本。
（二）主要變數
1.因變數
兒童教育消費主要包括校內教育消費和校外教育消費。由於從2008年秋季學期開始，我國已在全國範圍內全部免除城市義務教育階段學生學雜費，學校活動費、餐費和住宿費一般都按統一的標準徵收，因而個體之間在校內教育消費方面的差異不大。事實上，在義務教育階段，校外教育消費才是兒童教育消費的重點，不同家庭的競爭主要也在校外，因此，對兒童校外教育消費的探討將具有更重要的意義。
本研究的考察對象正是城鎮家庭的兒童校外教育消費。在因變數的選擇上，本研究分別通過「校外教育費用」和「是否參加校外輔導班/興趣班」來分析兒童校外教育消費的支出和機會。在家長問卷中，詢問了「本學期，孩子上校外輔導班或學習興趣班所需要的費用」，此為連續變數。在學生問卷中，設有「你參加了哪些興趣班/課外輔導班？」這一題，答案包括「沒參加、奧數、普通數學、語文/作文、英語、繪畫、書法、音樂/樂器、舞蹈、棋類和體育」等類別的課外學習活動（可供多選）。據此，本研究首先構建出一個是否參加興趣班/輔導班的二分變數。其次，為了對校外教育消費展開更細緻深入的分析，本研究將參加興趣班/輔導班的類型進一步區分為「課程輔導班」和「藝體興趣班」兩種，課程輔導班包括對語、數、外等義務教育階段主要科目的課外輔導，對兒童的學業成就和向上流動將產生更積極的影響；藝體興趣班包括對繪畫、書法、音樂/樂器、舞蹈、棋類和體育等科目的學習，它更偏重階層化的品味和慣習的培養。
2.自變數
家庭結構：本研究從「家庭子女結構」和「家庭居住結構」兩方面來考察家庭結構。首先，家庭子女結構包括子女數量、子女性別、子女排行和出生間隔等方面（Steelman et al.，2002），本研究側重於對子女數量結構和子女性別結構的考量。在我國城鎮，由於實行嚴格的計劃生育政策，一般家庭只有一個孩子，獨生子女家庭構成城鎮家庭結構的主流。但是，由於一些客觀原因，目前還有不少擁有兩個及以上孩子的多子女家庭，這也使本研究根據子女數量的比較分析成為可能。為了對不同家庭的兒童教育消費進行比較，本研究根據家庭子女數量將家庭分為獨生子女家庭和多子女家庭。對子女性別結構的考察則可以進一步剖析兒童教育消費中的性別化差異。其次，家庭居住結構是根據家庭主要成員的居住情況，把家庭分為「雙親同住家庭」和「單親或留守（即雙親缺位）家庭」（吳愈曉等，2017）。
親子關係：本研究從「親子陪伴時間」和「親子情感互動」兩個維度對親子關係進行測量。首先，「親子陪伴」是一種共同在場狀態，是產生和培養親密情感的基礎。在CEPS家長問卷中，詢問了家長「平均每天直接花在孩子身上的時間」，此連續變數體現了父母的育兒時間投入。其次，良好的親子關係還需要在陪伴的過程中進行正面積極的情感互動與溝通，因此本研究根據家長問卷中「您是否主動與孩子討論以下事情」的回答情況，通過因子分析構建了一個「親子情感互動」的變數，它折射出了家長的情感投入和親子之間的情感交流。該題內容包括「學校發生的事情、孩子與朋友的關係、孩子與老師的關係、孩子的心情、孩子的心事或煩惱」五個選項，答案分別為「1.從不，2.偶爾，3.經常」，這五個變數的KMO值為0.8254，說明適合做因子分析。本研究通過主成分因子法和最大方差正交旋轉，得出一個特徵根大於1的因子，即「親子情感互動」因子。因子得分越高，說明親子情感交流互動越密切，即表明父母投入越多的情感和精力在孩子身上。
3.控制變數
家庭社會經濟地位：本研究從家長問卷中的家長受教育程度、職業類型和家庭經濟狀況三個方面來測量，這也是劃分階層類別的三個重要指標。家長受教育程度分為接受過高等教育和沒有接受過高等教育兩類，高等教育包括大學專科、大學本科和研究生及以上教育。職業類型分為「白領」和「非白領」兩類，白領包括國家機關事業單位領導與工作人員、企業/公司中高級管理人員以及教師、工程師、醫生、律師等職業，「非白領」包括技術工人、生產與製造業一般職工、商業與服務業的一般職工、個體戶以及失業、下崗和無業等人群。家庭經濟狀況分為「困難、中等、富裕」三類。一般來說，接受過高等教育、白領職業和中等及以上收入的人群，即屬於核心中產階層（李培林、張翼，2008）。之所以對這三個變數進行這樣的劃分，主要是為了綜合比較城鎮中產階層家庭與非中產階層家庭之間在兒童教育消費投入方面的差異。
此外，本研究也把家長教育期望、學生年級、是否寄宿、學校所在社區類型和地理位置等變數作為控制變數。變數基本情況請見表1。
（三）研究假設
1.家庭結構假設
由於家庭對孩子將來的生活機遇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因此家庭被看作是社會不平等的一個重要機制。在教育機會獲得、社會階層地位、代際流動、職業獲得與收入不平等等各項研究中，家庭出身始終是最重要的變數之一（李春玲，2003；李煜，2006；張翼，2010；吳愈曉，2013；Hout, 2015），其對兒童學業成就的影響甚至比學校和社區都更為重要。在諸多家庭背景因素中，家庭結構也被認為是機會不平等的主要影響因素之一（Grusky, 2008）。家庭結構反映的正是一個人甫一出世即需面臨的無法輕易改變的、結構化的生活環境和背景條件。
在家庭子女結構中，已有研究發現，子女數量對教育獲得有負面的影響，即一個人的兄弟姐妹越多，其教育獲得的機會就越低（Steelman et al.，2002；Blake,1981；葉華、吳曉剛，2011；王曉磊，2017）。「資源稀釋模型」(resource dilution model)對此的解釋是，家庭能給予兒童的資源取決於家庭的資源總量和子女數量，家庭中的子女數量越多，資源的稀釋程度就越大，分配在每個子女身上的資源就會相應減少，從而影響了子女的教育獲得（Blake,1981）。在我國，由於家庭的少子化趨勢，獨生子女往往匯聚了更多的家庭資源。有研究指出，無論是日常生活中的衣食住行，還是孩子的學習、娛樂、志趣和交往，獨生子女父母放在孩子身上的時間和精力往往超過多子女父母（風笑天，1994:30）。據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設：
假設1.1：獨生子女家庭的兒童比多子女家庭的兒童的校外教育消費支出更多。
假設1.2：獨生子女家庭的兒童比多子女家庭的兒童的校外輔導班/興趣班的參與機會更多。
在當前城鎮獨生子女家庭佔主流的背景下，性別的平等化效應日趨明顯，特別是隨著中國社會經濟的發展，性別之間教育不平等的狀況開始縮小。韓怡梅對中國7-16歲兒童入學和家庭教育開支的研究也證實了這一點(Hannum, 2005)。而且在教育機會的擴張過程中，女孩比男孩從中獲益更多，有研究指出，這其中的機制在於生育率的下降，即家庭子女數量的減少使父母沒有必要採取重男輕女的教育投資策略，從而有利於縮小男女間的教育差距（葉華、吳曉剛，2011：155）。新近的一些研究也發現，在兒童校外教育機會的獲得上，女生參加「影子教育」的概率顯著高於男生（薛海平、李靜，2016）。因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設：
假設1.3：相對於男孩，女孩的校外教育消費支出更多。
假設1.4：相對於男孩，女孩的校外輔導班/興趣班的參與機會更多。
作為家庭結構的另一個表徵，家庭居住結構中包含著家庭成員構成情況，而家庭的成員構成對兒童學業發展的影響已經得到了學術界的高度重視。特別是是否與父母雙親共同居住，在對兒童的經濟資源和時間資源的投入上會產生不同的影響。費孝通曾提出「雙系撫育」的概念，認為父母是撫育孩子的中心人物，在男女分工體系中，一個完整的撫育團體必須包括兩性的合作（費孝通，1998：116-122）。父母一方或雙方缺位會影響家長對子女的教育參與和互動（吳愈曉等，2018）。比起單親或雙親缺位家庭，在雙親共同居住的完整家庭中，孩子成長過程中更容易得到父母的關注，生活會更加穩定，更有利於父母在子女教育問題上的協同。國內的經驗研究已經指出，與雙親共同居住的兒童比單親或留守家庭的兒童有更好的學業成就和社會心理發展水平（吳愈曉等，2017，2018）。國外的研究也早已發現，在14歲時沒有與父母雙親共同居住將對孩子的中學學業產生消極影響（Sandefur et al.，1992）。據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設：
假設1.5：與父母雙親共同居住的兒童比單親或雙親缺位的兒童的校外教育消費支出更多。
假設1.6：與父母雙親共同居住的兒童，比單親或雙親缺位的兒童的校外輔導班/興趣班的參與機會更多。
2.親子關係假設
現代家庭革命不只是家庭結構的變革，還包括親子關係的重塑。親子關係的變革對家庭內的資源配置產生了重要的影響，與家庭結構的核心化一樣，重視子代的親子關係也將使家庭資源（包括情感資源和時間資源）配置向子代傾斜，從而有利於兒童獲得更多的教育機會。
親子情感互動包含父母和子女之間雙向的溝通與交流。從父母的角度來說，親子關係是一種重要的情感載體，他們把全部的愛和希望都寄托在獨生子女身上（景軍，2017），「望子成龍」、「望女成鳳」是父母普遍的心理期望。從孩子的角度來說，良好的親子關係使兒童能夠獲得父母更多的關注和支持，有利於兒童習得各種基本知識、技能、價值觀。親子關係的這種雙向性特徵，使得親子情感互動在親子關係的維繫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它既是「父母之愛」的表達，也是孩子們獲取更多教育資源的基礎。因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設：
假設2.1：親子情感互動程度越高，兒童校外教育消費的支出就越多。
假設2.2：親子情感互動程度越高，兒童參與校外輔導班/興趣班的機會就越多。
親子關係的維繫除了情感投入，還有時間投入，良好的親子關係離不開父母的陪伴。從情感社會學的視角來看，陪伴即關愛，是維持親情、創造歸屬感和家庭幸福感的一種方式（Pugh, 2009；Fong，2004；Ying, 2003；Zhao, 2006）。儘管陪伴作為親子之愛的觀念有不少消費文化建構與操縱的痕迹（Quart，2003；Barber, 2007；Thomas, 2007），但它的確已經對父職和母職的建構產生了極大影響。甚至可以說，在現代消費社會，陪伴已成為親子生活中的一項新倫理。網路上有關陪伴的敘事已經滲透家庭意識形態之中，許多現代父母認為，如果不能陪伴孩子，那就是不稱職的父母，是對孩子成長的不負責任；如果沒有時間陪伴孩子，再多的工作成就和物質增長也未必能夠提升家庭幸福感。而且，更為關鍵的是，父母在陪伴的過程中，通過教育參與和行為支持，能夠培養兒童的學習態度和學習習慣，從而對其學業成就產生積極的影響（李忠路、邱澤奇，2016）。因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設：
假設2.3:親子陪伴的時間越長，兒童校外教育消費支出就越多。
假設2.4:親子陪伴的時間越長，兒童參與校外輔導班/興趣班的機會就越多。
（四）分析策略與方法
在驗證上述假設的過程中，本研究將具體分為三個步驟。第一個步驟是對兒童校外教育消費的基本情況進行描述性分析。第二個步驟是使用Tobit回歸模型對兒童校外教育消費支出進行分析。Tobit回歸模型最早是由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托賓（James Tobin）提出的，人們為了紀念托賓對這類模型的貢獻，把被解釋變數取值有限制、存在選擇行為的這類模型稱為Tobit模型（Amemiya,1984）。在本研究中，兒童校外教育費用的取值範圍均大於等於零，其中有一部分家庭在這方面並沒有消費支出，有支出的部分則呈連續分布，因此，該變數屬於受限變數，是典型的審查數據（censored data）。如果使用一般的OLS線性回歸模型將違背同方差假設，而如果簡單地將教育消費支出為零的觀測值刪掉，則會造成大量的數據損失，很可能得到有偏估計，無法準確反映變數之間的影響關係，故本文採用Tobit模型，利用最大似然估計方法，使審查數據估計得到一致性結果。第三個步驟是對兒童是否參與校外輔導班／興趣班（二分變數）進行Logit回歸模型分析。為了分別比較父親和母親對兒童教育消費有哪些不同的影響，本研究還將父親樣本和母親樣本分開建模。此外，本研究進一步將校外輔導班/興趣班具體分為課程輔導班和藝體興趣班進行分析，以考察不同家庭在子女校外教育中的重點投資策略及其背後的階層偏好差異。
四、研究發現
（一）描述性統計分析
從表1可見，平均每個家庭用於兒童校外教育消費支出為1883元，但在不同家庭結構中，存在較大的差別。如圖2所示，獨生子女家庭的支出比多子女家庭的支出要高很多，其中，獨生女孩的費用支出最高，是獨生男孩的1.41倍，多子女家庭中女孩的支出也大大超過男孩，是男孩的1.29倍。從圖3來看，與雙親共同居住的兒童，校外教育消費支出比單親或雙親缺位的兒童略高一些。
在校外教育消費中，參加各類輔導班/興趣班是其最主要的內容。如表1所示，參加校外輔導班/興趣班的兒童已超過六成。事實上，不少兒童參加了不止1個興趣班或輔導班。從樣本應答百分比來看，在所有類型中，英語是最受歡迎的，其次為普通數學，然後依次為音樂/樂器、語文/作文、繪畫、體育、舞蹈和書法等興趣班。
進一步來看，兒童參不參加以及參加哪些校外輔導班/興趣班也是因家庭而異的。這些選擇背後的差異，折射出了父母們的教育理念和階層偏好。從表2可以發現，獨生子女家庭的兒童參加校外輔導班/興趣班的概率最高，接近七成，多子女家庭的兒童參加者不足半數。而不管是在獨生子女家庭還是多子女家庭，女孩參加的比例都高於男孩。再比較兒童參與課程輔導班和藝體興趣班的情況，可以發現，不管是獨生子女家庭還是多子女家庭，參加課程輔導班的比例都高於藝體興趣班。當然，不同階層家庭的選擇可能會不一樣。
（二）兒童校外教育消費支出的Tobit模型分析
在表3中，我們建構了四個模型。模型1是基準模型，包含家庭社會經濟地位、兒童自身特徵和學校因素等一些控制變數。數據結果顯示，父母的受教育程度、職業和家庭經濟狀況都有非常顯著的正向影響，那些家庭經濟中等及以上、父母接受過高等教育、職業為白領的，即通常意義上的中產階層，相對於家庭經濟困境、父母沒有接受過高等教育和非白領職業的家庭來說，兒童校外教育消費都要更多，由此可見中產階層家庭對子女教育的重視程度。限於篇幅，其他控制變數的影響狀況不再展開分析。
模型2是在模型1的基礎上加入了三個家庭結構變數。數據顯示，與多子女家庭的兒童相比，獨生子女家庭的兒童在校外教育消費支出上要明顯地高出很多，與女孩相比，男孩的校外教育消費支出要低一些，而差異都非常顯著，假設1.1和假設1.3均得到驗證。此外，與雙親共同居住雖然會增加兒童校外教育消費支出，但並沒有統計顯著性，與我們的假設1.5不符合，在下面是否參加校外輔導班和興趣班的模型中，我們將進一步分析。
模型3在模型1的基礎上加入了兩個親子關係的變數。從統計結果中可以看到，兩個變數的影響都非常顯著。也就是說，親子陪伴的時間越長，兒童校外教育消費支出就越多；親子情感互動的程度越高，兒童校外教育消費支出也越多，假設2.1和假設2.3得到驗證。模型4也是在模型1的基礎上，將家庭結構和親子關係的相關變數都加入模型。其數據分析結果顯示，各個主要自變數除了在作用程度上有一些變化之外，在統計顯著性上與模型2和模型3沒有多大差別。
（三）兒童參加校外輔導班或興趣班的Logit模型分析
在表4中，模型5是考察各個因素對兒童參與校外輔導班或興趣班的影響和作用。從家庭社會經濟地位來看，家長的受教育程度、職業類型和家庭經濟狀況都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兒童參加校外輔導班或興趣班的概率。相較於家長沒有受過高等教育、從事非白領工作和家庭經濟狀況困難的兒童，家長受過高等教育、從事白領工作、家境中等和家境富裕的兒童，其參加校外輔導班或興趣班的概率均要高很多。也就是說，中產階層家庭更加重視兒童校外教育機會的獲得。
從家庭子女結構來看，獨生子女家庭的兒童參加校外輔導班或興趣班的概率是多子女家庭的兒童的1.42倍，驗證了假設1.2，即相對於多子女家庭的兒童，獨生子女家庭的兒童擁有更多參與校外教育消費的機會。性別的影響是顯著的。相對於女孩來說，男孩參加校外輔導班或興趣班的概率更低，只有女孩的73%，假設1.4得到驗證。從家庭居住結構來看，儘管在表4中家庭居住結構對校外教育支出的影響不顯著，但在這裡（模型5）這一變數的影響是非常顯著的，假設1.6得到驗證：與雙親共同居住的兒童，參加校外輔導班或興趣班的概率是單親或雙親缺位家庭的兒童的1.13倍（Odds Ratio=1.13）。可見，完整的家庭更能促進兒童獲得校外教育機會，父母雙親的共同協作顯然具有更突出意義。從親子關係來看，親子陪伴時間和親子情感互動都有積極的影響，親子陪伴每增加1個小時，兒童參加校外興趣班和輔導班的概率就要增加1.02倍；親子情感交流因子每增加1個單位，兒童參加校外興趣班和輔導班的概率要增加1.18倍。可見，親子關係在兒童教育獲得中的重要性，假設2.2和假設2.4均成立。
在家庭對待兒童教育消費問題上，父親和母親之間可能會存在一定的差異。對模型6和模型7的數據進行比較可以看到，在同樣控制其他變數的情況下，父子情感互動因子和母子情感互動因子的影響都有顯著性。不過，父親陪伴時間和父親職業這兩個變數對兒童參加校外輔導班和興趣班的影響不顯著（模型6），但母親陪伴時間和母親職業的影響是很顯著的（模型7）。相對於母親為非白領的兒童來說，母親為白領的兒童參加的概率要高出23%。父親受教育程度和母親受教育程度的影響也都具有顯著性：相對於母親沒有受過高等教育的兒童而言，母親受過高等教育的兒童參加校外輔導班和興趣班的概率是前者的2倍；相對於父親沒有受過高等教育的兒童而言，父親受過高等教育的兒童參加的概率是前者的1.17倍。從這裡可以看出，在兒童校外教育活動參與中，母親這一身份特徵（職業和受教育程度）的影響是更為突出的。這與國內學者的研究發現是一致的，即母親在兒童教育方面的高度介入，使母職呈現一種「經紀人化」的新特徵（楊可，2018）。
兒童參加什麼類型的興趣班或輔導班，也會因家庭背景而異。模型8和模型9分別考察了各個自變數對兒童是否參加課程輔導班和藝體興趣班的影響。數據顯示，家長職業對課程輔導班沒有顯著影響，但對藝體興趣班的影響卻是非常顯著的，家長是白領的兒童參加藝體興趣班的概率是家長為非白領的兒童的1.28倍。相比家長沒有接受過高等教育的兒童，家長接受過高等教育的兒童參加課程輔導班的概率要多出58%，但是在藝體興趣班上的概率要高出68%。家庭經濟狀況富裕的兒童比家庭經濟困難的兒童在參加課程輔導班上的概率要高出75%，但是在參加藝體興趣班上的概率要高出87%。從這些橫向比較中我們可以發現，在各個階層都更重視參加核心課程輔導班的背景下，相對而言，那些家長職業地位更高、受教育程度更高、經濟狀況更富裕的家庭，對兒童參加藝體興趣班的影響力比參加課程輔導班的影響力更大一些，中產階層家庭對兒童藝術、體育等方面的重視由此可見一斑，更加註重學業之外的文化資本積累和階層品味培養。
五、結論與討論
本研究基於家庭革命和消費革命的雙重背景，從家庭的視角出發，通過對CEPS數據的分析，檢視了家庭結構、親子關係和兒童教育消費之間的關聯，驗證了上文提出的絕大多數研究假設。概括地說，通過對兒童校外教育消費數據的分析，本研究得出如下結論。
首先，家庭結構深刻地影響了兒童校外教育消費的支出和機會。一方面，家庭子女結構改變了家庭對子女教育投資的策略，相對於多子女家庭的孩子來說，作為家庭唯一希望的獨生子女能夠獲得更多的校外教育消費支出和參與機會。相對於男孩來說，女孩也能夠獲得更多的校外教育消費支出和機會。另一方面，家庭居住結構雖然對兒童校外教育費用的支出沒有顯著影響，但對兒童是否參與校外輔導班或興趣班的影響卻非常顯著，與父母雙親共同居住能夠更好地促進兒童校外教育機會的獲得。
其次，良好的親子關係對兒童校外教育消費有著積極的影響。一方面，父母陪伴孩子的時間越長，孩子可以獲得的校外教育消費支出和機會就越多。另一方面，親子情感互動與交流越頻繁，反映了父母對子女的情感投入越深，因而也越有利於子女獲得更多的校外教育消費。進一步的分析發現，父子關係和母子關係在這裡的影響是不一樣的，母親比父親的投入更多，特別是中產階層家庭中的母親，對兒童校外教育機會的獲得具有更為積極的促進作用，母職的「經紀人化」趨勢更加明顯（楊可，2018）。也正因為如此，中產階層家庭中的母親往往表現得更為焦慮。對兒童來說，參加課外輔導班是一種「影子教育」，但對母親來說，就是一種「影子工作」（Illich, 1982）。
再次，兒童校外教育消費的階層化差異也是一個非常值得關注的問題。本研究發現，中產階級家庭對子女校外教育更為重視，他們不僅像其他家庭一樣熱衷於讓孩子上各種課程輔導班，而且更傾向於把孩子送到各類藝體培訓班中，以提升孩子的文化品位和藝術修養，這是一種明顯具有階層化特徵的教育消費實踐。貝克爾曾指出，要提高孩子的質量就必須增加對孩子的支出，所謂優質的孩子就是花費更多支出的孩子（Becker, 1960: 211）。舒爾茨也指出，「兒童資本」是一種特殊的人力資本，它由夫妻組成的家庭從生育兒女起便開始積累，經過對孩子的培養教育而不斷地增加資本（舒爾茨，1990：2）。這些道理其實早已為當代中國中產階層的父母所熟知，他們對子女的教育期待都非常高，為培育優質的孩子、積累家庭向上階層流動的人力資本，不遺餘力地投資孩子教育。而體制內教育資源的匱乏和不均衡分布，使很多中產家庭轉向校外教育消費市場，以尋求更加優質的教育資源，保障孩子在學業競爭中獲得更加優勢的地位，這些都在無形中助長了校外教育消費市場的興起。
但是，校外輔導班和興趣班的盛行，不僅加重了家庭的經濟負擔，而且也使義務教育階段減負政策難以起效，越來越多的家長和兒童捲入到這一場曠日持久的競爭中，造成「校內減負校外增壓」的亂象。那麼，為什麼這麼多年來基礎教育制度改革依然無法剎住校外教育消費市場大肆擴張的步伐？其中有制度和經濟層面的原因，但我們同時還要在社會文化心理層面上進行剖析：校外教育消費市場的發展，被塑造成一種影響巨大的兒童消費文化，迎合了大多數家長的需要，強化了兒童對校外輔導班和興趣班的依賴，最終使校外教育服務產品變成了極富工具理性和情感價值的家庭生活必需品。如此我們便不難理解，儘管教育主管部門多次發出通知，著力於整頓和規範校外教育培訓市場、減輕中小學校學生的學業負擔，但是為什麼大多數家長們並不領情。家長們並非不想給孩子一個寬鬆和快樂的童年，只是教育機會的激烈競爭在中小學階段甚至在幼兒園階段就顯露出來了，為了「美好的將來」，家長們誰也不敢輕易減輕課外負擔，否則無異於自我掉隊。儘管獨生子女能夠獲得更多的校外教育消費支出和參與機會，但這並不意味著在「全面二孩」政策實施之後，多子女家庭的兒童校外教育消費的支出就會減少。事實上，兒童教育消費作為一種文化現象已滲透到家庭生活之中，影響著父母對兒童教育消費的持續投入。不管是獨生子女家庭還是多子女家庭，只要還存在著階層流動的焦慮和衝動，只要試圖通過教育來改變個體命運或家庭地位，兒童校外教育消費的投入就不會減少；相反，只會得到父母們越來越多的重視。
本文既無意為日益變味的校外輔導班和興趣班正名，也並非一味地批判校外輔導班和興趣班，而是試圖承認它們在家庭生活中所扮演的工具理性和情感表達的功能。兒童教育消費已成為兒童消費文化中的重要內容，而兒童消費文化並非是天真無邪的兒童的侵害者，它也給兒童提供了一個共享的知識庫，為兒童間的交流和玩耍提供了一個基礎，他們在消費的同時，也在表達一種和同學、朋友共享一種文化的慾望，也是對共同體的一種想像（Seiter, 1995：32）。我們在面對當前日益增長的「寶貝經濟」時，看到的是兒童消費已經構成家庭消費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但這些消費卻很難套用批判性的消費理論來解釋。因為它對父母和家庭來說是極富意義的行動策略：它有可能是父母們由於忙碌而缺乏對兒童陪伴的一種心理補償（如給更多的零花錢），可能是一種打著「為兒童」旗號的懷舊消費，也可能是力圖通過提升兒童教育消費來為兒童成長創造更好的環境，還有可能是為了融入某一階層群體而對兒童消費文化的遵循。
因此，在父母眼裡，校外教育消費活動並非總是凡勃倫意義上的嫉妒、炫耀和攀比，在家庭少子化的背景下，它在一定程度上是為了愛、尊嚴、希望或某種競爭性的生活意義。艾莉森·帕夫就認為，現代消費創造了一種「尊嚴的經濟學」（economies of dignity），對許多家庭來說，不斷攀升的兒童消費或是為了給孩子創造一種更為體面的生活方式（Pugh, 2009）。從家庭內部生活的角度而言，兒童的情感價值已超越其所能帶來的經濟價值，並成為家庭情感連接的重心所在，不斷增長的兒童教育消費也成為表達父母之愛的一種方式。從家庭外部競爭的角度來說，獨生子女作為家庭的未來和唯一希望，是家庭參與社會競爭的重要力量，因而成為家庭最好的投資品。購買校外教育服務，就是「購買希望」。父母們把對孩子的投資看作促進孩子在教育方面獲得成功的一種手段，並最終獲得家庭社會階層地位的提升，哪怕這樣的投資會影響到當下父母和孩子的幸福感。
由是觀之，在兒童教育消費問題上，我們需要重構家庭研究與消費研究的內在關聯。已有學者指出，在探討中國社會問題的解決之道中，家庭是難以繞過去的（吳小英，2015：17）。同樣，在思考當前不斷加劇的兒童校外輔導班和興趣班問題時，我們也應當找回家庭的視角。因此，當我們用家庭的視角來看待消費問題時，我們會發現，家庭不僅僅是消費活動的一個分析單位，消費也不僅僅是家庭生活的一個組織功能，家庭消費本身既是家庭變遷中的一項重要內容，也是消費革命的一塊核心陣地，它隱藏著家庭革命與消費革命的雙重內涵，是社會轉型的一個基本縮影。透過對兒童教育消費的觀察與思考，我們既可以清晰地看到家庭結構、家庭關係對家庭消費的影響，也可以藉此敏銳地洞察到整個社會的變革是如何投射在家庭消費領域之中的。
原文發表於《社會學研究》2018年第4期
責任編輯：楊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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