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下一個世界工廠
中國企業在非洲製造業的投資項目，已由 2000 年的僅 2 例，上升到每年 150 余例。而真實的數據可能是這一數字的 2-3 倍。
這些企業家給數百萬非洲人提供了第一份正式工作，培養了一代非洲企業家，並且鼓勵非洲的許多機構支持有活力的製造業集群，他們用投資改造了非洲的社會經濟。
非洲製造業
孫堅的辦公樓位於奈及利亞西南部開辦的大型陶瓷工廠中，他來自溫州 —— 中國陶瓷的發源地之一。約 4000 年前，青瓷在這裡誕生。在 20 世紀 70 年代，溫州人的生活非常艱難。小學畢業後，孫堅就開始輟學打工。1978 年，溫州成為中國第一個可以開辦私營企業的城市。孫堅輾轉多個皮革加工廠打工，最後終於攢夠了錢，開辦了自己的皮革製造廠。到 2008 年前後，生產成本以驚人的速度上漲，孫堅意識到工廠必須搬出中國了。
一位朋友建議他去奈及利亞試試。
孫堅到奈及利亞考察了 5 天，然後給海關的熟人打電話，詢問出口奈及利亞的貨物中，最有份量、最貴且數量巨大的貨品是什麼？答案是陶瓷。僅僅經過這一次考察，孫堅就決定在奈及利亞投資約 4000 萬美元，建起一家瓷磚廠。這家工廠僱用了 1100 名左右的工人，其中 1000 名為當地人，工廠生產全年無休。奈及利亞的電力不穩定且十分昂貴，但孫堅工廠的生意很不錯。奈及利亞相對缺少競爭且需求旺盛，工廠的利潤率能達 7%，而在中國只有 5% —— 一般來說，製造業的利潤都很薄，2%的增加有著本質區別。
孫堅的故事不是個例。中國商務部的數據顯示，中國企業在非洲製造業的投資項目，已由 2000 年的僅 2 例，上升到每年 150 余例。而真實的數據可能是這一數字的 2-3 倍：研究該議題的學者做實地調查時，常常會遇到一些未被收錄在官方統計中的中國企業。這些企業家給數百萬非洲人提供了第一份正式工作，培養了一代非洲企業家，並且鼓勵非洲的許多機構支持有活力的製造業集群，他們用投資改造了非洲的社會經濟。
國人在非洲投資建設的工廠
當然，這些企業家也並非聖人，賄賂、工作環境惡劣、有爭議的環境保護等問題普遍存在。但越來越多的中國製造商來到了非洲 —— 與開發自然資源或提供服務業不同的是，製造業有轉向工業化的可能性。因此，非洲的工業革命不再是一個新奇的概念。
世界最大的勞動力儲備
中國企業家正被推入或拉進非洲。被推入的原因是，中國在全球製造業的優勢面臨結構性壓力：獨生子女政策導致中國的勞動力儲備減少，因此造成沿海製造業中心的勞動力短缺。近年來勞動力成本也大幅上漲：自 2001 年起，製造業的時薪每年增長 12%。而從 2004 年到 2014 年，經過生產率計算調整後的製造業薪資增長了近三倍。
非洲皮革染坊
世界銀行前首席經濟學家林毅夫表示，「中國即將擺脫低技能製造業……這將會釋放近 1 億個勞動密集型製造業崗位，足以使低收入國家製造業的工作數量翻兩番。」以美國為例，美國製造業在 1978 年達到頂峰水平時，只有 2000 萬人在工廠工作；現在，有 5 倍於這個數量的工作將從中國遷出。
同時，非洲正處於人口爆發的早期階段。到 2050 年，非洲人口將達到 20 億，擁有世界最多的勞動力儲備（到那時，東南亞的人口將只有 8 億）。然而，非洲國家目前有著世界上最高的失業率。正因如此，非洲自然而然地成為中國製造業轉移的目的地。
從企業投資者角度看，儘管非洲在許多方面仍然具有挑戰性，但它的一項優勢是可能有著最多樣的市場類型。奈及利亞擁有龐大的國內市場，利潤率高，各類消費品的競爭相對小。如賴索托出口美國市場的貨物享受無關稅政策，它還鄰近南非優秀的基礎設施和物流服務，能夠為美國客戶運送時效性要求高的時裝。衣索比亞除了擁有頗具吸引力的稅收優惠和廉價勞動力外，還靠近利潤豐厚的中東市場。換句話說，非洲可以為製造業的任何商業模式提供有吸引力的區位優勢。
需求方面也有好轉的趨向。非洲各國政府已經決定逐步整合各區域市場，這將降低成本，並為市場新進入者提供更多機會。2015 年，非洲有一半的國家加入了三合一自貿區（Tripartite Free Trade Area）。該自貿區有 6 億人口，將成為世界第 13 大經濟體。有 6 個東非國家跨出了更大一步：它們達成關稅同盟以促進貿易，協調監管制度以降低企業經營的難度，並推出了單次訪問簽證以促進人們跨境交流。
對未來的承諾
在非洲，街頭標語和當地報紙都表達出一種中國企業不僱用非洲人的觀點。但所有嚴謹的研究都揭示出恰恰相反的結論：中國工廠僱用的主要是當地人。對近期統計資料的分析顯示，所有中國企業僱用當地工人的比例均高於 78%，而在那些擁有數千名員工的公司中，這一數字超過 99%。
非洲的中國工廠
艾哈邁德·易卜拉欣（Ahmed Ibrahim）是這一切的親歷者。中學畢業後，易卜拉欣靠打零工生存。他在靠近尼日共和國邊境的地方長大，所以會說法語。他發現，從鄰國貝南的黎巴嫩汽車經銷商手中買車，奈及利亞人可以享受貝南更低的進口車關稅。而這些黎巴嫩人說法語。2009 年，易卜拉欣成為中國商人王軍雄（音譯）的司機。那時王軍雄剛到奈及利亞，希望在這裡開啟一番事業。易卜拉欣很快變為王軍雄在當地的全方位助手。
他們關係的轉折點，發生在王軍雄為新公司買車的時候。王軍雄希望能像當地人一樣從貝南買車，從而避開高關稅。這件事必須由易卜拉欣來完成，因為王軍雄不會說法語。但買車的錢不是小數，易卜拉欣能信得過嗎？王軍雄手下的中國管理人員有些擔心。最後，在做決定的瞬間，王軍雄盯著易卜拉欣，然後把現金全款給了他。易卜拉欣走後，王軍雄的員工懷疑地搖搖頭，覺得這會是他們最後一次見易卜拉欣和這筆錢了。
令他們驚訝的是，易卜拉欣把車買了回來，還有找回的零錢。但他還是充滿歉意，因為他用了一些零錢給自己買了一雙「漂亮到無法抗拒的鞋。」他堅持要從自己下個月薪水中扣除。從那天起，易卜拉欣成為王軍雄的得力助手。
毫無疑問，這份工作改變了易卜拉欣的生活。他所在的部落，男人需要積蓄一定數額的錢才能結婚；因此獲得這份工作前，易卜拉欣不得不保持單身。現在，他有兩個妻子（部落接受一夫多妻制），這更鞏固了他有錢人的身份。
未來從中國工廠遷出的工作，能夠為 1 億個聰明但未獲充分就業、未受充分教育的年輕人提供機會，使他們從非正規、不穩定的工作轉向與全球經濟接軌的高生產率的正式工作。而這將會帶來更多的可能性。
非洲的新一代
隨著從事製造業的經驗日益增加，許多非洲人都自己當了老闆。這種企業所有權的本地化，某種程度上取決於製造業的行業屬性：製造業總是會不斷縮短供應鏈以降低成本，增加靈活性。只要是在工廠聚集的地方，本地供應商就會迅速成長並擴大規模。國家政策也扮演了重要角色：本土製造商在政府招投標中有優勢，國家級發展銀行經常只為本地企業融資，這也鼓勵了當地企業與中國企業的合作。此外，外國投資者往往看重本地人擁有的知識，尋求值得信賴的當地夥伴，中國人也不例外。
認識一下來自亞的斯亞貝巴的扎夫·格布雷薩迪克（Zaf Gebretsadik）。20 世紀 80 年代初，格布雷薩迪克從藥劑學院畢業後，在一家公立醫院擔任藥劑師。20 世紀 80 年代中期，乾旱和饑荒使衣索比亞在國際上名聲很差。格布雷薩迪克加入了一個救濟組織後轉為研究農藥。
1992 年，她決定成立自己的公司。衣索比亞以農業為經濟支柱，作為農業研究員的格布雷薩迪克，發現了本國市場中人和動物對於藥品的需求，這讓她看到了藥品銷售的商機。衣索比亞生產的藥品非常少，她決定採取進口的方式。她去了中國、法國和瑞士使館，敲了使館大門，只有中國人回應了。在中國經濟領事館的幫助下，格布雷薩迪克成功地與多家中國藥品製造商取得了聯繫，並且成為它們在衣索比亞市場的官方代理。不到兩年，她就從衣索比亞政府獲得了大量醫藥用品合同。
幾年後，格布雷薩迪克代理的一家中國藥廠聯繫了她，提出了一個很有吸引力的建議：成立一家製造膠囊外殼的合資公司。
格布雷薩迪克馬上表示同意。她把自己所有賺到的錢都作為資本金，換取了非洲中埃合資公司 30%的股份。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區，她參股的這家公司成為第一家，也是唯一的膠囊殼製造商。她的兩位中國合作夥伴：一位擅長發展中國家的藥品銷售，另一位擅長膠囊殼製造技術。對於他們來說，格布雷薩迪克是完美的補充，因為她既擁有衣索比亞市場的專業知識，又了解政府機構。工廠很快建成投入運行，並且迅速贏利。工廠的膠囊日產量由最初的 200 萬粒增加到了 600 萬粒，並且計劃提高到 1100 萬粒。衣索比亞出口的絕大多數藥品的膠囊外殼都由這家工廠生產，產品銷往非洲各國和中東地區。
目前，格布雷薩迪克全部或部分擁有三家公司，共僱傭了 300 名員工。她與其他非洲企業家所做的，正如在中國、日本以及亞洲四小龍的同行一樣：與外國投資者合作，成為製造業大亨。格布雷薩迪克的發家史與孫堅的相似，如今中國製造業的很多老闆最初也是通過為外國投資者服務，與他們合作，才取得了今天的成就。
她告訴我：「我那時不確定是否能賺錢，但我從 1992 年就認識這些人了，我很信任他們，他們就像是我的家人。」
從好生意到好體制
中國在非洲的投資活動並非毫無瑕疵。不過，據我所知，許多中國企業都在積極幫助非洲培養建立良好制度的能力。這些投資者與當地政府反覆交流，共同進行制度創新 —— 這與中國進行改革開放時的做法一樣。
這些中國企業家能夠隨時調整 —— 與不同的合作夥伴對接，並根據情況變化改變計劃。他們對非洲同行保持開放的態度。他們非常客觀地看待現實，但也一直保持樂觀；他們沒有等待條件成熟，而是立即開始行動。正是通過這些行動，他們改變了環境。
吉利汽車埃及工廠正式投產，圖為EC7生產線
這個過程可以用一個術語進行概括：自助式發展（bootstrapping development）。根據哥倫比亞大學的社科學者查爾斯·薩貝爾（Charles Sabel）的描述，其含義為通過不斷學習以適應市場情況，不完善的機構也能產出良好結果。這種對機構動態的、積極的觀點，強調的是機構未來的可能性，而非現狀。正如薩貝爾在其文章中所寫：「如果增長型機構是通過『自助式發展』建立的，它的每個行動都將引發下一步。這樣的機構既代表發展的結果，也代表發展的開始。」
當然，有成功的故事，也有許多不太成功，甚至完全失敗的案例。當中國企業與非洲機構合作時，傾向於接受現狀，而非提出更高要求，這也許會人為地助長當地政府無能或不負責任的行為，從而會固化現狀而非改變現狀。但是種種機構在成立之初，並沒有完全成形，它們必須通過為相關事物服務而存在下去。所以公司必須願意與機構接觸，給它們改進的機會。
世界銀行的斯蒂芬·納克（Stephen Knack）與斯坦福商學院的尼古拉斯·尤班克（Nicholas Eubank）研究了替代方案 —— 通過西方捐助系統繞過當地機構。他們發現，「當捐贈者通過獨立的系統管理援助項目時，那些國家系統……被破壞了。」其中主要原因之一是，獨立的捐贈系統把有價值的人才吸引走了：「當捐贈者繞過國家機構開展行動時，他們往往『挖來』最優秀的政府官員。」從這個角度來看，與起步時就要求完美的戰略相比，自助式發展戰略是一種更好的選擇。
製造業奇蹟
回到我們與第一個故事的主人公孫堅喝茶的場景，茶過數巡，孫堅的話變得很有哲理：「如果把發展比作火車的話，哪裡是第一站，之後需要經過哪些車站，我們中國人確切地知道路徑。奈及利亞需要向中國學習！」
孫堅不是經濟學家，但他在不經意間提到了一個發展經濟學的理論概念：雁型模式（flying geese paradigm）。這一概念由日本經濟學家赤松要（Kaname Akamatsu）提出，最近通過林毅夫廣為傳播。雁型模式認為，製造業公司像遷徙的大雁，隨著各國成本和需求的變化，在國家間遷徙。根據這一比喻，製造業發達的國家迫於勞動力價格的壓力，去製造業落後的國家投資；而這一過程會幫助後進國家累積對製造企業的所有權，並獲得技術升級。也就是說，後進國家的主要經濟活動會從低生產率的農業和不正規的服務業，轉移到高生產率的製造業。而後進國家最終會變為領先國家，所產生的大量公司會尋找新的製造基地。從日本，到亞洲四小龍，再到中國，雁型模式提供了一個富有說服力的亞洲經濟發展模型。
雁型模式還有另一個維度：它不僅描述了製造企業在國家間的移動，還描述了各國產業升級的過程。一開始，幾家公司試著生產某種產品，在這一過程中，所產生的利潤吸引了其他廠商生產同樣的產品。但隨著從業者數量的增加，競爭變得激烈，利潤開始稀薄，於是一些公司又嘗試生產其他產品。這些產品更為複雜，因此也更難複製。循環往複，以山寨產品和模仿起家的公司，僅在一兩代後就開始創造與生產獨創性產品。一項對 148 個國家的分析顯示，隨著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可以預見該國的製造商將生產更為複雜的產品。10 年或 20 年後，非洲的工廠將會大量生產計算機，而不再是陶瓷和衣服了。
這就是為什麼說投資製造業是非洲發展的關鍵。
需要指出的是，工業化釋放的強大能量，既會帶給社會種種好處也會帶來不利後果，這些已經在非洲有所顯現。賄賂影響了地方政府的正常運行；環保措施不力，已造成非洲空氣與水資源質量的下降；對工人的虐待現象，不僅體現在工資拖欠上，有時還體現在他們的尊嚴上——能否儘力保住一份工作。中國自身經歷的種種腐敗、空氣污染，向我們展示了，不受約束的經濟擴張可能將給社會與環境造成嚴重後果。
不過，同時我們也可以肯定，非洲將以不同的方式實現工業化。在經濟、政治和社會方面，非洲國家都與中國不同。儘管在任何地方新建工廠都會產生一系列可預見的結果 —— 從收入增加到勞工醜聞，但事件的形式、發生順序和風格大不相同。在奈及利亞，工業化進程受到一家自由媒體新聞報道的影響；在賴索托，受到工會運動的強大影響；在肯亞，則受部落及種族因素的影響。而這些影響因素在中國基本不存在。當然，中國投資者與非洲當地的工人、供應商、經銷商、政府、媒體接觸的過程中，會產生新型的組織、夥伴關係以及權力結構；這些主題可能是老生常談，但舊主題下也總會發生新的故事。
在工業化的主題下，非洲可以跟隨日本、韓國、中國大陸和台灣地區的腳步：建設工廠以僱用不斷增長的勞動人口，重塑政府機構以滿足現代資本主義的需求。最重要的是，廣大人民的生活水平將獲得一個真正提升的機會。如果非洲消除貧困人口的數量，能有中國在過去 30 年內消除數量的一半，那麼非洲大陸將不再存在極端貧困人口。對於這近 4 億人來說，這是飢餓與溫飽之間的差別，是討要工作與穩定職業之間的差別，是要求孩子們做苦力與送他們上學之間的差別。今天，在非洲的中國企業家們絲毫不懷疑改變將會發生。其中一位正在奈及利亞建立特別經濟區的中國人對我說：「這裡跟我 30 年前的家鄉一模一樣，當時我們能做到，那麼這裡也可以。」
孫轅：麥肯錫公司華盛頓辦公室的項目經理，著有《世界的下一個偉大製造業中心》（The Next Factory of the World，哈佛商業評論出版社，2017年）。
TAG:全球化智庫CC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