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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史-第二篇 中國篇 第三章 譯經事業的開展

佛心慧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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皈依正信三寶,遠離附佛外道,聽聞正法,親近善士,依教奉行,持戒精進。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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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 中國篇

第三章 譯經事業的開展

佛教經典的漢譯,歷時悠久,卷帙繁複,事業龐大,是我國翻譯史上最燦爛光輝的一頁。從翻譯年代之久遠和翻譯作品之龐大來說,可以說是世界文化史首屈一指的大業。《四十二章經》是中國第一部翻譯的經典,那時正是佛教初傳中國的開始。由於佛經的翻譯,印度的佛教傳入中國,促進了中印文化的交流。

歷代的譯經事業

中國佛教的譯經事業悠久,從東漢到唐代中葉,歷時八百年左右。中唐以後,仍有大量佛教經典從梵文譯成漢文、西藏文,也有從漢文轉譯成西藏文。中唐前後的這些譯經事業及其成果,成為我國佛教典籍文獻中的一大寶藏。到了宋、元二代,雖然也有經典的漢譯,但數量上顯著減少,而且所譯的經典多屬於印度佛教末期的典籍,或舊譯經典的重譯、拾遺,對中國佛教的發展而言,影響力也較小。譯經事業發展的過程,可分為三個階段:

一、漢魏西晉時期--譯經的初創時代

第一期佛經的引入,並非直接由印度本土,而是從西域諸國間接傳來,如大月氏、安息、康居等地(阿富汗以北到蘇俄南部,西到波斯一帶),有許多佛教學僧前來中國。當時翻譯所根據的佛典,大多是西域當地的語言或文字寫成的,通稱為「胡本」或「胡語經典」。

漢代佛經的翻譯,主要有大小乘兩大系統:一是以來自安息國,以安世高為代表的小乘禪學派;一是以大月氏的支婁迦讖為代表的大乘般若學。可以說,佛教傳入中國是大小乘同時並行,從經典翻譯的現象來看,正是反映了這個事實。

漢末三國時代的譯經僧中,最著名的是來自交趾(祖籍康居)的康僧會,他對江南佛教的傳播,影響極深。我國僧侶最早前往西域求法的是朱士行,他從於闐抄寫胡本的《大品般若經》九十章,囑咐弟子帶回洛陽,經由竺叔蘭與無羅叉譯出,稱為《放光般若經》。這部經在東晉時代,普遍受到研究。晉代譯師中,譯經數量最多的,首推西晉的竺法護,共譯出大乘經典一五四部三九卷,譯出時間在西元二六五至二七四年間。竺法護在西元二八六年譯出《正法華經》,於是有觀音信仰的啟發。

二、南北朝、隋時期──譯經的進展時代

第二時期,譯經高僧不是來自西域,而是從印度來的。他們不但精通梵文,而且兼通漢文。由於諸譯師有系統地介紹佛經,分判不同宗論著作,逐步釐定各種義理的漢譯名詞用語,並且確立了特有的翻譯文體。他們的文體不求華美,但求切合原意,這是漢譯經典的大幅進展時期。

這一時期的代表人物有鳩摩羅什、佛馱跋陀羅、真諦等人。

三、唐代時期--譯經的全盛時代

第三時期的譯經事業,與前兩期最大的不同,在於這時期是由中國高僧所主導,為佛教經典的漢譯與宗派的建立締造了佳績。典型代表是玄奘及義淨兩位高僧。他們曾在印度居住十幾、二十年,不但精通梵文,佛學造詣更是博大精深。此外,善無畏、不空翻譯大量的密宗經典,也是這個時期的特色。第三期不但是國人譯經達到巔峰的時期,同時也是佛教的全盛時期。此後,一直到宋、元為止的譯經事業,都可視為唐代譯經制度、組織與規模的再發展。

佛教經典的漢譯事業為我國留下珍貴的文化遺產,不僅促進佛法的弘傳,同時也充實了中國文學創作的內涵。富有文學價值的佛教經典極多,如竺法護譯的《普曜經》,描寫佛陀的生平事蹟,是一部極好的傳記;鳩摩羅什譯的《維摩詰經》,就像一齣趣味橫生的舞臺劇;《法華經》更是一部饒富文學意味的經典,採用許多譬喻故事,闡揚佛法妙義;曇無讖所譯《佛所行讚》,是佛教詩人馬鳴的傑作,採用梵文韻體敘述佛陀一生的故事,全篇共九千三百句,四萬六千餘字,是一部長篇的敘事詩,堪稱印度佛教文學的空前鉅著;另如寶雲譯的《佛本行經》,以漢語四、五、七言格律合用,文字尤顯生動精彩。綜觀這類佛教文學的作品中,表現出兩個基本特色:一是富於想像,而善用譬喻;二是散文、韻文並用的體裁。這些特色精神給予中國文學莫大影響。

譯場組織與人事

早期的佛經翻譯,多屬私人自行翻譯,並沒有一定的人眾共同參與的譯場組織。例如從東晉到隋代之間,就是私人相約對譯,由於規模組織很小,限於人力、財力,往往只能譯出小品小本的經典,並無系統可言。後來發展為公立譯場,由國家廣羅人才,逐漸成為專業工作。苻秦之時,道安大師在長安所主持的譯場,已受國家重視。鳩摩羅什在「逍遙園」,集合僧眾數百人共襄譯事,這是國立譯場的開始。北涼「閑豫宮」譯場,設於姑臧,由曇無讖主持。在鳩摩羅什前後來華的譯經大師,他們主要目的是在弘法,為了弘法的需要而翻譯佛典,因此,在當時就是講經形式的譯場。

入唐以後,由於譯經方式大幅度改變,參與譯場的高僧大德人數大為精簡,是屬於專家組成的譯場。唐代國立譯場的制度,已漸完備,分工精細,設有譯主、筆受、證義、潤文等各種職掌,立有譯經的規則與方法。在翻譯的過程中,需對譯文進行講解與討論,反覆鑽研,使翻譯和研究相結合,促進了譯經事業的更進一步發展。例如慈恩寺的譯場,往往動員了好幾十個譯經大師通力合作,才能完成。翻譯之時,最低限度要經過六種不同程序:資料的選擇、意義的翻譯、文字的記載、文字的修正,再與原典校勘,最後,還需透過文學家的鑑定、審核,才算是完整的作品。

唐朝玄奘譯場組織圖

到了宋代,太宗在太平興國寺西側建立譯經院,當《開寶藏》雕造完成後,太宗即敕命在譯經院的西側創建印經院,開始印刷大藏經。此時,佛典的翻譯、雕版、印刷、裱冊和流通,成為北宋的國家事業。

從歷代譯場組織與分工內容來看,早期較為粗疏,晚期逐漸細密,經過調整改進,時代越晚,分工越細。以太平興國寺的譯經院為例,說明譯場的設備組織與工作職掌的情形。

譯經院由三堂組成,中央為「譯經堂」,東序為「潤文堂」,西序為「證譯堂」。每堂各有精密的分工:

第一、譯主:居中央正坐而面朝外,宣讀梵文,是譯場的靈魂人物,負責主持譯經工作,又稱主譯。他必須熟諳三藏,尤其精通他所要翻譯的佛典。

第二、證義:坐在譯主右邊,伴同譯主評量梵文。

第三、證文:坐在譯主左邊,當譯主高聲宣讀梵文時,注意傾聽,糾正錯誤。

第四、書字梵學僧:審慎傾聽梵文,寫出同音的漢語。

第五、筆受:將梵音改譯成漢語。筆受必須精通梵漢兩種語言,同時具有高深的佛學造詣。譯經時,先由書字梵學僧用漢文音譯,再由筆受意譯成漢文。

第六、綴文:將已漢譯的梵文連綴為通順的漢語。

第七、參譯:參酌梵漢兩種文句的異同,避免產生矛盾。

第八、刊定:校訂經文,刪修冗長的文字。

第九、潤文:坐在南面,參詳經義,潤色字句,兼管譯場的僧眾。

第十、梵唄:將譯好的經典仿照梵音唱念一遍,修改音節,使人聽來和諧悅耳。

初期譯經事業,一部經典自開譯到最後的校勘、定本為止,才算大功告成,譯場即可「解座」,也就是解散譯場。如果是新譯的經典,則由信徒抄寫,或僱人抄寫,以便流通。到了唐代,譯經成為國家事業,及大藏經編定之後,又多了「繕寫進內」、「欽定入藏」兩道程序,就是由監譯大臣將新譯的經典獻給皇帝御覽,再經皇帝欽賜,將經典編入大藏經之內,才對外流通。

宋代的譯場組織,是由不斷演進而逐漸達到完備的型態,具有無比的工作效率,所以宋代的譯場制度也為中國譯經事業創下不少佳績。

漢譯經典的原則

隨著譯經事業的演進,道安、彥琮、玄奘、贊寧等祖師,為適應佛教發展時代的需要,各提出不同的譯經原則,廣為歷代譯經師所遵循。

一、五失本,三不易

「五失本,三不易」,這是道安大師首先提出,在譯經時應予避免誤蹈的五種情形,及佛典翻譯本質上的三種困難,詳載於《摩訶般若波羅蜜經抄序》文中。

所謂「五失本」,就是將原典翻譯為漢語時,有五種情況易於失去本意:

1.在語法上,原典和漢文結構不同,所以在漢譯時有語序變更的問題。

2.原典的文字本是質樸無華,而中國人一向喜好文飾,所以漢譯時會因修飾而失去本意。

3.原典常有同類語詞幾次反覆重述的情形,翻譯時容易被隨意刪削,所以會失去本意。

4.原典經文中,常附有說明的文字,漢譯時若被任意刪除,會失去本意。

5.原典在說完一事再接敘他事之時,常有重覆前述文詞的情形,漢譯時多省略重覆的部分,所以會失去本意。

所謂「三不易」,是三種不易翻譯的情況:

1.佛經是依當時的風俗、語言等等而說的,但物換星移,時俗全然不同,要使經文變為適合現代人可讀可懂的文章,不容易。

2.聖賢所說深義,歷經千年百世,要使末世凡夫理解,不容易。

3.佛經是由大迦葉、阿難等具足神通的大阿羅漢結集而成,距佛世不久,現在要由千年後的凡夫來傳譯,不容易。

生在亂世中的道安大師不止學養具足,尤其能夠高瞻遠矚,見地超凡,他對佛經翻譯的主要立場是,不失原典的本旨,一心要使譯文的文字契合經典的內涵。

二、八備十條

跨越北朝、隋朝兩代的彥琮大師,是第一位將譯經理論寫成專文的人。他精通梵文,因此主張直接研習梵文佛典,但為了普及佛教,梵文佛典仍有翻譯的必要,故提出翻譯人才應具備「八備」的條件。道安大師在「五失本,三不易」之中,已大略說明了梵文的體制,但彥琮大師認為仍然不夠完備,所以在《辯正論》中又重新擬定「十條」要例。

《辯正論》述說八備的內容:

1.一備:誠心愛法,志願益人,不憚久時。是說譯經者首先必須心誠意正,具足恆心毅力。

2.二備:將踐覺場,先牢戒足,不染譏惡。是說從事翻譯工作之前,必須先持守良好的戒行。

3.三備:筌曉三藏,義貫兩乘,不苦闇滯。譯經的人才,理所當然要博通大小乘的經律論三藏。

4.四備:旁涉墳史,工綴典詞,不過魯直。是說除了佛學素養之外,還要旁及各種文史領域。

5.五備:襟抱平恕,器量虛融,不好專執。在人品器識方面,要有寬宏的胸襟,才能不偏不執。

6.六備:沈於道術,澹於名利,不欲高衒。樂好佛法而澹泊名利,也是先決條件之一。

7.七備:要識梵言,乃閑正譯,不墜彼學。對於原典的梵文或其他的胡語,必須精通嫻熟。

8.八備:薄閱蒼雅,粗安篆隸,不昧此文。是說譯經者對於傳統的文字學,乃至書法等,也應略知一、二。

由上可知,八備所談,偏重於譯場工作人員的選拔標準。綜結八備的內容,可歸納為三項:

1.一備、二備、五備、六備等,是譯者必備的操守。

2.三備,是專指譯者必需精通佛學。

3.四備、七備、八備,是要求譯者必需精通梵漢諸學。

《辯正論》述說十條的內容:1.字聲;2.句韻;3.問答;4.名義;5.經論;6.歌頌;7.咒功;8.品題;9.專業;10.異本。

三、五種不翻

譯經生涯長達十九年,譯經卷數多達一千三百餘卷的玄奘大師,因鑑於舊譯時代注重文采而不忠於原典的缺失,立下嚴謹的譯經理論。綜結他的看法,可歸納為下列三點:

1.尋求完整版本。

2.絕對忠於原本。

3.強調五種不翻。

其中的「五種不翻」,就是他主張譯經時,有下列五種情形不予意譯,仍保留原音(音譯):

1.秘密故不翻:如諸經中的陀羅尼,本是諸佛秘密語,微妙深隱,不可思議,因此不予翻譯。

2.含多義故不翻:如薄伽梵一詞,兼具自在、吉祥、熾盛等多種含義,如果任意擇譯,必然有所偏失。

3.此方無故不翻:如閻浮樹,產於印度等地,為我國所無,因此保留它的原音。

4.有古譯故不翻:如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意思是無上正等正覺,但自古以來已習慣譯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而且也廣為周知,因此保留前人的譯法。

5.令生善故不翻:如般若一詞,可以讓人心生信念,如果譯為「智慧」,恐生輕薄,因此以尊重故不予意譯。

四、新意六例

正值譯場組織巔峰時代的北宋佛學史家贊寧,雖未直接參與譯經工作,但他檢討前代幾位譯經大師的譯經理論,就梵語、胡語、漢語等問題深入研究,自創譯經「新意」,一共六例,載於《宋高僧傳》卷三。說明如下:

1.譯字譯音:分為譯字不譯音、譯音不譯字、音字俱譯、音字俱不譯等類。

2.胡語梵言:說明原典有西域胡語與印度梵語的區別,梵語又有五天竺地域之別,而各地胡語也不盡相同。

3.重譯直譯:直接從印度梵夾譯成漢語的,稱為直譯;而由梵語先譯成胡語,再翻為漢語的,稱為重譯。又譯者來華途中,經歷諸胡國時所譯的經典,譯語之中常夾帶胡語,這種情形,既屬直譯,亦屬重譯。

4.粗言細語:印度的語言,有平常使用的口語,與典正書寫的文言,佛陀說法時大多採用口語。佛陀的語音又可分為兩類:分明典正的全聲,即細語;不分明訛僻的半聲,即粗語。

5.華言雅語:譯成的漢語也有雅俗之別。

6.直語密語:梵語之中,涉俗者為直語,涉真者為密語。

四大譯經家

歷史上記載有名的兩百多位譯經家中,以鳩摩羅什、真諦、玄奘和義淨四位大師最為知名,並且被尊為我國四大譯經家,對中國的佛教貢獻至鉅。四位大師雖然生於不同時代,來自不同地域,但在譯經事業的成就,卻是相互輝映,照耀千古。

一、鳩摩羅什

自幼聰敏,深具宿慧的高僧鳩摩羅什,龜茲國人,最初研習小乘,後來改學大乘經論,聲譽傳於西域諸國,甚至遠及漢土,曾因名望,被前秦驍騎將軍呂光所迫,困居姑臧十七年之久。直到後秦弘始三年(四一),姚興以「國師之禮」待之,迎請羅什來到長安。在姚興親自主持下,數百位高僧集於羅什大師門下,在西明閣和逍遙園開始我國歷史上空前的譯經活動。一時名哲俊彥都在譯經行列,如解空第一的僧肇,倡說「頓悟成佛」,能洞徹佛旨的竺道生,另有僧叡、慧觀等人都是一時之選,人才濟濟,可說創下了輝煌成果。這些傑出的弟子們,後來都分布在各處講經說法,推動了中國佛教的發展。

從弘始三年到十五年中,羅什大師與弟子一共譯出三十五部二九四卷的典籍,當中以大乘經論為主,如《摩訶般若波羅蜜多經》、《金剛經》、《法華經》、《維摩詰經》、《中論》、《百論》、《十二門論》、《大智度論》等。《中論》、《百論》、《十二門論》等三部論書,稱為「三論」,屬於大乘般若系的根本論典,也是羅什一生所致力弘通的法門。「三論」再加上《大智度論》,系統性的發揮了龍樹的空觀思想,羅什大師因此被尊奉為三論宗的鼻祖。

羅什大師在譯經之時,重視文詞的流暢,易於理解而不失原意,他的譯著可說是歷代流傳最廣,最受歡迎的譯本。他與玄奘大師忠於原典的譯經風格,大異其趣。羅什大師是舊譯時代的代表,玄奘大師則是新譯時代的代表人物,兩人在譯經史上都留下了不朽的功業。

二、真諦三藏

生逢亂世,在顛沛流離中仍然譯經不輟的真諦大師,是西北印度優禪尼人,在華的二十三年間,共譯出經論六十四部二七八卷。他是南北朝時期最重要,最特出的譯經家之一。在真諦大師所譯經典中,《俱舍釋論》、《攝大乘論》、《唯識論》等,是對中國佛教影響深遠的重要譯作,這些論是印度瑜伽行派的無著與世親劃時代的論著,透過真諦大師的傳譯,大乘唯識學遂在中國發展開來。

三、玄奘大師

留學印度十七年,橫渡八百里沙漠,秉持「寧向西天一步死,不回東土一步生」求法精神的玄奘大師,不但是一位偉大的探險家、旅行家,更是我國譯經史上傑出的譯經家。

玄奘大師從印度歸國,除了滿載榮耀,重要的是帶回大小乘佛經五二夾六五七部等,呈獻給唐太宗,獲得太宗的重視。他婉拒了從政的仕途,決心從事經典翻譯的大業。

玄奘大師在唐太宗、高宗支持下,先後在長安、洛陽組織譯經院,聚集各方名僧大德二千餘人,分掌各職,具有完備的組織。他主持譯場十九年中,自律甚嚴,未曾一日懈怠。他不但佛學造詣高深,又能精通梵漢,強調譯經之時要逐字逐句,忠於原典的本義,提昇了譯經的品質。到高宗麟德元年為止,總計譯出七十五部一三三五卷的佛典經論,譯經數量之多,是歷代諸譯經家之冠。

玄奘大師譯經的內容極為廣泛,包羅了佛教各種派別學說的重要經典,他的代表譯著有:因明學的《因明入正理論》,部派佛教的《大毘婆沙論》、《俱舍論》,律部的《瑜伽菩薩戒本》,中觀學的《大乘廣百釋論》,瑜伽行派的《瑜伽師地論》、《顯揚聖教論》、《攝大乘論》、《成唯識論》等。唯識學在中國的發展,因玄奘大師而能形成系統,又有門下俊才窺基繼承,開創法相宗,影響遠及朝鮮、日本。在他晚年譯出的《大般若經》六百卷,更是史無前例的曠世鉅作。

玄奘大師以一生的尊榮,對佛教的貢獻,可說為中國文化注入了新血液,更為世界文化添增了菁華光輝。

四、義淨三藏

義淨三藏是繼法顯、玄奘等兩位高僧之後的西行僧。玄奘大師由陸路抵達印度,而義淨則選擇海道,從廣州出發。他在印度那爛陀寺留學十一年,遊歷印度二十多年,經過三十幾個國家,深入考察印度的風土民情,尤其關於僧團的生活情況,寫成《南海寄歸內法傳》;又把唐初西行求法的六十位高僧事跡及其本人的自傳,寫成《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此二書成為研究印度及南海文化史的寶貴資料。

在回國途中,義淨大師又經室利佛逝,停留兩年,從事譯經工作。回國時受到武則天女皇的熱烈歡迎。他首先參與實叉難陀的譯場,翻譯《八十華嚴》。後又在洛陽、長安主持譯場十餘年,一共譯出五十六部二三卷經典。所譯出的經典,依其內容可分為經律論三藏,其中,經藏部分,遍通大小二乘、顯密二教;律藏部分,共譯出有部律十八部二六卷;論藏部分,以法相唯識學論典為主,如《成唯識寶生論》、《觀所緣緣論釋》等。此外,還有因明論著八種,以《集量論》、《理門論》最為精要。

在《翻譯名義集》卷三〈翻譯主〉篇,義淨三藏題了一首詩,云:

晉宋齊梁唐代間,高僧求法離長安,

去人成百歸無十,後者安知前者難?

路遠碧天唯冷結,沙河遮日力疲殫,

後賢如未諳斯旨,往往將經容易看。

這是義淨三藏為歷來西行求法高僧所道出的共同心聲,並且讚歎歷代高僧西行求法,冒險犯難,九死一生的精神,藉以警誡後學對於經典不可以輕慢心閱讀,所謂「頂戴奉行」,乃可報答前人之一二。

歷代的藏經版本簡介

佛教經典的翻譯,對於佛法的傳播貢獻至鉅。這些譯出的經典,經過歷代的彙集、整編、刊刻,逐步成為大藏經,流通至今,實在是一件偉大的事業。尤以藏經的刊刻,其卷帙之廣,板片之多,由書寫、校對以至雕刻,是要聚集多數佛弟子的體力、智慧、物力等眾緣,歷時數年乃至數十年而後才能圓滿完成的。

宋代以前的佛經是以寫經單行流通,或刻在石上保存。尤其隋大業年間(六五-六一六)靜琬大師發願創刻的「石刻大藏經」,為史無前例的刻經事業,世稱房山石經。宋太祖開國以後,於開寶四年(九七一)在成都開雕的木版印刷大藏經,為我國第一部大藏經。自此,歷代先後皆有刻本出現,可是至清代《龍藏》以後的三百餘年間,卻不見有修藏之舉。直到一九七七年,佛光山突破歷代各版藏經的傳統窠臼,重新編纂《佛光大藏經》,乃至輸入電腦,製成光碟,成為佛教經典雕刻史上的一大創舉,方才為佛法的延續寫下另一新的里程碑。

歷代各版藏經有:

宋藏:蜀版開寶藏、遼金版契丹藏、金藏(趙城本,完全由山西民間自資興刻的大藏經)、福州版崇寧萬壽藏(私版)、毗盧藏(私版)、湖州版思溪圓覺藏(私版)、思溪資福藏(私版)、磧砂藏(延聖院版,私版)。元藏:普寧藏(私版)、弘法藏。明藏:南藏(南京刻印)、北藏(北京刻印)、武林藏(方冊本之始)、徑山藏(嘉興藏本萬曆方冊本)。清藏:龍藏(為我國歷代各版欽定大藏經中部帙最大的一部)、頻伽藏(頻伽精舍用活字排版)、百衲藏(一八六六年楊仁山於金陵發起刻經,會同各寺分刻全藏。因集合北平、天津、金陵、江北、揚州、毘陵、蘇州、杭州諸刻經本而成,故稱百衲本)。高麗藏:初雕本、續藏本、再雕本(號稱精本,版片尚存於韓國海印寺)。日本藏:天海藏、黃檗藏(鐵眼本)、弘教藏(縮刷藏本)、卍正藏、卍續藏、大正新修大藏經、昭和再訂縮刷藏、聖語藏、宮本。少數民族語文大藏經:元刻西夏大藏經、西藏文大藏經、蒙古文大藏經。民國以來的藏經:普慧藏、中華大藏經、佛教大藏經、佛光大藏經。

其中,「佛光大藏經」,乃星雲等成立的「佛光大藏經編修委員會」編修,全藏分為十六類,即:阿含藏、般若藏、禪藏、淨土藏、法華藏、華嚴藏、唯識藏、祕密藏、小乘藏、律藏、本緣藏、史傳藏、圖像藏、儀誌藏、文藝藏、雜藏,是歷代各藏中最完備者。《佛光大藏經》最大的特色是以各版藏經作全經考訂、文字校勘,並以經文分段、逐句標點、名相釋義、經題解說、諸家專文及各部類的索引等,使經典達於大眾化與現代化。目前已完成出版者為阿含藏十七冊、般若藏四十二冊、禪藏五十一冊,其餘各藏也正陸續出版中。在一九九四年完成的「禪藏」,於翌年由佛光山文教基金會贈送一千部予世界各大學、圖書館、寺院及對文化、學術有貢獻的專家學者,可謂「續佛慧命,點無盡之燈,開般若之華,讓佛光普照三千界,法水長流五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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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試述歷代譯經事業的發展過程與特點。

二、請舉例說明漢譯經典對我國文化的重要影響。

三、試述鳩摩羅什與玄奘大師在譯經事業上的重大貢獻。

四、試述歷代各版藏經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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