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同性戀HIV感染者：「說」與「不說」的掙扎 | 繆斯夫人

科技 0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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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 裴孝

責編 | 崔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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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艾滋蔓延前，同性戀一直被主流社會視為異常，同性情慾的展現不被大眾認同和接受。媒體片面及誇大性的相關報道使得社會對男同性戀者的刻板印象已經達到污名化的程度，如同性戀是縱慾濫交的，無力維持長期穩定伴侶關係；同性戀者不會成為稱職的父母

（魏偉，2015）

。在充斥偏見、不友善的環境中，隱匿身份不讓別人知道，成為同性戀者的生存法則。而男同性戀HIV感染者對父母的病情告知，常常伴隨著同志身份曝光的風險，雙重污名讓許多男同性戀HIV感染者在向父母告知病情時，更加掙扎和艱難。

在我的人生預設里，根本沒有可能跟他們講我是感染者這件事。他們肯定接受不了HIV，本身社會上對於這個疾病是有一定偏見的。而且在宣導疾病的知識中，非常側重性交傳染這塊，都是在強調性交傳染如何、如何猛烈發展，男同猛烈發展。真正知道這個情況，怕他們因此

（以為）

我是很淫亂的人，我在他們心目中好哥哥的形象破滅啊。怕他們知道我是同志的同時，還那麼地亂。怕父母認為我是很亂交的同志。

——小白

家庭是HIV感染者重要的非正式支持系統，從家庭可以獲得工具性支持

（有形或物質的協助、問題解決行動）

及表達性支持

（分享感受、發泄情緒、心理與情緒的支持、關心、鼓勵等）

（宋麗玉，2002）

。而告知父母、朋友等重要他人自己的感染狀況是感染者獲取社會支持的第一步。受訪者阿燦參加單位編製考試時順利過關，但因體檢發現感染HIV，失去了轉正的機會。他通過QQ視頻告訴父母自己得了一種難以根治的病，但吃藥可以控制，也不需要做手術，經濟上也不會有負擔，想通過一點點的透露，讓家人慢慢接受自己患病的現實。回到家鄉見到父母后，阿燦先告知父母自己感染HIV，在父母追問下，阿燦決定出櫃。

他們很困惑，你怎麼會發生這種事情？他們當時問我怎麼感染了，問我是不是找小姐了？後來我和他們說是和男的感染的。當時有一點沉默，我爸就說怎麼從小到大都沒有發覺，突然間發生這種事呢！很想不通，很困惑!他們說你這樣怎麼對得起我啊？你這樣老了後怎麼辦呢?反正事情已經發生了,現在再怎樣抱怨也沒辦法改變，我就這樣和他們說。

——阿燦

在異性戀中心主義的社會文化背景下，同性戀被建構為異常的性取向，不被社會大眾接受。所以不難理解當兒子出櫃，父母內心的強烈衝擊。

他們當時其實是很難接受的，他們就哭啊，就很傷心。你從小到大，沒讓我們操過什麼心，突然間怎麼變成這樣子。他們對我期望很高的，尤其考上編製後，工作就穩定了，下一步，結婚生孩子，以後生活一帆風順，突然出現一個意外，讓他們一下子跌落谷底。那天我參加親友會的分享活動，那個媽媽說：「我兒子這麼優秀的一個人，怎麼突然變成這個樣子，怎麼對得起我？」這句話我父母也說過，你從小到大沒讓我們操心，突然跑出來這樣一個事情，怎麼對得起我們。我父母一直很關心我，但這種關心和我得病的現實很矛盾，他們之前說過一句話，又氣又心疼！如果不搞同性戀就不會得病,如果不得病就不會丟了這麼好的工作,都不能結婚生孩子，你這樣，把自己的人生都毀掉了！

——阿燦

但是阿燦認為感染HIV這件事於他是一個契機，讓他對父母講出自己是同志的事實。

父母畢竟以後年紀愈來愈大，接受能力也不是很好，最好還是能一次講完，不要分兩次嚇他們。所以我就後來想想乾脆就直接出櫃了。其實過年前那一個月我一直在想怎麼開口，怎麼不會嚇到他們，但是真的開口之後，我發現父母的接受能力未必像我們想得那樣差，也不會很強，畢竟接受不了，但是不會出現我們想的那樣突然一下血壓飆升，大哭大鬧也不會，但是通過我這個事情，出櫃要考慮清楚各方面的可能，自己家庭的環境、父母的觀念，還是要納入考慮的。

——阿燦

家庭出櫃的贏家往往是沉默的第三方：傳統的文化價值觀念。很多父母不管子女的性取向如何，就認定一個「理」：你得結婚並且生孩子

（王晴鋒，2014）

。對父母出櫃後，結婚的壓力並不跟著消失。

他們現在基本接受我生病的事實，但是還是不接受我是gay的事實。有時我媽希望我回老家，你回來吧，你現在都已經這樣了，你回來找個姑娘一起好好的過日子。我說你看我已經得病了，再去結婚不是害別人嗎？他們就說你可以找一個同樣得病的女的啊！我就說我姐姐如果也要嫁給一個同性戀，你們願意嗎？他們主要考慮到我，你一定要先結婚，一定要有一個正常的人生，他們這樣想。

——阿燦

阿燦認為要求父母立即接納自己的同志身份不切實際。父母那代人的生活經驗，以及農村保守傳統的文化氛圍、親戚鄰里的閑言碎語，都讓父母在接納同性戀子女方面會有許多困難，他認為父母已經做得很好了。

我只能說出櫃不成功也不失敗，不成功，是他們現在沒辦法完全接受，不失敗是父母還不接受但是也沒有關係破裂，斷絕往來，把孩子軟禁在家裡，或者一些很激烈的反應。這些方面我覺得我還是挺幸運的，所以我不會要求我父母必須理解我接受我。影響我倒覺得有利有弊，利是我終於可以傾向不結婚，現在有了這樣一個契機說出來，我可能更加堅定這樣一個

（想法）

。不利是花更大心思去考慮家人如何理解和接受，對他們來說這兩件事情都是非傳統的。

——阿燦

而對小紀來說，出櫃是不可能的選項，將是對父親又一次沉重的打擊。當得知小紀感染後還可以通過醫學阻斷生出健康的孩子，小紀的父親開始殷切地期盼小紀結婚生子，為家庭延續香火。

我現在最大的壓力是結婚，我還沒有出櫃，父母一直催我結婚，我和父母說感染了想要生孩子需要二十多萬！父親說我們還年輕，還可以出去打拚。我不敢說是因為我爸年齡大了，再一個他身體不好有心臟病，怕他受不了。至少來說，我得了這個病，他以為我還可以正常生小孩的，他以為我還是和女人結婚生小孩的，他們現在最大的心愿是抱孫子，這是他們最後一個心愿了！如果我說了我是同志，他們所有希望都滅了，所以我不能說！

——小紀

污名身份的曝光引發的歧視與排斥讓很多男同性戀HIV感染者選擇隱瞞疾病，以最大限度地減少或避免污名化。雖然這種策略的使用，使得個人可以避免他人有行使污名的機會。但因為保守「秘密」需要時刻警惕，他們付出了很高的心理成本。而隱瞞的策略實際上隱性地強化了污名得以存在的社會規範與價值觀

(Siegel, Lune&Meyer, 1998)

。

為了對抗污名話語，越來越多男同性戀艾滋感染者走出「柜子」，通過主動揭露自己的感染狀況、公眾教育、社會行動等主動性策略進行污名管理，削減社會對艾滋對同性戀的污名與排斥，在行動與倡導的過程中，他們也實現了自我充權。阿燦在公益機構的法律援助下，對做出讓他「離崗休息」、侵犯他勞動權利的原單位提起法律訴訟，法官支持了他的訴求，判決他勝訴。但是阿燦仍希望通過行政訴訟，改變不合理的政策規定，為更多感染者爭取權利。

我在搞這個訴訟，他們說胳膊拗不過大腿啊，不要影響你以後的工作啊，你這樣打官司沒有什麼意義啊！我和他們解釋，這些體檢標準、不合理的規定只要還存在，我以後找工作還是會受限制！

（打官司）

主要起到一個宣傳的作用、呼籲的作用，工作權是我基本的權利！不能侵犯了我的權益，我還默不作聲！我要讓政府看到我們的困境。我打官司不一定會贏。一件事情做了不一定有結果，但不做肯定沒有結果!還是要試一試。

——阿燦

污名與排斥逐漸將男同志HIV感染者推向失權的生活，但越來越多男同性戀 HIV 感染者採取主動性地污名管理策略，將自己的病情告知家人或朋友，甚至在社會公共生活中主動揭露感染者身份進行公眾教育，反抗社會不合理的規範與價值觀，削減污名，為重返社會公共空間做出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