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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見 | 租房時代與那些憂傷的年輕人

原標題:成見 | 租房時代與那些憂傷的年輕人



觀點地產網20年前,當70年代的年輕人享受著一切年輕該有的情緒,激情、迷惘、憤怒、自憐、頹廢,以及對光輝未來極度渴望的憂傷之時,如今的年輕人,從睜眼起算計的卻大多會是房租、水電等撲面而來的生活壓力。

從繁華的皇城根乘地鐵1小時左右,便可到達位於北五環外的天通苑。


這個有「亞洲最大社區」之稱的地方,由於有大量低房租房源,成了北漂的重要聚集地之一,在超過70萬的住戶里,有約80%左右是租客。它是老北京人眼中的「貧民窟」,也是北漂族「最後的堡壘」。


兩年前,90後女生小A成為北漂的一員,在花了近一個月的時間找房後,她最終把落腳點選在了天通苑東區一間面積近20平米、帶獨立衛生間的主卧內,每月房租2500元,這是小A租過最大、最貴,也是離市區最遠的房子。


2年後在同一個地段,小A用同樣的租金只能租到12平米左右的房源,越來越多的白領住到了六環以外。由於沒有任何的議價餘地,年輕人們靜默地忍受著被逼到城市邊緣。


近日,清華水木社區的一則帖子打破了這場沉默。


8月16日,家住天通苑的業主陳先生以網名「仙翩」發帖稱,本來計劃以7500元出租三居,因為自如和蛋殼的爭搶,報價不斷水漲船高,幾輪加價過後,蛋殼最終給到10800元,比陳先生給出價位足足高出四成。


因為房租上漲而不得不付出更多成本,甚至搬到更偏遠地方的租房族們被引爆,輿論一致指向自如、相寓、蛋殼公寓等長租公寓品牌,以及其背後的資本力量,它們被認為是助推高房租無形的手。


8月17日,我愛我家副總裁胡景暉的言論更為這場輿論戰添了一把火。一場電話會議中,他直指以自如、蛋殼公寓為代表的長租公寓運營商,為了擴大規模,以高於市場正常價格的20%到40%在爭搶房源。

業內人士的「倒戈相向」,將矛盾推到了最高點,顯然,誰都不願背下這樣一個大鍋。


在胡景暉炮轟公寓運營商高價爭搶房源後,第一個坐不住的他的老闆謝勇和鏈家老闆左暉。


當天下午,我愛我家就迅速發布公告與胡景暉的言論「撇清關係」。次日,胡景暉宣布辭去在我愛我家的所有職務,稱「因為眾所周知的原因」,自己「在關鍵時刻,被乾淨切割了」。


根據胡景暉的闡述,在兩位老闆的一通電話後,我愛我家才發出了撇清關係的公告,因為「左暉要求謝勇管管胡景暉的嘴,不然就讓鏈家全面在輿論上與我愛我家開戰」,自己更被老闆謝勇解職。


隨後,左暉也在個人微信中澄清,稱是謝勇主動聯繫自己,自己對我愛我家的內部事情沒有任何觀點。

一場關於高房租的輿論戰最終演變成中介行業的宮斗戲碼,媒體們不依不饒,企圖從各方的言論中推理出這場究竟誰在撒謊,品牌公關出身的胡景暉更趁勢舉行了自己的離職說明會,其間還不忘宣傳自己以後的去向,場面十分熱鬧。



不過,胡景暉從來都不該是這場言論的主角,而關於高房租背後真正的助推手也儼然成為一場羅生門事件。


首先,誰也不願承認自己的房租漲得快。

我愛我家市場研究院的統計數據顯示,2018年上半年,北京住房租賃的月租金均價為4649元/套,比2017年下半年的4335元/套上漲了300多塊錢,漲幅7.3%。


自如CEO熊林則對外發聲,將近期房租上漲的原因歸於市場周期,表示過去十年,北上深的走勢是春節上漲、短暫下行、七八月進入最高峰,九月下行。此外,自如北京佔比不超過8%,價格漲幅遠低於市場整體漲幅。


而據房天下租房網提供的數據,僅2017年2月到2018年5月,北京房租漲幅高達25.9%。另外,諸葛找房數據研究中心的數據顯示,2018年7月北京市月租金為90.12元/平方米,比6月份的86.4元/平方米上漲約4.3%;6月份租金則又比5月份的80.5元/平方米上漲約7.3%。


雖然,每家中介由於管理房源數量和質量不盡相同,造成租金漲幅數據不同屬正常現象。但冰冷的數據背後,輿論不斷發酵也從側面印證了房租正逐漸成為租房族「難以承受之重」。


是誰助推了房租高企的現實?顯然,誰都不願背下這樣一個大鍋。


「天通苑租金」事件後,蛋殼公寓執行董事長沈博陽在發布朋友圈稱,「租房關係到民生,不是兒戲。」「 對於造謠抹黑擾亂市場的行為,蛋殼公寓一定會拿起法律武器。」沈博陽同時表示,蛋殼公寓對於相關事件的官方聲明將在周一發布。


此前,新派公寓CEO王戈宏在接受媒體採訪時也表示,資本進入長租公寓市場,會讓長租公寓不會急著通過大幅度提高租金來實現短期盈利,否認了資本推動房租上漲的說法。


各方都在發聲,但有邏輯認為,從幾乎是零成本的個體直租模式,到需要加入運營成本、企業盈利、資本回報等機構管理模式,公寓機構勢必要將其轉嫁至租房者。


有人稱,除非政府給予強大的行政干涉,但這種做法顯然並非最優。



房租上漲,首當其衝受影響的必然是剛畢業的年輕人,在這個畢業的盛夏,迎接他們的是高額房租現實潑來的一盆冷水。


2017年8月,有機構發布的《2017年應屆生租房價格報告》顯示,84.2%的應屆畢業生需要租房,其中,北京應屆生租房開支佔到月均工資收入的67%。


換句話說,畢業大學生的大部分收入都花在了支付房租上。顯然,這是比買不起房還更令人急迫的焦慮。


另一方面,如果沉重房租成為年輕人過大負擔,引發的多米諾骨牌必然不僅限於房地產領域。


當房租占消費支出的比例越來越高,內需刺激經濟將無從談起;當高房租導致貧困人口越來越集中,階層固化導致的社會分化將越來越明顯。


畢竟,住房和租房問題從來都不只是單純的經濟問題,更涉及民生和社會。


電影《一念無明》中有一個經典的畫面,患有躁鬱症的男主角阿東側躺在一張雙層床的上鋪,父親黃大海則住在下鋪,床前的小桌是兩人吃飯的地方,不足10平米的房間整齊地擺滿了東西。


這就是香港的劏房,一個住房單位被切割成很小的部分,租給多家住戶。全港大約有20萬人蝸居在9萬個劏房裡,狹小的空間背後,就是人們難以承受的高額居住成本。


成見專欄:置身於龐雜喧鬧的外部世界,多數情況下我們並不是先理解後定義,而是先定義後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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