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1949年：國民黨引發的金圓券風暴

最新 08-20

50年前的金圓券風暴

文啟風

如果評選基尼斯20世紀世界通貨膨脹之最，1948—1949年的中國肯定當選無疑。

圖①1948年8月20日，國民政府下令改革幣制。圖為當時發行的金圓券票面樣本。

1948年8月，國民黨政府發行金圓券，代替1935年開始流通的法幣。圖①為一元、五元、一百元的金圓券票面樣本。原計劃發行20億元，到1949年6月，卻累計發行了一百三十萬億元，超額6萬多倍。（據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1949年7月16日《財政部長兼中央銀行總裁徐堪的財政金融報告》）紙幣面值，也增加到萬元、十萬元、五十萬元。

在推行金圓券幣制改革之初，國民黨政府也確實是想藉此幣值改革，試圖挽救不斷惡化的經濟形勢，抑製法幣出現的惡性通貨膨脹。政府由庫存之全部黃金、白銀及外幣中，撥出40%作為金圓券準備金，並以金圓券一元摺合法幣300萬元的比率收兌法幣，以黃金每市兩200元、銀一市兩3元、美元和金圓券1∶4的收兌率，強制收兌。並頒布法令，禁止民間收藏金銀和外幣。同時，從1948年8月19日金圓券發行之日起，凍結市場上所有物價。在最初的一個多月內，由於政策果斷、執行堅決，加之國人久為惡性通貨膨脹所苦，紛紛響應。僅上海一地，向政府銀行交兌的金、銀和外幣，就達1.7億美元。一時間，直接領導、督查上海幣制改革的中央金融特派員蔣經國，名聲大噪。

圖②上海中央造幣廠的技工在打鑄金條。

然而好景不長，進入10月後，對物價的持續凍結，使生產和貿易無利可圖。生產企業、商店紛紛停業、歇業，囤積商品，隱匿物資。孔、宋家族等豪門富商，更是有恃無恐，帶頭藏匿黃金，囤積物資。蔣經國來滬後，曾提出重點是「打大老虎」，並先後抓了違紀的杜月笙之子杜維屏、糧食大王詹文滸等人。某一天，在某銀行倉庫查獲了一筆數額驚人的非法囤積案件，涉及到孔家二小姐的裕華銀行，宋美齡竟也是案中的大股東。蔣經國曾執意嚴查，最終由蔣介石出面：「人人都有親戚，叫親戚大大丟臉的事情，請你們各位想一想。誰又能夠鐵面無私呢？我看這個案子打消了吧！」此案就這樣不了了之。對此蔣經國慨嘆道：「我只有先在家盡孝，而後對國家盡忠了！」並辭職告退。此事進一步加劇了人們對幣制改革的不信任。

由於貨物奇缺，貿易停頓，很多商品出現有價無市，導致黑市交易猖獗。金銀及外幣的黑市價格，在1948年10月即超過官價的5倍以上。黑市交易泛濫，更助長了私藏黃金，囤積物資之風。搶購風潮10月下旬由上海開始，隨即遍及全國。

圖③1948年11月23日至29日，上海爆發爭兌黃金潮。圖為銀行門前等待兌換黃金的民眾。

圖④人們在黑市上進行銀元交易。

金圓券信譽大跌，民怨沸騰，由此引發了各地社會騷動。其時，政府為彌補軍事開支，金圓券的發行，在10月底已大大超出了原定發行額度。11月初，政府被迫宣布取消物價限制，並允許黃金、外幣交易。但中央銀行又規定，每天限兌黃金2000兩，致使上海中央銀行門前人山人海。圖③為上海1948年11月，在銀行門前排隊等待兌換黃金的人群。圖④為人們正在黑市上進行銀元交易。從這兩幅照片上，我們都能看到國民黨下層軍官的身影。由此可見國民黨軍隊之腐敗。這樣的軍隊在戰場上兵敗如山倒，也就不足為怪了。這同半年後人民解放軍進駐上海後，寧肯露宿街頭，也決不擾民，形成鮮明對比。從照片上那一張張眉頭緊蹙的神情，可以想見當時人們普遍恐慌、無奈的心態。

金圓券自限價放開當日，即貶值10倍。從1948年11月開始，通貨膨脹如脫韁之馬，一路狂奔。

圖⑤這個店鋪無視政府的禁令，公開兌換銀元。此時為1949年3月，離國民政府的垮台已沒有幾天了。

圖⑥是1949年3月24日《大公報》記者拍攝的國民黨中央銀行堆積如山的空錢箱。鈔票既像廢紙，又越來越像燙手的山芋，今天能花的錢，沒有人會留到明天。甚至在排隊購物輪到你時，價格又漲了。一切有使用價值的物品，都成為搶購的對象。

關於1949年初金圓券貶值的狀況，下面這段當事人詹特芳的自述（該人當時在國民政府中任職），可見一斑：

「這時候，金圓券已經沒有人要了，如我們領工資拿到金圓券後，馬上就換成銀元、美鈔或黃金，如果稍有延遲，即要蒙受貶值損失，有時一個辦公室十來個人，管生活的人領取工資後，先不發給本人，而是先跑到市場換成銀元、港幣或美鈔，再來按人分發。這時金圓券貶值之速，已經不是早晚市價不同，而是按鐘點計算了。」

面對這種社會現實，我想恐怕只有神經不健全的人，才不會恐慌。

通貨膨脹程度，是衡量現代經濟生活是否正常的尺度。經濟出現危機，往往伴隨較高的通貨膨脹率。美國研究通貨膨脹的專欄作家亨利一赫茲里特（Henry-Hazlitt）有一個經典的結論，他認為，通貨膨脹是政府所為，一定的通貨膨脹，給政府帶來好處。增發貨幣，是最簡易的增加政府收入的方式。政府只是想把它控制在一定的範圍內而已。好政府和壞政府的差別，就在於控制程度的能力上。50年前，在中國出現如此，之高的通貨膨脹率，純粹是政府明目張胆的掠奪行為所致。

圖⑥上海中央銀行堆積如山的空錢箱。

1949年1月，蔣介石被迫下野，李宗仁任代總統。此時，政府用金圓券搜刮的黃金、外幣，仍被蔣介石控制，並私下安排運抵台灣。面對國庫空空的李宗仁，為應付開支，只得靠更瘋狂的印發金圓券維持。李宗仁在他的回憶錄中說：

「在我就任代總統之日，手頭一文不名。為維持軍餉，安定民心，曾命令行政院飭財政部將運台的國庫銀元金鈔運回一部分備用。但在台負保管責任的陳誠奉蔣暗示，竟作充耳不聞的無言抗命。政府救窮乏術，唯有大量印發原已一文不值的金圓券。大票成群出籠，致幣價貶值，一日千里。金融市場完全崩潰，百業停頓，軍心民氣完全喪失，遂形成無法收拾的局面。」

如果說在金圓券實行之初，國民黨政府還是對社會經濟負責的。隨著1948年底到1949年初，其軍隊在淮海、平津等戰役上的一系列決定性失敗，這個政府也變得越來越不負責任，甚至變成了對民間肆無忌憚的公開掠奪。瘋狂的印刷鈔票，搜刮黃金、外幣。說不定照片上的那些空錢箱，後來都轉而變成用來裝黃金、美元，運往台灣之用。

1948—1949年的上海，像一個政治的棄兒。蔣介石眼見大勢將去，極力想把一個爛攤子甩給中共。並極盡搞亂、掠奪之能事。而中共，配合軍事戰場，在國統區，特別是在大城市的「地下工作」，則如火如荼。

當時國民黨政府害怕共產黨把在長江以北獲得的金圓券運到江南，這將加速已千瘡百孔的經濟崩潰。因此嚴禁長江以北金圓券過江。

為了加速國民黨政府的徹底垮台，1949年春，中共中央決定把華北、中南、西北等地繳獲的一批巨額金圓券，迅速秘密運往江南國統區，交給地下黨組織。時任北平市市長的葉劍英，負責指揮這一特殊行動。

葉劍英策划了一個具有傳奇性的大膽方案——用送國民黨和談代表來北平的專機，完成這一使命。葉劍英秘密會見了他幾十年前的同窗摯友、國民黨談判代表團的隨員於仲仁，請他幫忙。

在葉劍英交代任務後，於仲仁可能是出於對身處共產黨要職的老同學的信任，也或許是眼見國民黨統治大勢已去的現實，馬上表態：「劍英，只要我於某還能幹點有利於民族國家人民的事，掉腦袋也不算什麼！」在葉劍英的精心策划下，1949年春的一天，數十萬億的金圓券，隨國民黨和談代表的專機，秘密運抵南京，交給中共地下黨組織。（引自舒雲著《開國紀事》一書）此舉對上海、南京等國統區的通貨膨脹，無異於火上澆油。其衝擊力，可想而知。

圖⑦上海解放後，以人民幣取代金圓券，對金融市場厲行整頓，取締了各種非法兌換活動。

國民黨曾大肆宣傳「共產黨不懂經濟。」沒想到不懂經濟的共產黨，卻在經濟上，給了國民黨致命的一擊。當然，如果從純粹戰術上評價，蔣介石通過金圓券幣制改革，搜颳了大量的黃金、美元，為其日後在台灣的生存和後來台灣的經濟復興，做了必要的準備。這也不失為一個政治家老謀深算的成功計謀（蔣介石從大陸運往台灣的黃金、美元總計達近5億美元）。然而，國統區，特別是上海等一些大城市的老百姓，為此付出了慘痛的代價。不自覺地為加速國民黨統治的垮台，和為後來台灣的「復興」，做了貢獻。

在中國文化的哲學中，有一個關於辯證法的著名格言，叫做「壞事變好事」。我手頭上有幾本反映中國近、現代史的史書，對金圓券幣制改革及其通貨膨脹的後果，都有此種「壞事變好事」的說法。其實，金圓券風暴，不僅是加速了國民黨統治的垮台。我想，如果進一步發揮這種邏輯，日後共產黨在建國初期有效率的整頓金融秩序，穩定城市經濟，以及後來，國民黨當局在台灣採取的「與民休息」，緩和社會矛盾的財政政策，恐怕多少都和汲取金圓券的教訓有關。照此「壞事變好事」的邏輯，我們是不是也可把半個多世紀沒爆發世界戰爭，歸功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給人類帶來的殘酷回憶？把今天人們對自然環境的重視，歸功於昨天的破壞和由此導致的環境惡化？眼下爆發的亞洲金融風暴，也是能變成好事的吧。不知這是不是東方民族特有的辯證法智慧。

壞事就是壞事，什麼哲學也不能把壞事變成好事。50年前的金圓券風暴，像一場噩夢，留在中國人的記憶中。但願這種噩夢，永遠不再出現。中華民族及其政治家、歷史學家的智慧，應該用在如何防止壞事發生上，而不是去總結「壞事如何變好事」。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新政權以對人民負責的態度，以人民幣1元兌換金圓券10萬元的比率收回金圓券並作廢，金圓券隨之成為歷史。

（照片由中國照片檔案館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