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粗暴的標籤，我們對非洲一無所知

在我們的記者採訪米亞·科托時，他提到人們對非洲最大的誤解，就是把它視為一個整體。不得不承認的是，米亞·科托的觀察犀利而準確，我們習慣了將非洲視作一個面目模糊的整體，然後給它貼上諸多粗暴的標籤。

戰爭、殖民、疾病、貧窮......，是最常見的形容詞。而這些標籤都阻攔了人性中最寶貴的特質——講述的能力。米亞·科托認為，正是因為講述，尤其是通過文學的講述，人們才得以靠近他人，甚至成為他人。

米亞·科托的講述充滿了飛翔的辭彙，他擅長將葡萄牙語與莫三比克語言融合到一起，用一種不斷更新的語言思索與創作。這一特質令他筆下的世界充滿了異質化的氛圍與神秘的氣質，大家往往習慣用「魔幻現實」來形容他的寫作，但在作家看來，魔幻與現實，本是一回事。

我們摘編了台版《夢遊的大地》譯者、北京外國語大學葡語專業講師金心藝，以及葡語文學研究者、里斯本大學文學副教授安娜·瑪法爾達·萊特為《夢遊的大地》一書所撰寫的書評。藉此跟大家一起，走近米亞·科托筆下的文學王國，走近一個剝去了粗暴標籤之下的莫三比克。

米亞·科托筆下的莫三比克歷史

撰文｜金心藝

（節選自台版《夢遊的大地》譯者序）

里斯本的非洲學者曾在歐非高峰會上講過這樣一個故事：一個西歐旅遊團參觀非洲大草原，其中一位遊客問隨行的非洲導遊：「那隻長著黑色條紋的白色動物叫什麼？」導遊回答：「叫斑馬。但是請注意，那傢伙是黑色的，條紋才是白的。」誰知遊客竟與他爭論起來。導遊挫敗地說：「可是斑馬從來都是白條紋黑皮膚啊！為什麼歐洲人非得讓我反過來想呢？更何況他根本不知道那是什麼動物。」

非洲就像這匹斑馬，我們所了解的「現實」，也許只是對它的某種預想和描述，並隨時可能被另一種來自內部的審視所拆解。人們提起現代非洲，總會貼上奴隸、象牙、戰爭、殖民、疾病、貧窮等標籤。其實殖民主義到來之前的古代非洲，也曾有過群雄逐鹿、王朝更迭的漫長歷史，留下的文明遺迹，可以追溯到數百萬年前。僅就莫三比克這個東南部國家而言，當葡萄牙人1505年首次抵達索法拉城時，那裡已是五個世紀的印度洋港口城市。16世紀的莫三比克尚屬莫諾姆帕塔帝國，是大辛巴威地區第五個、也是最後一個重要古國。一個世紀之後，葡萄牙人從最初的納貢者搖身變為實際的統治者。1884年的柏林會議上，殖民者終於將莫三比克，連同其他非洲葡語國家，劃分出今天的國土疆界。

《夢遊的大地》台版（作者: [莫三比克] 米亞·科托 譯者：金心藝版本: 南方家園出版社 2018年8月9日）

1955年，當米亞·科托出生於海濱城市貝拉時，莫三比克已遭受四百多年的殖民統治，社會的每一個方面都深深打上殖民主義的烙印。然而，它也是一個文化宗教高度混血的國家：62個族群說著43種語言，生活在80多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原始宗教、天主教、伊斯蘭教、基督教新教等多教並存，萬物有靈論廣泛存在。人們對現實世界的理解，自然不會只有一個版本。米亞·科托小時候，來自葡萄牙的父母經常為他講述家鄉的故事。他們在故事中重新變成孩子，過去變成現在，人死而復生。而他也意識到，像馬庫瓦人這樣的本土居民，也在用他們不同的聲音和感知世界的方式，講述關於非洲的故事。

莫三比克文學萌芽於上個世紀二十年代，其發展與反殖民主義鬥爭，尤其與六十年代起，由解放陣線黨（Frelimo，簡稱「解陣黨」）所領導的獨立戰爭息息相關。這期間，最主要的文學形式是詩歌，湧現出一批詩人鬥士，書寫民族獨立和「黑非洲」文化身份的主題。直到1964年，路易斯·貝納爾多·翁瓦那（Luís Bernardo Honwana）出版短篇小說集《我們殺死了癩皮狗》（Nós matamos o c?o-tinhoso），才為國內的敘事文學打開局面。

1974年，身為解陣黨成員的米亞·科托中斷大學學業，成為一名新聞記者。儘管他14歲開始發表詩作，也出版過首部詩集《露水之根》（1983），最終還是成為一個「用散文講故事的詩人」。憑藉兩部短篇小說集《聲音造就夜晚》（Vozes anoitecidas,1986）和《每個人都是一個種族》（Cada homem é umara?a, 1990），他很快在國內外確立起短篇小說家的聲譽。而長篇小說《夢遊的大地》（Terra Sonambula,1992），則使其成為莫三比克文壇乃至整個葡語文學世界最優秀的作家之一。在書中那片會夢遊的土地上，非洲的古老文明和滿目瘡痍的現代社會在不斷流動的夢境中得到完整而清晰的呈現，高度詩化的文字與生動的口語文化傳統和諧共存。米亞·科托用一個個人物的獨特聲音，打破了莫三比克「現實」與「非現實」的邊界。

米亞·科托

《夢遊的大地》出版於1992年，正值國家結束十六年內戰之際。這是非洲大陸現代史上最為血腥的內戰之一，令飽受殖民主義摧殘的國家雪上加霜。近百萬人死亡，五百萬人流離失所。受蘇聯支持的解陣黨政府軍與受美國、南非支持的反對黨（莫三比克全國抵抗運動，Renamo，簡稱「抵運黨」），發生長期的武裝激烈對抗。書中令老人圖阿伊和男孩穆易丁嘎無比恐懼的「土匪」便是這一背景的特殊體現。

邊界的破除，在這部小說中比比皆是，時間與空間、生命與死亡、人與動植物，甚至恐懼、孤獨等抽象概念和具有實體的事物之間，都可以發生轉變。作為一位語言大師，米亞·科托也將這種夢幻般的變形貫徹到小說語言之中。綜觀非洲葡語虛構文學作品，我們可以發現三大類語言風格：一是對葡語文法的重度破壞，同時參雜大量本土語言，以真實再現「邊緣人」和「底層人」的聲音；二是遵循葡語規範，以營造語言客觀性，從而使文本具有很強的紀實感；三是在前兩者的基礎上，對葡萄牙語進行再創造，如為已有固定詞性的單詞創造衍生詞，或將多個詞語混合，創造混成詞。米亞·科托就是第三類風格的典型代表。例如，在小說中，金祖死去的父親老塔伊莫騙兒子說自己娶了一個活人當老婆。謊言很快被揭穿，父親感到非常羞愧。為形容這種痛苦，作者使用了自創的衍生詞「trapalhoso」。從可能的詞源來看，它至少有三層含義：抹布，扭絞，欺騙者，指「欺騙他人的痛苦像抹布般在他體內扭絞成一團」。這種語義高度密集的表達方式，不僅可以加強語言的效果，還是一種詩化的體現，更重要的是，它對語言既定規範的破除和對語義的開放，與作者書寫莫三比克文化中多樣性世界的邏輯一脈相承。

文學評論界談起米亞·科托的作品，常冠以「魔幻現實主義」之名。但作者本人拒絕這種歸類，因為它仍然對現實和非現實有著極為清楚的界定，而「魔幻」在非洲人民的日常生活中卻無處不在，等同於現實。「米亞」（Mia）是作者為自己起的筆名，是一聲貓叫，更是貓發出聲音的動作，如同作者所理解的文學，不僅僅是一個既定的文本，更是一種動態的述說多重現實的行為。2015年，他在義大利接受採訪時曾說：「我們由故事組成，就像我們由細胞和器官組成一樣。時代的聲音和故事在我們體內回蕩。而人類的敘述能力，比任何其他技能或語言都更能讓我們意識到自己是生命遺產的一部分。」

米亞·科托建立想像的方式

撰文｜安娜·瑪法爾達·萊特

（節選自台版《夢遊的大地》推薦序）

米亞·科托所有的長短篇小說都有對權力、腐敗、盜用援助物資、不尊重傳統及道德倫理價值等問題的批判。其中，對莫三比克傳統與道德倫理價值的體現，在他的前三部長篇小說里尤為集中：《夢遊的大地》、《弗蘭吉帕尼樹的陽台》（AVaranda do Frangipani, 1996）、《火烈鳥最後的飛翔》（O últimoVoo do Flamingo, 2000），這些作品共同展現出一個仍靠傳統諺語汲取知識養分的世界，而最年邁的老人是這個世界的最高導師及引領者。此外，米亞·科托的所有作品均有探討國內不同種族與少數族群的文化調和問題。北方人、南方人、印度人、穆拉託人（Mulato，指白人和黑人的混血）、白人、農民、城裡人、年輕人、還有生活在口語傳統中的老人，他們代表著莫三比克極其豐富的語言與文化價值。

《夢遊的大地》是一部旅行小說，講述老人圖阿伊和男孩穆易丁嘎的逃難之旅，以及死者金祖寫在筆記本上的追尋之旅。兩種敘事逐漸交匯，第一個故事裡的人物開始經歷第二個故事中的事件，風景奇幻般融合，直到小說在兩段旅程合而為一時終止。作為旅行敘事和啟蒙敘事，這兩個故事都有其不同的標記，由許多人物口述的小故事拼接組成。它們都有一個寓意深長的結尾，並引導讀者了解世界的多重關係：老人與年輕人、過去與現在、生者與死者、夢與現實、海與陸地、傳統神話與現代性。當我們說《夢遊的大地》是一部旅行小說時，我們也同樣賦予它啟蒙的意義，因為它可以讓我們掌握關於莫三比克的知識，發現土地、文化、身份以及莫三比克民族。

米亞·科托

認識土地與文化並知曉何為莫三比克人，是這部小說的旅途中最主要的挑戰之一。通過各個篇章，我們看到一場啟蒙之旅。老人教授信仰，讓年輕人熟悉神話傳說。非同尋常的事不斷發生。只有奇幻之詞才能授人以漁。所有事件都具有神話的美妙及真實性。死人能說話，大自然的風景不斷變化，夢境與現實不斷混淆。小說藉由魔幻現實主義，追尋生者與死者之間的和諧，或者說，是尋求前殖民、殖民時代與後殖民時期的和諧，並質疑傳統與當下之間的文化衝突。

倘若我們認定《夢遊的大地》是一部啟蒙小說，失去記憶和身份的男孩穆易丁嘎必須重新了解他是誰，或者應該是誰，那麼對他的啟蒙就是由老人圖阿伊來完成的，同時，也以令人驚嘆的方式，在金祖的故事裡再次得以完成。男孩最終找回自己的姓名與身份。而他的旅途也成為對莫三比克民族身份問題的提喻。

另一方面，金祖的故事也是一種啟蒙敘事。他在旅途中尋找和平，探尋文化與人性的差異，他所行走的大地不斷被發現，體現出多樣性。例如，書中的大海喚起莫三比克和其他東西方民族對印度洋遺產的共享，並提醒我們注意這個國家與外來文化交流的規模之大；同時，陸地及其道路則反映城市與農村的多層對比，這些地方都是文化立場與習俗發生傳播和轉變的場所。作為這片故土的陌生人，金祖一路探索、描繪所見，他的旅行也象徵著莫三比克民族的複數化身份。

米亞·科托

整體上，小說由兩個交替講述的故事組成。第一個故事中，絕望的老人圖阿伊和失憶的男孩穆易丁嘎為躲避內戰而逃到一條廢棄的公路，寄宿在一輛燒毀的公車。他們在那裡撿到一名死者的筆記本，並開始每晚閱讀，一個片段接一個片段地模仿死者口述故事。但講故事的並不是老人，而是識字的男孩，由此，老人得以聆聽金祖的探險之旅。第二個故事即金祖的故事，由第一個故事中的人物代為講述。兩條敘事線在宏觀上交替出現，使得小說大部分章節都可以作為獨立的傳奇故事去閱讀，而每個章節的故事都會在下一個故事中延續。整部小說就這樣在一系列並置或嵌入式的故事中展開。

此外，所有故事都摻雜著諺語、格言和俗語片段，再現敘述者智慧的口吻。這種微觀敘事如同對每個單元故事中最重要的涵義進行高度凝練的綜述，富有神秘色彩並且朗朗上口。

「戰爭是一條毒蛇，用我們自己的牙齒咬噬我們。現在，它的毒液滲入我們靈魂的每一條河流。白天我們不敢出門，夜裡我們不再做夢。夢是生活的眼睛，而我們都成了瞎子。」

——金祖的第一本筆記：當世界像我們一樣年輕時

年邁的老人代表世界的傳統，年輕人則用閱讀與書寫來吸收、繼承傳統，並通過文字的發聲，即口述或朗讀，將其再次創造。高聲朗讀可以使文字蘊含的聲音變得戲劇化，還原敘述者和聽眾之間的對話，這恰恰是口頭文化的典型特徵，它形成一個社會化的交流體系，維持敘述者與公眾的共存。

另一方面，小說中使用諺語最多的人都是老人，他們與農村世界緊密相連。諺語似乎是米亞·科托扮演教育和批評角色的理想方式之一，作家藉此描繪莫三比克老人，尤其是農村老人所具有的世界觀。同時，諺語也有助於作者在多個層面控制敘事節奏，如故事的重複提及、格言式的開場、情節的後續發展等。最後，諺語還是一種高效的方式，令讀者得以思考小說人物是如何嵌入其所屬的文化傳統之中的。

「尼亞塔馬卡沒有瘋，他沒有。人就像房子，你得看到他裡面！」

——第五章河流的締造者

《夢遊的大地》通過建立符合莫三比克社會的文化想像，深入探究具有文學地位的口頭傳統所留下的記憶，並對這種記憶的重要性進行反思。而莫三比克的文學傳統就誕生於這種口語和文字之間的轉換關係。這種關係的基礎是將口語遺產用於文學寫作，米亞·科托的這部小說中所紀錄的人物、故事、諺語和大地之旅，就是明證。

本文為獨家內容，節選自《夢遊的大地》台版譯者序及推薦序。作者：金心藝（北京外國語大學葡語專業講師、葡萄牙科英布拉大學葡語文學博士候選人）；安娜·瑪法爾達·萊特（里斯本大學文學副教授）。整理：宮子；編輯：走走。未經出版社或新京報書面授權不得轉載，歡迎轉發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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