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前200年：王夫之的哲思深度
王夫之像
馮天瑜
明清之際的學人中，王夫之的哲思最富於哲理深度。他的若干哲思申發易理，直逼近代思辨。
包蘊「物質不滅」「能量守恆」思想萌芽的「元氣不滅」論
王夫之關於「氣」的唯物主義思想集中體現著其哲理深度。王夫之說，「人所見為太虛者，氣也，非虛也」，「陰陽二氣充滿太虛，此外更無他物」，這一論述肯定了世界的本體是由物質性的「氣」構成的。這是王夫之的唯物主義自然觀中富於近代色彩的最輝煌所在。
王夫之不僅論證了物質的不滅性，而且確認了物質運動的守恆；肯定了物質運動形態之間可相互轉化，而且這種轉化狀態是無限的，但物質運動的總量則不會增減。這些論說將運動守恆的思想闡發得相當周密。
對退化史觀的駁斥，對人類進化史觀的弘揚
王夫之認為，上古決非黃金時代，「羲皇盛世」之類的傳說並不符合實際。王氏指出：「軒轅以前，其猶夷狄乎！太昊以上，其猶禽獸乎！」人類祖先「亦植立之獸而已矣」。在達爾文的社會進化論尚未問世之前兩個世紀，17世紀的中國哲人王夫之已經準確地提出了關於人類進化的思想：人類的祖先是直立行走的野獸（植立之獸），這一提法在盛行祖先崇拜的明代中國，誠然是一個驚人的、大膽的創見。
王夫之早年有過與苗民、瑤民生活在一起的困苦經歷，這使得他實地觀察並體驗了處於原始社會或階級社會初期的少數民族社會生活，從當地流傳的人類起源於猴、犬的假說和對古代典籍深諳於心的知識積累中，王夫之將實地考察與古籍記載的神話傳說相參照，得出了人類起源於動物、文明發源於野獸的嶄新結論。這種觀察和研究方法正是合乎近代科學理路的，與19世紀美國人類學者摩爾根和政治家富蘭克林「人為製造工具的動物」之著名論斷，有異曲同工之妙。由此亦可論證，所謂三代聖王「無異於今川廣之土司」。由野蠻向文明演進，才是歷史的真實。
提出「文化中心多元」論，突破華夏中心論
王夫之推測「中國」以外另有發達古文明；又提出「文化中心轉移」論，認為諸文明「衰旺彼此迭相易」。對於文化中心，東西方皆有各自偏見。歐洲長期盛行「歐洲中心論」，認為世界其它地方的文明都是歐洲文明的旁支側系，由歐洲文明衍生而來。這種論調在近代更是甚囂塵上。而中國古代則長期盛行「華夏中心論」。幾千年來長期處於半封閉狀態的華夏中原地區，滋養著一種夜郎自大的情緒，做著「天朝上國」之美夢，認為中國是「天下之中」，中國就是世界的全部或大部，其餘皆為狄夷。將中國看作唯一的文明中心，當然也是偏狹之見。
對西方地理知識的了解，王夫之的思想勇敢地衝破了偏狹的民族意識的藩籬，客觀考察了歷史進程，產生了卓絕的新見解。王夫之認識到，「中國」並非世界之中心和全部。他將「天下」與「中國」相對而稱。他說：「故吾所知者，中國之天下。」言下之意，世界上還有他所不知的中國之外的天下。明代萬曆年間以後，利瑪竇等耶穌會士傳教來到中國，中國士人才開始知道，天下還有亞、歐、非、美諸洲，人種亦有黃、紅、黑、白之別。王夫之能衝破蒙昧主義的迷霧，產生新的世界觀念，實屬不易。
超越「心術決定」論、尤其是「人主心術決定」論的理性主義史觀
王夫之認為在人的主觀意志之外，存在客觀的、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歷史發展趨勢。王氏透過表象發現社會發展的深層動因和規律性，建立「勢-理-天」合一的理性主義歷史哲學，將我國古代史論提高到一個新的水準。王夫之的理性主義歷史觀在他論史的破與立的過程中都有鮮明的顯現。這裡所謂的「理性主義」，不是指與「經驗論」相對立的「唯理論」(唯物主義的唯理論或唯心主義的唯理論)，而是指與「蒙昧主義」及「神學唯心論」相對立的「理性主義」。
歸結起來，王夫之史觀的理性主義特徵主要表現在如下幾個方面：第一，反對主觀臆斷，提倡「征之以可聞之實」。恩格斯指出，在英國啟蒙思想家培根看來，「全部科學都是以經驗為基礎的，是在於用理性的研究方法去整理感官所提供的材料。歸納、分析、比較、觀察和實驗，是這種理性方法的主要形式」。稍晚於培根的中國的王夫之，也有這種類似的唯物主義觀念。第二，反對蒙昧和迷信，發揮理智的作用。王夫之的這種思想，與18世紀英國的啟蒙思想家洛克頗相似。洛克也認為哲學應以理智為依據。第三，反對超時空的史論，提倡歷史主義的史學評論。王夫之別開蹊徑，能從歷史發展的過程中論史，主張史評應將人物事件擺到一定的歷史範疇中加以考查，帶有相當鮮明的歷史理性主義色彩。第四，在王夫之的史學體系里，歷史不再是蕪雜混亂、捉摸不定的，而是有趨勢、有規律的必然發展過程。
儘管王夫之信奉歷史進化論，但他並沒有把歷史簡單歸結為新與舊的遞嬗交替。他從事實本身意識到，歷史前進的過程是複雜的，一個新制度的產生，必然要在舊制度的母體內孕育許久，而一個舊制度也會在新制度中殘存長時期才能根除殆盡。王夫之指出，「郡縣之法，已在秦先。秦之所滅者六國耳，非盡滅三代之所封也」。這就是說，郡縣制並非在秦代突然降臨，而是早在戰國已逐漸生長。他又說：「封建之在漢初，燈炬之光欲滅，而姑一耀其焰。」這裡又指出，封建制雖在秦代已經廢除，但到漢初又有迴光返照。如此論述歷史進程，確乎是豐滿而深刻的，顯示了樸素辯證法的光耀。
總之，就理性主義歷史哲學的龐大、完備、深刻而論，王夫之在中國文化史上是超越前輩的，正如譚嗣同所云：五百年來，真通天人之故者，船山一人而已。誠哉斯言！
（作者為武漢大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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