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恆的穆斯林
斯特凡·布亨/文
王立秋/譯
對穆斯林的偏見正在增長。在歐洲，他們越來越被看作需要防禦的闖入者。但這個思維模式並不新鮮。
《伊斯蘭之爭：寬容止於何處？》，《排除伊斯蘭，融入穆斯林——可行嗎？》，《貝多芬還是罩袍》。這些是三本多少屬於創意作品的書的書名，最近，德國各大脫口秀節目也以這些標題談論了這些所謂的熱點，
《清真寺的權力》，《歐洲的聖戰》，以及，當然了，《德國正在自殺》是三本討論同樣主題的書的書名。加起來這類出版物的數量高達好幾千。自然，這也就使跟進新的書名，也變得很難了。
老實說，所有這些項目、書、論文、博文、和演說都可以用一個標題來概括：「穆斯林問題」。從二十一世紀開始，這個主題就一直讓德國和普遍而言的西方著迷。
所有這些出版物的基本陳述，都很直接，並且可以快速總結如下：德國和歐洲的穆斯林移民，威脅到了我們的安全和繁榮。穆斯林不融入我們的社會。他們利用了我們的社會系統。他們帶來了一套和我們自己的相反的價值系統，並因此而創造出（他們自己的）「平行社會」。他們人數增長得很快，因為穆斯林女性的角色只限於生育而已。伊斯蘭從根本上與暴力相關，並且從一開始便是如此。「如果你思考這一切的邏輯結果」，那麼，這點就變得顯然了：這個穆斯林的行為的目標，是建立一個「全球的哈里發國」。
被極右翼帶了節奏
自然，這些理論的支持者，也做好了指手畫腳的準備。他們對「應該怎麼辦？」這個問題的回答是簡潔明了的：必須完全阻止穆斯林向歐洲和德國移民。必須儘可能多地把沒有合法身份的、非法的移民遣送回去（這裡專註的是2015年那災難的一年）。在政治、行政和正義的所有層面上，都必須向穆斯林清楚地說明這點，那就是，歐洲不歡迎他們。
（跳上穆斯林的遊行花車：前央行主席，退休的SPD政客提羅·薩拉辛[Thilo Sarazin]一直是當前德國的民族主義恐伊潮流的單個兒的、最大的推動者。今年夏天，他意圖用新書《敵意的佔領——伊斯蘭是如何損害進步和威脅社會的》在自己故鄉宣傳這個觀點。不過，薩拉辛的出版商，蘭登書屋，拒絕發行這本書。）
同時，這樣激進的看法，也在德國變得越來越普遍。德國另類選擇黨(AfD)和「愛國的歐洲人反對西方的伊斯蘭化」運動(PEGIDA)就是他們的發言人。而且，它們還在興風作浪。AfD把國家議會和央行都變成了討論「穆斯林問題」的舞台。極端的民族主義黨也取得了成功。
而且，他們的成功還超越了民調數據的增長，甚至在這樣的事實中，你也可以看到他們的成功：其他所有政黨，都接受了AfD的特定看法和要求，從CSU/CDU到FDP和SPD，一直到綠黨和左翼，無一例外。在試圖阻礙民族主義的AfD崛起的努力中，建制黨，尤其是當權的聯盟黨，也採取了自己的民族主義立場。
在伊斯蘭的反對者的驅動下，德國的人心正在大變。就像提羅·薩拉辛武斷地說教的那樣，他們說，成問題的那部分移民，主要是由穆斯林構成的（「東德時代來的越南工人的後代不是問題。」）。這位退休的SPD政客一直是這個潮流的單個兒的、最大的推動者。今年夏天，他意圖用新書《敵意的佔領——伊斯蘭是如何損害進步和威脅社會的》在自己故鄉宣傳這個觀點。
一個需要提出的問題上，在何種程度上，移民到德國的「穆斯林」代表了任何種類的社會集體？反對這種看法的論證多得是。但這裡的要點還不是這個。伊斯蘭在構造潛在的暴力的「吉哈德分子」團體及其殺戮活動上扮演的角色是什麼的問題也不是。已經有許多（經常也是基於充分研究的）出版物談論過這些問題了。
「批評伊斯蘭」變成了文化符碼
這裡的要點是，在今天的德國，「批評伊斯蘭」正在成為文化符碼的邊緣，而不斷擴大的德國上層和下層中產階級圈子——也是著名的社會之心(heartof society)——也認可了這點。
那些試圖理解這個過程的人，應該看一看茱莉亞·克羅克納(Julia Klockner)在一個談論「穆斯林問題」的脫口秀節目上的表現。當這個留著「《老友記》里的瑞秋」的髮型的CDU主席團成員討論穆斯林那裡的男性支配的時候，你就知道二十一世紀初的德國世紀的循規蹈矩的反叛(conformist rebellion)會是什麼樣子的了。
不然，你也可以在提羅·薩拉辛的朗讀會上，混進那些「有產的」聽眾裡面去感受感受。要不然，就買張票去漢堡的德意志話劇院看看法國小說《服從》改變的那處笨拙的戲。這些變種在口味上是多種多樣的，但它們擊中的，總是同樣的「神經」。而觀眾們，也緩慢而確定地積累起許多關於對伊斯蘭的批評的，牢固的知識。
這是一種古老的，德國式的執著。1879年，歷史學家海因利希·馮·特萊奇克(Heinrich von Treitschke)就為德國民「心的深刻變化」而深感歡喜。就像他在他著名的，為《普魯士年鑒》寫的論文《我們的前景》中寫道的那樣，一股反猶主義文本的洪流正在「湧入圖書市場」。「各種反猶的社團」正在聚集，他寫道，而「猶太問題」也在「各種活躍的公共聚會中」得到討論。來自德意志帝國上級階層的思想家卻沒有看到在這裡起作用的「暴民的粗陋」；這是「大眾的本能」，他們覺察到「德國的生活」受到的「嚴重威脅」。
猶太人以德國為家還不夠危險。甚至更大的危險來自外部，來自特萊奇克所說的「波蘭搖籃」。奧托·博克爾，也持同樣的看法，他甚至感覺到，在帝國的東部邊界，有一個「巨大的猶太子宮」。
反猶主義得到了社會的接受
所以，在十九世紀末的時候，德國面臨「猶太人問題」。猶太人帶來了損害國家、侵蝕它、吸干它、控制它的威脅。在很長一段時間裡，沒人被允許說任何反對它的話。畢竟，猶太人控制了出版嘛。但德國人的生存本能蘇醒了，開戰吧。
現在，「反猶主義」和「反猶對抗」是褒義詞了。這樣的見解，得到了「客觀性」的祝福、和學院的支持。學者們精心地從塔木德中演繹出「永恆的猶太人」的形象。最終，猶太人會剝奪他們在法律上的平等，他們的解放，會奴役德國，並試圖控制世界，所以，人們被警告成千上萬次。「猶太人問題」問題得到了德國人在這件事情上的肯定的滋養，德國人堅信，有一天，猶太人會壓倒他們，因此，他們必須保衛自己，反對猶太佬。
德國資產階級積累了許多「反猶的知識」，就像社會學家揚·維揚德說的那樣。最終，反猶的情感，變成了資產階級的好語氣的一部分。反猶主義變成了文化符碼，變成了一個人所受的「教育」的一部分。它與德國民族主義的關聯，要比伊斯蘭在最狂野的多元文化之夢中，與德國的關係更密切得多。
像沃夫岡·本茨(Wolfgang Benz)和米沙·布魯姆里克(Micha Brumlik)那樣的研究者，已經描繪過十九世紀德國反猶主義和二十一世紀除德國對伊斯蘭的批評之間的相似。他們說，這裡存在結構上的相似。許多的國人再次執迷於「被征服」的想法了。
這會導致什麼後果？東方學家保羅·德·拉加爾德(Paul de Lagarde)（托馬斯·曼在1918年的時候都還認為他是最偉大的德國人之一呢！）在1887年談到猶太人的時候這樣寫道「你不會和旋毛蟲和桿菌談判；你也不會養育它們；你只會儘可能快和徹底地消滅他們」。
對伊斯蘭的批評會導致什麼後果？
如果沒有多年的意識形態準備，那麼，大屠殺是不可能發生的，這是一個不可辨駁的事實。那麼，對伊斯蘭的批評會導致什麼後果呢？我們無疑需要以某種方式來解決穆斯林問題。我們知道，歷史不會自行重複。特別是在歷史禁止以任何形式公開呼籲「消滅、滅絕」的時候。但我們也知道，在「生存鬥爭」爆發的地方，我們就離給大屠殺提供事實的理由和合法性不遠了。根據眼下正在四處傳播的那個信條，社會的凝聚力，是無法應對更多的穆斯林移民的。
最近幾個星期里，大約有一千個尋求庇護的人被淹死在地中海。一架偵察機和幾艘船本可以合力救出了其中幾個人，但歐洲邊防部隊阻止了他們的行動。他們毫無罪疚感。歐洲公民中的壓倒性的多數堅信，此舉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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