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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禧攻略》:「爽文化」是麻醉劑還是另類的反抗空間?| 思想界

原標題:《延禧攻略》:「爽文化」是麻醉劑還是另類的反抗空間?| 思想界


『思想界』欄目是界面文化每周一推送的固定欄目,我們會選擇上一周被熱議的1至2個文化/思想話題,為大家展現聚焦於此的種種爭論與觀點衝突。本周的『思想界』,我們關注最近熱播的《延禧攻略》以及土耳其里拉崩盤帶來的危機。


在暑期檔一眾影視劇中,《延禧攻略》如一匹黑馬,一路高歌猛進,擊敗了本來看上去頗具話題度的《流星花園》和《甜蜜暴擊》等偶像劇,成為眾人討論的焦點。與以往的宮斗劇相比,《延禧攻略》確實像個異類。女主角魏瓔珞在主角光環的庇護之下,彷彿開掛一般,一路升級打怪,在宮廷中如魚得水,節節高升,堪稱職場爽文典範。而劇中的富察皇后,是一個與世無爭、無心宮斗的佛系皇后,皇上則是一個熱衷於吐槽一眾妃嬪,並且只愛皇后一人的痴情人。劇中除了帝後CP之外,也出現了皇后和魏瓔珞這一對CP,頗受觀眾喜愛。《延禧攻略》究竟為何如此火爆?這部披著清宮戲外衣的現代職場打怪爽文為何如此受到追捧?「爽文化」大行其道的背後,體現了人們對現實生活的何種不滿?而在看似現代的、一路開掛升級的女主晉級之路背後,又真的有進步的女性意識嗎?

最近兩周,土耳其深陷里拉危機。8月10日,里拉對美元匯率暴跌17%,13日周一開盤後繼續暴跌,跌幅約為7%,今年以來,里拉跌幅已達到45%。與此同時,據新華社北京8月14日電,連日來土耳其貨幣里拉匯率暴跌,在國際市場引發連鎖反應,發達經濟體股市明顯下跌,同時南非蘭特、巴西雷亞爾、阿根廷比索等新興市場貨幣也普遍面臨貶值壓力。里拉危機的背後體現了何種土耳其內外交困的局面?這與土耳其歷史上政治身份的變化和經濟策略的調整有何關聯?里拉危機會引發全球性危機嗎?土耳其貨幣危機對中國又有怎樣的警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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宮斗爽文、打怪升級:


女性真的進步了嗎?

在「新京報書評周刊」近日發布的《〈延禧攻略〉:跟著魏瓔珞打怪升級,為什麼我們這麼想爽一回?》一文中,作者阿莫分析了「爽劇」的機制和「爽文化」背後折射出的社會現實。不同於此前宮斗劇標杆《金枝欲孽》——它展示了你死我活相互鬥爭但機關算盡之後仍然落得悲劇下場的宮廷困境和悲劇,《延禧攻略》單純地展示了主角魏瓔珞一路碾壓反派的故事:在綉坊得到姑姑庇佑,到長春宮又得到富察皇后護體,皇后去世之後又獲得皇帝青睞,更有帥哥富察傅恆全程保駕護航。與此同時,《延禧攻略》的劇情安排也十分緊湊,幾乎每隔兩三集,魏瓔珞便能碾壓一個反派角色,步步升級。但在這種開掛、碾壓的背後,並非邏輯支撐起來的劇情,而是全靠主角光環一路護體。換句話說,如果魏瓔珞能夠戰無不勝,不是她有多聰明多機智,而是她身邊的配角都被劇情設定框死,一到關鍵時刻便智商下線。在作者阿莫看來,此種不可思議的全程為女主逆襲服務的劇情設定,最大的賣點和弱點都在一個「爽」字,而這也是近年來在網路文學中早已成為主流的「爽文化」進軍影視界的重要嘗試。



《延禧攻略》中一路開掛的女主,網友親切地稱她為「魏姐」


「爽文」在網路文學中成為主流門類,意味著快感生產已經成為當下網路文學的核心訴求之一。營造「爽點」有眾多的方法和手段,首先表現為主角的發泄、報復或者戰鬥,在強力壓制之後能迅速反彈,並通過這種反彈帶給讀者大快人心的情感體驗。比如羞辱比主角位高權重的對象,通常是官二代、富二代或上流階層等等。另一種表現方式是成就感和優越感,即主角在逆境中不斷奮鬥,最終變得強大,獲得成功,羨煞旁人。在以男性讀者為主要目標受眾的小說中,這種設定十分典型。主角常常開疆闢土,成為英雄,成為家族、國家甚至是整個世界的拯救者。而在寫給女性讀者的小說里,主角通常獲得世俗意義上的成功,如宮鬥文中女主從一介小小宮女一路上升,成為寵妃。在阿莫看來,不論是《延禧攻略》,還是改編自流瀲紫《後宮·甄嬛傳》的電視劇《甄嬛傳》,又或者是之前同樣改編自網路小說的電視劇《花千骨》都遵循著同樣的套路。此類「爽文」「爽劇」雖然表面上五花八門,但內核和本質都大同小異,即帶給受眾一種重複的刺激,讓饑渴的受眾陷入純粹的快感海洋,期待一個又一個新的「爽點」。


那麼,究其原因,「爽文化」為何能大行其道呢?阿莫指出必須注意到在網路時代的沉浸體驗中典型的讀者/觀眾視角。發達的互聯網文化能夠讓受眾沉浸在「爽文化」中,暫時忘卻自己在現實中的身份和種種限制,將自身帶入主角視角,進行想像性的生活。同時,加之所有「爽文」都幾乎無一例外地將故事設定在異世界和古代,這種脫離日常生活情境的設定可以不顧階級藩籬、不管現實生活中的種種障礙和規則,讓受眾通過一種陌生化的體驗短暫地脫離現實中無法跨越的階層壁壘和無法打破的強權規則等諸多煩惱。因此,「爽文」充當了現實生活的一劑麻醉劑,讓在日常生活中掙扎喘息的人們通過意淫獲取短暫的幸福。但同時阿莫也認為,不該單純地將「爽文」視為麻醉劑,視為腐蝕人心的社會毒藥,除了虛妄的快感外,「爽文」中也存在抵抗的空間,如上面提到的幾部大女主「爽文」,實則有一定的性別革命突進意味。除此之外,有一些「爽文」也做出了「女尊」「女強」等顛覆主流性別定位的激進想像,當然,這也愈發反襯出現實生活中隨處可見的性別不平等。


甄嬛


在發佈於「澎湃新聞·思想市場」的《宮斗劇爆紅背後:類型化、現實投射以及進退失據的女性意識》一文中,作者曾於里也探討了宮斗劇中的女性意識問題。在曾於里看來,宮斗劇這一題材反映了女性意識一種進退失據的現狀。一方面,宮斗劇仍然是一種性別觀充滿問題的題材,它本質上講述的是女性為了獲得皇帝寵愛相互傾軋的故事,這是中國古代封建集權社會夫為妻綱的產物。即便在《羋月傳》和《延禧攻略》中,女主角和君王的戀愛被塑造成更為平等的兩性關係,彰顯著現代意識,但這仍在無形中將愛情和皇權進行「同構」,讓人們在沉迷皇帝純情的同時實現對於男權和皇權的認同和讚美。


當然,曾於里也指出,宮斗劇中的女性訴求並非鐵板一塊,而是充滿多樣性的,有時候甚至是互相矛盾的。以《甄嬛傳》為例,甄嬛一開始認同後宮中女性作為性工具和生育工具這種觀點,但在之後慢慢對這一價值產生動搖,並展開「復仇」,最終促成皇帝死亡。這是劇中女性意識得到張揚的高點時刻,然而這一時刻是短暫的,在新王上任後,甄嬛再度開始揣摩新王的心思。由此可見,只要父權中心的權力結構和機制不曾改變,她就依然在男權統治的規則和秩序之中遊戲,無法脫身。最後曾於里指出,不論是《甄嬛傳》還是《延禧攻略》,女性角色在其中的女性意識是真的,但父權意識也是真的。「宮斗劇女性意識的進退失據,根源不在於女性,而在於不平等的皇權/父權制的強硬、霸道和根深蒂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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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里拉暴跌:


身份政治和強人經濟背後的重重憂慮


在王晉發表於「澎湃新聞」的《里拉暴跌只是經濟問題?土耳其政治身份變遷迎來重要節點》一文中,作者通過梳理土耳其近一個世紀以來政治身份的變化,指出里拉暴跌可能讓土耳其迎來又一個政治身份變遷的重要節點。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土耳其在「國父」凱末爾的引導下,開啟了以世俗主義主導的現代化進程。1924年,土耳其廢除伊斯蘭「哈里發」制度,即伊斯蘭世界不再擁有象徵性中心,同時土耳其也拋棄了「泛伊斯蘭」政治身份的幻想,轉而建立「土耳其人的民族國家」。但凱末爾深知伊斯蘭文化傳統對於現代化進程的重大影響和挑戰,因此凱末爾主導的土耳其政府試圖宣傳用「土耳其人」取代奧斯曼帝國曾有的「穆斯林」政治身份,試圖以拉丁文字母替代傳統阿拉伯語字母來書寫土耳其語。這樣一來,在官方話語中逐漸形成東方/愚昧/落後和西方/先進/科學的兩級對立。西方世界的世俗主義和民族國家觀念在土耳其現代化進程中起到主導作用,相反,伊斯蘭教的影響力則被限制在清真寺內。在凱末爾這一政治強人的主導下,西方的、現代的、世俗的土耳其就此誕生。在這種情況下,「向西看」成為土耳其的外交對策。一方面是土耳其面臨北方蘇聯的政治軍事壓力,需要加入西方世界謀求安全,另一方面土耳其國內的社會經濟格局也決定了西部沿海地區比中部和東部更加重要。

但這種「向西看」並沒有維持太久,土耳其國內政治格局不斷受到伊斯蘭政治力量的挑戰和衝擊。隨著經濟快速發展,諸多社會問題不斷湧現,伊斯蘭政治力量傾向於通過「伊斯蘭教法」和「真主之下人人平等」的理念解決種種難題。2002年,「正義與發展黨」上台,這標誌著土耳其國內伊斯蘭政治力量佔據統領地位。埃爾多安以「漸進式」的方式逐步削弱軍隊力量。2016年土耳其未遂軍事政變是土耳其軍方,即倡導世俗主義的力量對於埃爾多安和「正義與發展黨」的最後一次挑戰。「正義與發展黨」秉持「新奧斯曼主義」政治理念,逐步開始改變土耳其的對外政策。從那之後,土耳其開始介入中東事務——譴責埃及塞西政府、在卡達斷交風波中公開支持卡達、介入利比亞內戰、支持巴勒斯坦的哈馬斯,通過支持「穆斯林兄弟會」及其中東分支機構,土耳其逐漸建構自己的區域影響力。這樣一個積極介入中東地區事務的、強調「伊斯蘭」而非西方傳統政治中「自由民主」的土耳其,開始與西方世界,尤其是美國產生分歧。而這種分歧又導致了美國對土耳其的經濟制裁。對於嚴重依靠外資實現經濟增長的土耳其來說,必然會遭受巨大損失。作者王晉最後指出,政治身份定位與現實實力之間的差距,是土耳其未來戰略面臨的最大挑戰。



埃爾多安


相較於政治身份的分析視角,媒體人周軼君從經濟角度出發,梳理了在「強人經濟」模式下土耳其的危機簡史。在她為「騰訊·大家」撰寫的《土耳其危機簡史:強人經濟的歡喜與哀愁》一文中,周軼君指出,土耳其共和國在過去半個多世紀中有兩「多」:政變多,貨幣危機多。此次的里拉貶值並非新鮮事,在1994年和2001年,土耳其也曾發生過類似情況。1994年是由於商業銀行借貸過多,央行瘋狂印鈔引發了通貨膨脹。當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出手援助,同時要求土耳其政府削減開支、增加稅收,實行部分國企私有化,幾年內土耳其經濟回彈。2000年,土耳其實現里拉與美元-歐元貨幣掛鉤的政策,可不到一年時間,土耳其銀行再次出現借貸危機,外資撤離,政府被迫讓里拉脫鉤,實現自由浮動,導致里拉貶值。2001年,美元加息,土耳其再次出現里拉貶值的危機。


縱觀國際市場,從20世紀90年代起,每次美聯儲收緊貨幣政策,嚴重依賴國際間資本流動的新興市場極有可能受到衝擊,比如1994年的墨西哥比索危機和1998年的俄羅斯盧布危機。危機之後,這些國家往往會採取更加靈活的貨幣政策,並擴大各自外匯儲備。


回到此次土耳其的里拉危機,周軼君認為從去年年底特朗普當選以來,美聯儲收緊貨幣政策,通過反全球化措施放慢了國際間資本流通。但此番特朗普最多起到了落井下石的作用,主要的問題仍然要歸咎於埃爾多安自從上台以來就一直奉行的「拒調利率」主義。此次土耳其央行本可以通過調高利率來抑制通脹,但埃爾多安認為調高利率是外國恐怖主義的陰謀,其終極目的是要搞垮土耳其。這種觀念出於埃爾多安的宗教信仰,他曾說「利率是萬惡之爹媽」。除了拒調利率,埃爾多安政府在政變之後大肆審訊抓捕,令整個國家瀰漫在恐怖狀態下,讓法制遭到嚴重破壞,這讓土耳其經濟的中流砥柱外資公司對土耳其市場失去信心。



土耳其里拉


土耳其的里拉崩盤可以給中國帶來何種經驗和教訓呢?在發表於「三聯生活周刊」公眾號的《土耳其崩盤了,我們會有危險嗎?》一文中,作者認為土耳其危機對中國極具借鑒意義,而如果中國不想重蹈覆轍,則可謹記土耳其帶來的三個教訓。


首先是貨幣放水必然帶來貶值,放水越多,貶值越猛。作者指出中國近幾年也面臨人民幣貶值問題。2016年年底人民幣匯率距離突破7元大關僅一步之遙。後來神奇逆轉,守住7元大關,這其中除了央行加強外匯管制等技術手段外,很重要的一點在於從2017年開始中國貨幣政策從穩健轉為穩健中性,貨幣政策的收緊很大程度扭轉了市場對人民幣的貶值預期。


其次是經濟發展無法解決所有矛盾和問題。相反,畸形和不可持續的發展則可能製造出更大的矛盾。大部分新興經濟體都會通過發展經濟來解決社會矛盾。短期來看,這些社會矛盾可以被經濟發展暫時掩蓋,而長期看來,如果經濟增長模式不持續,此前被掩蓋的問題極有可能大力反彈。


最後,是對新興經濟體而言,「中等收入陷阱」的魔咒難以打破,如果過於自信,很有可能掉入陷阱無法自拔。世界銀行曾有研究表明,從1960年代開始到2008年間,縱觀全球主要經濟體的表現可以發現,1960年代處於中等收入階段的國家到2008年進入高收入的只有十幾個,而絕大多數國家在半個世紀中始終處於中等收入階段,無法突破。這便是「中等收入陷阱」。反觀中國,由於過去中國一直保持經濟高速增長,因此容易產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只是時間問題這一錯覺。但土耳其此次的危機告訴我們,如果中國經濟不能通過深度改革實現可持續增長,那麼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絕非易事。


本文為獨家原創內容,作者:傅適野,編輯:朱潔樹、張之琪,未經「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授權不得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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