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土墓誌為中古史研究提供了新資料

21世紀以來，隨著新出墓誌的大量刊布，圍繞墓誌展開的研究已經成為中古史研究領域的熱門議題。出土墓誌為中古史研究提供了新資料，對墓誌資料的利用已經成為大部分學者的自覺。當前墓誌整理與刊布存在哪些問題？墓誌資料整理的難點有哪些？如何利用墓誌材料推進中古史研究？記者就這些問題採訪了相關學者。

規範整理刊布

數目巨大的新出墓誌為整理工作帶來了全新的挑戰。目前，新出墓誌刊布渠道多元且分散。大部分新出墓誌主要通過公私收藏機構公布館藏、學者訪求拓本後編撰出版圖錄、各類文物考古及書法期刊刊載等渠道得以刊布。復旦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仇鹿鳴表示，這種多元分散的刊布狀況，為墓誌整理研究帶來很多弊端。一是造成墓誌重複發表，浪費了人力物力，也容易誤導學者進行重複研究；二是割裂了某些墓誌之間的相關性，給學者的綜合研究造成困難；三是錄文與拓本發表時間間隔較長，使學者難以把握墓誌的全貌。

「墓誌的盜掘與買賣給整理研究工作帶來很大困擾，這是墓誌刊布多元且分散的根本原因。」故宮博物院研究員、出土文獻整理研究專家王素介紹稱，盜掘墓誌者一般都是先列印販賣拓本，再翻刻販賣偽石，最後才會賣出原石。在這個過程中，還有根據偽石列印偽拓本進行販賣的現象。這就導致整理刊布的墓誌類圖書所收拓本，既大量重複，又真偽難辨。

王素提到，當前墓誌整理的最大問題是缺乏統一規範，導致學者們在墓誌的定名、釋文、標點、注釋等學術問題上各行其是。對此，王素認為，出版單位應該對墓誌整理刊布進行規範，將傳世文獻的整理規範用於出土文獻。例如，對墓誌的釋文採用豎排繁體、專有名詞加專名線等。在此基礎上，有必要參照《古籍整理規範手冊》，為出土文獻整理出版編寫一部《出土文獻整理規範手冊》。

仇鹿鳴提出，可以從三個方面著手改善墓誌的整理工作：首先，提升圖錄印刷質量，儘可能多地保存流散墓誌的相關文物信息；其次，在圖錄編纂過程中，在編次、定名等方面減少失誤；最後，系統調查原石的去向及收藏情況，編纂信息更為豐富的墓誌目錄。

突破原有研究框架

當前不斷湧現的新出土墓誌，為南北朝隋唐史研究提供了新資料。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教授葉煒介紹，撰寫墓誌這一文化習俗大致成熟於北魏中期，到唐代後越發普及。唐代已著錄墓誌數，是兩唐書立傳者五倍有餘。而且，墓誌的志主也與正史立傳者差別較大。正史入傳者，多是皇親國戚和高級官員，且男性占絕大多數。墓誌則不同，很多志主是中低級官員甚至平民，其中女性的比例也遠高於正史。這為更深入、更全面地認識中古官僚制度以及中古社會提供了寶貴資料。

為推進中古史研究，需要全面深入挖掘墓誌材料的史料價值。但葉煒提出，當前墓誌資料的研究利用以墓誌資料補史多，以墓誌資料提出問題少；對單個墓誌研究多，對墓誌整體研究少；對墓誌文字信息利用多，對墓誌形制信息利用少；對墓誌序文利用多，對其銘文研究少。仇鹿鳴認為，過度「趨新」的風氣導致墓誌研究水平停滯不前。相關學科範式的確立，尚有待優秀研究論著的累積。

就如何進一步推進墓誌研究，仇鹿鳴提出，要加強工具索引的編纂，走出「看到什麼做什麼」的挖寶式研究。葉煒認為，至少有兩方面的工作值得努力。一是努力從墓誌資料自身特點出發，提出新問題。由於墓誌資料在構成上與正史文獻存在明顯差異，因此，應該立足墓誌的特點，提出一些依據傳統文獻難以提出或提出了卻難以解決的問題，爭取對原有框架有所突破。二是進一步將墓誌研究與傳統金石學、現代考古學相結合。比如，吸收傳統金石學對古代墓誌體例的研究成果，有助於深刻理解墓誌的格式化特徵，進而能夠加深對其內容的認識。將墓誌置於現代考古學的背景下，不僅把墓誌視為文字，而且將它視為喪葬儀式的一部分、家族墓葬的一部分，則有助於在墓誌存在的原始環境中深入理解墓誌資料，並提出新問題。

原標題：推進中古社會歷史研究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責任編輯：劉星 排版編輯：劉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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