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惡滔天的731魔鬼部隊為什麼能集體逃脫審判?

原標題：罪惡滔天的731魔鬼部隊為什麼能集體逃脫審判?

石井四郎，學醫之人，但是卻將手中的刀變成了殺人利刃。他與731魔鬼部隊的罪行罄竹難書，活體實驗、毒氣實驗……他們喪失人性，甚至是在中國發動罪惡的細菌戰，肆虐中國。

日本戰敗後，本該接受審判的他們，在戰後卻逃脫了審判。731是魔鬼部隊是如何集體逃脫審判的?回到日本國內後，他們又做了什麼?

石井四郎 731部隊部隊長

　1、日軍故意隱瞞真相

自從日軍投降後，1945年後半年至1946年底，美國在東京的情報部門收到了很多有關日本在中國東北進行細菌戰研究和實驗的匿名告發信，加上之前美國在戰時搜集到的情報，美軍確信日本細菌戰研究人員曾進行過人體實驗，並已經擁有大規模細菌戰作戰能力。

日軍的細菌戰資料對美國軍方和科學家有著特殊的吸引力。因此，美軍迫切想獲得日軍細菌戰情報，以了解其研究水平和進展。美軍佔領日本後，迅速通過各種途徑找到了不少日軍細菌戰部隊的專家和將領，特別是1946年1月美軍情報部門發現並拘留了731部隊的負責人石井四郎。並隨即「對石井進行了為期7周的秘密訊問」。

但是美軍的審訊進展並不順利，沒有獲得多少有價值的情報。因為日軍在戰敗前燒毀和藏匿了細菌戰部隊的所有材料，同時命令所有的參與者要對所見所聞和自己的身份絕對保密。同時，由於害怕被審判，石井等雖然承認了731部隊的存在，但完全否認做過人體實驗以及在實戰中使用過細菌武器。增田知貞、北野政次等日本細菌戰部隊其他核心人員在接受審訊時也都裝作一無所知。

對此美方情報人員報告說：「在調查中，沒有發現日軍在該領域進行研究開發的任何文字證據。接受當面調查的對象異口同聲說因為有關文件都是絕密，因此已按照陸軍的命令全部予以銷毀。所以，獲得的情報只是被調查者的記憶所及。」

2、以細菌戰情報為籌碼要求赦免其罪責

石井四郎等人之所以不願意配合美軍的審訊，一方面是「因懼怕被定為『戰爭罪犯』而提供不完全的情報，另一方面石井等也非常清楚自己對美軍的價值，因此他們想用自己所掌控的細菌戰情報跟美軍討價還價，讓美國保他們逃脫懲罰。石井四郎等人為讓美國幫其洗脫罪名可謂費盡心機：

一、吊足美軍胃口。石井等人在當面否認進行過人體研究和細菌戰實戰，卻私下向美軍情報官員暗示：「除了已供認的以外，還有很多攻擊性武器的細菌實驗和開發，在中國內陸曾對中國軍隊進行過細菌戰實戰試驗，這是毫無疑問的。」這樣一方面會讓美軍情報部門因為他們的價值捨不得將他們送到國際法庭，另一方面也會刺激美軍獲得情報的慾望。

二、石井四郎、增田知貞等731部隊核心人員向美軍審訊人員提出要「免除戰爭犯罪的書面保證」：「我們曾宣誓永不泄露人體實驗的秘密，我們擔心我們中有些人會被作為戰爭罪犯起訴。如果你能向我們提供書面豁免保證的話，也許我們能弄到所有的情報。」

三、為了迫使美國同意赦免細菌戰研究者的戰爭罪責，日本人還打出了蘇聯牌。當時冷戰已經開始，他們非常清楚美軍對蘇聯的敵對情緒，因此增田知貞曾語帶威脅地向美軍審訊者表示：「如果我們與某個共產主義分子聯繫的話，他有可能告訴蘇聯人」。

四、石井對美軍審訊採取拖延和敷衍方式，以迫使急於獲得全部情報的美軍審訊人員答應幫其免罪。他一方面表示無法向美國人提供詳盡的技術資料，因為731部隊所有記錄都已銷毀了。另一方面，他又表示：「如果你們書面同意赦免我、我的上司、部下的全部責任，我將會把我知道的一切情報提供出來。」他同時表示「願意被美國僱傭為細菌戰專家……在準備與俄國人進行戰爭時，我可以提供我20年以來的研究和經驗，我曾在實施和防禦細菌戰的戰術問題上提出過許多設想，可以寫出幾部關於細菌戰的書」。

實際上，美國為了單獨和搶先得到日本細菌部隊最新研究成果，早在1945年秋就開始考慮採取許諾免究石井四郎等人戰犯責任的方針，麥克阿瑟同意了美軍情報人員的提議：「要弄清七三一部隊的情況，只有保證不把他們作為戰犯追究，進展方能順利。」美國國務院表態說：「必須採取一切可能手段，防止石井的有關細菌戰的情報在公審時公開。」

3、蘇聯也想獲得日軍細菌戰研究情報

就在美軍和石井四郎相互博弈僵持不下的時候，第三方勢力蘇聯也加入了進來。據1947年3月21日麥克阿瑟在給美國當局的一份報告中稱：「他們強烈要求分享美國獲得的有關(細菌戰的)情報。……蘇聯的要求表現出對七三一部隊大量生產鼠疫菌、霍亂菌以及鼠疫跳蚤的興趣。」

其實蘇聯很早就開始密切關注日本的細菌戰研究，1945年8月蘇聯出兵東北後俘虜了一些曾經參與細菌戰研究的日本專家，在審訊中他們了解了日軍細菌戰人體實驗和實戰實驗的一些大致情況，但是始終無法得到核心材料和機密。正是為了能夠獲得更多的細菌戰情報，蘇方才會在戰爭結束一年多以後在國際上公開此事，同時向美國提出審訊石井四郎等人和與美軍分享情報的問題。

美國對蘇聯要求的第一反應是拒絕，因為隨著冷戰的迅速發展，美國的領導人們害怕讓蘇聯在軍事上佔到任何的優勢，不想讓蘇聯人從日本方面得到任何東西，因此麥克阿瑟決定採用各種方式拖延對蘇聯的答覆。蘇聯對此非常氣惱，便直接要求美國「將石井和大田移交給蘇聯人，將他們因反對蘇聯的戰爭犯罪送交審判」，但遭到了麥克阿瑟的斷然拒絕。

然而經過深思熟慮之後，美方決定同意蘇聯審訊石井等人。因為此時東京的情報部門正為石井等人的不配合頭疼，他們認為，如果同意蘇聯審訊石井，「蘇聯不可能從日本人處得到美國尚未得到的情報，相反，美國有可能從蘇聯人訊問的路子里分析出蘇聯在細菌戰方面的知識和活動」。

但是為了不失去這些有價值的細菌戰專家，美國始終拒絕追究石井等人的戰犯責任，因此華盛頓聯合總參謀部還特別交代麥克阿瑟：「明確告訴蘇方，對於已被揭發出來的日軍對中國人民進行(細菌戰)的犯罪行為，不存在能夠追究戰爭犯罪的確鑿證據;美方允許蘇方審問，並非追究戰犯的行為，而是美方對友好國家所顯示的外交姿態。」

為了應對蘇聯的審訊，美軍做了充分的準備。首先，為了能夠讓細菌戰專家在面對蘇聯審訊時不透露有價值的信息，美國為日本細菌戰的專家們準備了對付蘇聯人審訊的證詞。其次，為了避免給蘇聯將石井等人送上國際法庭留下口實，美國決定只說明日本細菌戰對中國人的殘虐行為，不得提及對蘇聯公民的可能的虐待。「因為對於日軍對中國人的犯罪行為，蘇聯人沒有追究戰爭犯罪的明確的權利」。最終，在美國的安排下，石井等人並未被移交給蘇聯人去進行起訴，而是僅僅在石井的家中與蘇聯調查官進行了會面，但由於美國的嚴密監控，蘇聯從石井處幾乎沒得到什麼有用的情報。

石井四郎的731部隊

4、見不得人的交易

美國一方面想方設法拖延蘇聯的審訊要求，另一方面美國也看穿石井「與其被蘇聯逮捕，不如依靠美國保全性命」的心態，轉而用蘇聯來威脅石井。對蘇聯人的恐懼使石井由最初的拖延態度變得順從起來，他開始提供一些對美軍來說有價值的情報。

但是石井等人也非常清楚自己對美軍的價值，蘇聯的威脅顯然不足以讓他們交出所有的資料。因此美方情報人員也承認，如果沒有給石井及其同夥的「書面的免責文件」，石井不會全部坦白。隨著蘇聯對石井等人表現出了濃厚的興趣並一再提出種種審訊要求，對於美國來說，確保石井等人與自己充分合作變得越來越緊迫。

正是出於對蘇聯的擔憂，美國最終決定同石井等人達成交易，以保證他們不被追究戰爭罪責來換取他們手中的細菌戰資料，儘管其仍不同意以紙面形式加以保證。因此，美國國務院在1947年9月的一份秘密文件中做出明確決定：「一、對石井以及其他有關日本人不得作出任何承諾，繼續使用現在的方法，盡量收集更多的細菌戰情報。二、不對石井等人作出免於戰犯起訴的承諾，但(可以告訴他們)，美國出於安全保障的考慮，不追究石井以及有關人員的戰爭犯罪責任。」

由此可見，美國認為，只要不讓會給美國帶來麻煩(即留下文字記錄或給予戰犯免責之事被暴露)，就可以與石井等進行交易。石井等人和美國當局周旋了一年多，終於換來了保命符。

作為對美國的回報，石井四郎等人交代了他們所掌握的日方細菌戰情報。對於這些情報的價值，美軍的一份秘密文件評估說：顯然美國在大規模生產實用性武器方面遙遙領先於日本，然而日本用人體作的研究是無價的，因為相對於美國通過動物實驗進行推測細菌戰效果的方式，日本人用人體做實驗所得的資料更加直接和完善。應該說，這些情報的確讓美國在細菌戰研究方面獲益匪淺。

1945年3月，石井四郎全家在哈爾濱合影。後排戴禮帽二人自左至右為石井四郎的哥哥石井三男和石井剛男，分別在731部隊中擔任動物班班長和特別班班長。

5、東京審判美國力保石井四郎等人「過關」

在美國和石井等人相互博弈和達成密謀的過程中，美國一早便開始為石井等人的「免罪」忙活。當時佔領盟軍總司令部為美國獨佔，盟軍最高統帥有對戰犯有減刑之權，因此，美國做起保日本細菌戰犯「過關」的勾當來很是得心應手：

第一步、阻止媒體公開報道日本細菌戰相關事宜。從1946年4月開始，有關日本細菌戰的主犯、他們以前的活動以及有關他們在盟國手中的情況等的公開報道都被秘密查封了，「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審判結束後很久，日本細菌戰也一直沒有在美國媒體作為公開討論的話題出現過」。

第二步、阻止對日軍細菌戰戰犯罪行的調查。除出台嚴密的規制外，1947年3月，美軍聯合參謀總部還專門命令戰爭犯罪調查官們：「未經同意，對該事件不得向起訴方向做工作並不得以任何形式公開……今後所有的調查，都由同盟國翻譯審問部中央審訊中心進行，各現場已著手進行的追蹤調查全部停止。」

第三步、用各種方式否定現有對石井等人的指控。首先，美方的法律方面人員聲稱，現有告發石井及其他人的文件是「基於匿名信件、傳來證詞、流言」。其次，對於審訊在中國實施細菌戰的日軍的要求，美方堅稱「並未揭示作為戰犯起訴的充足的證據，提出的受害者也身份不明」。再者，對蘇聯提供的關東軍頭目及石井部下的供述，美方認為其來源有問題，因為缺乏可靠性。由此，現有的指控都被美方認為不成立。

第四步、在遠東國際法庭上對其他國家審判日本細菌戰犯的要求不予理睬。對於中國、蘇聯等其他同盟國審判日軍細菌戰犯的要求和指控，主導審判的美國檢察官基南根本沒有理睬，這就出現了美國陸軍法律顧問所說的情況：「無論是石井，還是他的同夥，都不包括在等待審判的日本主要戰犯之中……石井的部下中沒有一人被指控或作為戰犯嫌疑犯被關押」。

在美國的庇護下，石井等人終於挺到了1948年3月，從那時起東京戰爭犯罪法庭不再接受新的證據，他們已經沒有了被追究戰爭責任的危險，他們終究沒有得到應有的懲罰，而且結局似乎都還不錯：石井四郎主持了美國在日本設立的細菌戰研究機構，北野政次成為「中村」研究所所長，山內忠茂任「興和」化學藥品公司東京研究所所長，河山善為慶應大學教授，吉村壽人為京都醫學院教授，笠原四郎為木戶里傳染病研究院組長等等。

而蘇聯對於美國獨享細菌戰情報的做法惱羞成怒，既然無法獲得相關情報，蘇聯便將審判日軍細菌戰犯作為與美國進行角力的政治工具：1949年12月，蘇聯獨自把拘留在蘇聯的12名731部隊有關人員在伯力濱海軍事法庭進行審判;1950年2月3日，蘇聯政府特照會中、美、英三國政府，證明被美國庇護的日本天皇裕仁、石井四郎、北野政次等5人是在準備和實施反對人類的細菌戰的主要戰犯，建議委託特別國際軍事法庭予以審訊;1950年蘇聯公開出版了《前日本陸軍軍人因準備和使用細菌武器被控案審判材料》，同時指責美國對日本細菌戰犯的包庇。

但是，這些動作不但沒能阻止美國與石井等人的交易，反而使二者的合作更加親密了。

不管是美國還是蘇聯，他們真正想要的都是日軍的細菌戰情報，至於是否審判這些戰犯，由誰審判，怎麼審判，只是他們手中可資利用的一張牌。在情報的現實價值與審判的道德價值之間，前者遠比後者重要。

石井四郎本人雖然逃過了正義審判，但是「人賤自會有天收」，1959年，67歲的石井四郎卻因手術而失聲，患上了喉癌，死前一句話也沒能說出來，被活活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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