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易十四是法國史上最著名的君王，但他僅有1/4的法國血統

原標題：路易十四是法國史上最著名的君王，但他僅有1/4的法國血統

路易十四可說是法國最著名的君王，但他僅有1/4的法國血統。他的母親安妮皇后是西班牙人，其祖母瑪麗?美第奇（Marie de M』edicis）是義大利人，因而他習慣於義大利式的藝術與戀愛，西班牙式的虔誠與驕傲。日後，他肖似其外祖父西班牙菲利普三世之處，遠多於其祖父法國的亨利四世。

他生於1638年9月5日，初生時他被稱做「天意」（Dieudonné），也許法國人真相信他的生父路易十三如不靠天意絕對活不到做父親的時候。父母親的離異，父親的早死，再加上投石黨長期作亂，對年幼的路易十四都有很大的影響。安妮皇后與馬扎然在應付一連串的權力鬥爭中常常把他忽略，在王室的逃難中，他也嘗到了貧窮的滋味。沒有人關心他的教育，他的教師們只著重於向他強調法國是他承襲的財產，他的統治權是神授的，他只需對上帝負責。他的母親曾給他天主教教義與信仰的訓練，這在日後他厭棄榮耀、熱情消失後曾發生很大的作用。聖西蒙（Saint?Simon）曾批評路易「幾乎沒有人教他讀和寫，對於最熟悉的歷史知識與其他常識亦一無所知」。這幾句可能是聖西蒙的誇張，不過路易的確對書本沒多大興趣，但他獎勵作家，並與莫里哀（Moliére）、布瓦洛（Boileau）、拉辛（Jean Baptiste Racine）等著名作家保持友誼，顯示他對文藝的尊重。日後他遺憾自己不曾好好研究歷史，他說：「通曉歷代大事，將足以供任何重要研究參考。」路易的母后不僅訓練他養成良好的儀態，並教導他幽默感以及騎士風度，他也處處表現出這些良好的教養，雖有時不免被無饜的權力欲所遮蓋。他是個嚴肅而柔順的青年，看起來似乎不足以擔當治國大任，但馬扎然卻知道路易的資質可以成就「四個國王與一個受人尊敬的人」。

1651年9月7日，一位英國人伊夫林（John Evelyn）在霍布斯（Thomas Hobbes）的巴黎寓所中看到這位年方13歲的君王在盛大的成年禮行列中通過，他說：「一個年輕的阿波羅，在整個遊行中，他不斷揮帽答謝擠滿在窗口中的女士與歡呼『國王萬歲』的群眾。」路易親政後，本可自馬扎然手中收回大權，但他尊重這位首相的老謀深算，故繼續由馬扎然掌理大權達9年之久。然而馬扎然死後，他坦白地說：「如果他再活得長些，我將不知如何處置他了。」首相死後，各部門主管曾詢問路易，以後他們將向誰聽取指示，路易回答說「向我」。從那天起（1661年3月9日），直到1715年9月1日，他統治整個法國。法國人民喜極而泣，因為50年以來，他們終於有了一個大權在握的君主。

人民崇拜他那優美的相貌。1660年，眼光精明的拉封丹看到他時曾說：「你們認為世上哪些君主有如此美麗的身段與優雅的面貌?我想不會多的。當我見到他時，我想像中已見到高貴本身的體現。」路易只有5.5英尺高，但看起來要高些，他身材強健優雅，是一個高明的騎士，舞跳得好，瀟洒健談，是那種令婦女注目而傾心的人物。一直對他沒好感的聖西蒙公爵曾寫道：「如果他只是一個平民，他也有本事製造同樣多的戀愛事件。」但這位公爵也得承認路易十四的風範已開始在宮廷中流行，由宮廷傳至全法國，由法國傳至全歐洲：

從沒有人像路易十四那樣以優雅的風度施與，而這種優雅更大大增加了他的恩惠的價值……他從不說任何粗魯的話，如果他有什麼地方應予責備或糾正，那也許是他過分禮貌而絕非他的怒氣或嚴峻。沒有人像他那樣天生有禮貌……對女士們他的禮貌更是沒人比得上的，即使走過最卑微的婦女面前，他也會脫帽，甚至女僕也不例外……他與女士談話時也取下帽子，直到離開她們才再戴上。

他的心智並不像他的風度那樣高明，在深入判斷人物方面，幾乎可媲美拿破崙（Napoleon），但智力方面則比不上愷撒（Caesar），在政治家的仁愛與遠見上也遠比不上奧古斯都。聖伯夫（Sainte Beuve）曾說：「他所有的，不過是良好的見識，在這點上他擁有不少。」聖西蒙說：「他的性情是謹慎溫和的，小心翼翼，行動與言語都極有節制。」孟德斯鳩（Montesquieu）也說：「他的心靈遠比頭腦偉大。」他的注意力與意志力在其盛年時彌補了他在觀念方面的缺陷。他的弱點都發生在他在位的第二段時期（16831715年），偏執使他的心胸日益狹隘，而早年的成就與周圍的諂媚使他更為志得意滿，他虛榮得像一個演員，驕傲得像一座雕像。當然他的驕傲部分是由為他畫像的藝術家有意造成的，另外卻是由於他對身為天子的看法。如果他真要好好扮演這個「偉大的君主」（Le Grand Monarque）的角色，他認為驕傲也許有助於他的統治。國家應該有個權威的中心，而這個權威中心應該裝飾得壯觀偉麗。他曾對他的兒子說：「看來我們應該對自己謙虛，而同時又得驕傲於我們所在的地位。」但他極少有謙虛的時候——也許只有一次，布瓦洛指正他在文學方面的錯誤，他沒有動怒。在他的回憶錄中，他心平氣和地談到自己的個性，他認為其中最主要的一點是他對榮耀的愛好，他好之「甚於其他任何事物，對於生命本身是一種崇高的致敬」。他對榮耀過分地愛好，最後成為他致命的弱點。他寫道：「我們對榮耀感受的熱情不是那種微弱的隨著擁有它就會冷卻下來的熱情。它的恩寵不經努力絕對無法得到，永遠不會令人厭倦，而對那些不能再追求新的榮耀的人，他所擁有的，將變成一文不值了。」

直到他的好榮耀之心最後使他與他的國家走向末路，他仍有值得欽佩之處。他的宮廷都感到他的公正、仁厚、寬大與自製。那段時間幾乎天天能見到他的莫特維爾夫人說：「在這一方面，歷代所有的君主都趕不上他。」接近他的人都知道他事親至孝，即使公務繁忙，每天他都要去探望母后幾次。他愛護他的子女，關心他們的健康和教養，不論他們是由誰而生的。他對個人似較國家有更大的同情心，他可以向毫無抵抗力的荷蘭宣戰，並下令夷平巴拉丁（Palatinate），但他哀悼荷蘭海軍上將勒伊特（Ruyter）之死，因其曾敗於法國海軍之手。而路易十四對去位的英國國王詹姆士二世（James Ⅱ）的皇后與兒子的同情，也使他捲入一場所費不貲的戰爭中。

他似乎真的相信他是上帝指定來統治法國的，並擁有絕對的權力，他可以引述《聖經》證明他的想法，而波舒哀（Jacques Bénigne Bossuet）也樂意自《新約》、《舊約》中找出證據支持君權神授的看法。在他為兒子做指南而寫的回憶錄中說「上帝任命國王為大眾福利的唯一守護者」，因而他們是「上帝在塵世的代理人」，為有效地行使這項天賦的功能，他們需要無限的權威，因此他們必須有「完全的自由處置所有的財產，不論屬於教士或平民的」。他並沒有說過「朕即國家」，但他完全相信這一點。法國人民似乎並不反對這種意見，那是亨利四世有鑒於社會混亂而提倡的。他們對這位年輕的君王甚至有著一種宗教虔敬的景仰之心，對他的氣派與權威深感驕傲。他們只知道，沒有王權，國家又將回復到封建割據與敵對中去。經過黎塞留的個人獨裁、投石黨的犯上作亂、馬扎然的中飽私囊，法國的中下層階級反而歡迎一位「合法」統治者的集權領導，因為他似乎能保證秩序、安全與和平。［路易十四的《備忘錄筆記》（Notes pour servir aux Mémoires）始於1661年，其間斷續記載一直到1679年，那時他又加上「對於作為一個國君的感想」。書中除了絕對王權的理論外，尚有不少良好的見識，相形之下，其他哲學家對同樣題目的論著則顯得枯燥無味得多。這部備忘錄顯然是口述的，然後經秘書整理成適當的文體。它與同時代其他文學作品一樣，是本可讀性很高的書。］路易十四認為他的絕對君權不容任何侵犯。1665年，當巴黎議會想要討論他的某項詔令時，他聽到消息，從文森趕回來，身著獵裝、高筒靴，手執馬鞭，走進會議廳，向議員說道：「你們的集會所帶來的不幸結果是眾所周知的，我命令你們解散這次集合討論詔令的會議。主席先生，我禁止你召集此種會議，並禁止你們任何一人提出此項要求。」巴黎議會作為最高司法機構的功能，從此被一個皇家的樞密院（Conseil privé）所取代，並一直處在國王的控制之下。

政府中貴族地位顯著地改變了，他們以華麗的服飾為宮廷與軍隊增添了不少色彩，但很少人佔有行政職位。路易邀請重要的貴族離開他們的領地，一年大部分時間住在宮裡：有些住在他們巴黎的行館中，大部分住在凡爾賽宮（Versailles），成為王室的貴賓。如果他們拒絕這種邀請，則將失寵於國王。貴族們是免稅的，但在危機時，國王要求他們應該趕回各自的城堡，組織各自的侍衛，並率領他們加入軍隊。單調的宮廷生活使這些貴族樂於戰爭，他們是只會花錢而不事生產的人，但由於出生於貴族家庭，故都能成為戰場上的勇士。禁於習俗，他們不能從事商業或財經事務，但他們對於經過他們領地的商旅可以抽取通行稅，也可以自由向銀行借貸。貴族的領地由佃農們來耕作，他們繳納部分的作物，並供給各種服務與稅款。貴族的責任是維持地方的秩序、公正與慈善。有些地方的貴族做得不錯，並得到農民的尊敬；有些則住在宮廷，與領地的人民甚少接觸，亦無從建立良好的關係。路易禁止貴族之間的私戰，並且曾一度禁止決鬥，這種私人決鬥風氣在投石黨為亂期間恢復盛行，造成嚴重的社會問題。格拉蒙（Gramont）估計在9年間（16431652年），約有900人死於決鬥。那時私人決鬥盛行的一個原因，也許是由於內部的黷武侵略的氣質轉而向外的發泄。

路易偏向於選擇中產階級的領袖擔任政府實際的職位。這些人按其才幹升遷，是國王可以信賴的絕對王權政策者。行政事務主要由3個會議決定，每個會議均由國王親自主持，他們搜集資料，提供建議，由國王作最後的決定。國務會議（Conseil Détat）由4人至5人組成，每周集會兩次，討論國家的重要決策與行動。政務會議（Conseil des Dépêches）處理地方事務。財政會議（Conseil des Finances）掌管稅收、歲入與開支。其他的會議則處理戰爭、商業與宗教問題。地方政府由不負責任的貴族轉移到皇家長官手中，地方選舉亦經安排選出國王滿意的首長。今天我們會認為如此中央集權的政府是壓制民意的，即便如此，也較先前地方上的寡頭政府或封建領主的統治開明得多。當1665年一個皇家委員會來到奧弗涅（Auvergne）地區調查當地領主濫用權力時，地方人民歡迎這次調查，因為這使他們自獨裁領主的手中得到解放。當他們看到一位「大老爺」（grand seigneur）為謀殺一個農民而被砍頭時，不禁大為欣喜。其他的貴族也因惡行或殘暴而受到懲罰。由這些事件，可見國君的法律已逐漸取代封建法律。

路易修訂法律，一方面配合貴族政治，另一方面也使之合乎秩序與邏輯。因此，《路易法典》（the Code Louis，16671673年）在法國一直沿用至《拿破崙法典》（Code Napoléon，18041810年）。《路易法典》的確優於自查士丁尼一世（Justinian I）［拜占庭皇帝，主持編纂《查士丁尼法典》。］以來的一切法律，「對法國的文明有極大的貢獻」，並且在巴黎成立一個警察系統以對付都市中的罪惡與污穢。勒內（Marc Rene）即達爾讓松侯爵（Marquis de Voyer d』Argenson），首任巴黎警局總監21年之久，為這個難為的職位留下一個公正能幹的良好記錄。在他的監督下，巴黎的街道經過整修清掃，裝上5 000隻照明燈，市民的安全也有了保障，在這些方面巴黎均為當時全歐之冠。但《路易法典》中也使不少野蠻與獨裁的條文合法化：政府派出大批線民散在國內，窺探人民的言語與行動，國王或大臣可以出具秘密命令隨意逮捕人民，囚犯不經審訊而被監禁數年，甚至連被捕的原因亦不得而知。法典中禁止對巫術的指控，雖然終止對褻瀆神祇處以重刑，但仍保留使用刑訊以取得囚犯的口供。有不少罪犯的刑罰是被送往戰船上，那是一種大型低矮的船，由戴上腳鐐的罪犯搖槳。每15名犯人劃一支長10英尺的槳，他們聽取一個獄監的指揮，齊一動作；除腰間一條纏腰布，他們別無其他衣著；頭髮、鬍鬚、眉毛，全被剃掉。他們的刑期很長，而且可能由於抗命而任意延長，有時甚至在刑滿數年之後仍不得釋放。他們唯一的輕鬆時期是船靠岸時，他們可以帶著鎖鏈上岸買些小東西或向人行乞。

路易本人是不受法律所限制的，他可以任意下令懲罰任何人。1674年，他曾下令在凡爾賽宮周圍5英里內所有被發現與軍人在一起的妓女都將割去耳朵與鼻子。他有時很人道，有時也很嚴酷。他對他兒子說：「某種程度的嚴峻，即是我對人民的最大慈善。一味寬大的政策會帶來無數的罪惡。國王一旦在他的統治上顯示軟弱，權威將會瓦解，而和平亦隨之破壞。遇事總是下層人民受罪，人民將受到無數小型暴君的壓迫，而不是一個合法的君主。」

他的確盡責地從事他所謂的「王者的事業」（le métier de roi），他經常從他的大臣那裡聽取詳細的報告，是全國消息最靈通的人。他不反對大臣提出與他看法相反的見解，有時他也聽從他們的意見，與臣下經常保持友善的關係，只要他們隨時記住他是君主。他曾對沃邦（Vauban）說：「請你們不斷告訴我你們心裡的意見，如果我不常接受你們的建議，請不要氣餒。」他對每件事都加以注意：陸軍、海軍、宮廷、家務、財政、教會、戲劇、文學、藝術。他在位的前半期，雖有忠心能幹的大臣輔佐，主要的政策與決定，綜合政府各部門成為一個有系統的整體，都由他親手制定，他無時無刻不是一個君主。

王者的事業不是一件簡單的工作。他的一舉一動都有人侍候，但亦事事為人所注目。每天早上起床後，望彌撒，進早餐，然後前往會議室，大約午間1時自會議室回來，吃一頓豐富的午餐，通常獨自在一張小桌上進餐，旁邊環繞著宮臣與侍者。飯後，通常由他的寵侍陪同著，在園中散步或出外行獵。回來後，他又花三四個小時在會議室中。晚間自7時至10時，他參與宮中的娛樂、音樂、牌戲、撞球、舞蹈、會客、舞會，甚至調情。在這一切日常生活的各階段中，「任何人只要願意，都可與他說話」。雖然很少人這樣做。他曾說：「我賜予臣民，不分貴賤，均有自由在任何時候親自或書面向我進言。」晚間10時，路易與其子女和孫子進正式晚餐，有時皇后也在座。

全法國都知道國王是如何勤奮地參與政事，每天七八小時，每周6天，從不間斷。荷蘭大使曾寫道：「真是令人難以相信，這位年輕的君王以何等迅速、清楚、決斷與智慧來辦理公事。他以極愉快的態度對待人，以極大的耐心聽取別人的進言，僅這一點就贏得人們的好感。」他在位54年之內，躬親政事毫不鬆懈，即使卧病在床亦復如此。他參與會議均經詳細準備，「決不憑一時衝動作決定，非經商討亦絕不輕易作決定」。他選擇輔佐亦極有眼光，其中有些人如柯爾伯是從馬扎然時代留下來的，但他均能留住他們，通常直到他們去世為止。他待他們極有禮貌，並給予適當的信任，但並不放鬆監察。「當我選擇一個大臣後，我會在他最意料不到時走進他的辦公室……以這種辦法我學得不少東西，對我大有助益。」

不論是否由於權威與領導的集中，亦不論是否因為所有統治大權均握於一人手中，法國在那段時間政治優良，國勢亦蒸蒸日上。

摘自杜蘭特《世界文明史：路易十四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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