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農民為何不怕夷怕官？梁山好漢和義和團都毀於這種心理

中國古代，君臣怕「夷」是一種傳統。政府官員在「恐夷症」方面，也是世界聞名的。然而，民間對「夷」卻往往恨大於怕，尤其是民間武裝，他們並不恐夷，甚至最喜歡與夷敵叫陣。

歷史上內憂外患時期，民間武裝不時跳出來向「夷」挑戰，前仆後繼，不怕犧牲。這些中國農民起義中有這樣一個令人唏噓的現象：義軍一旦有政府撐腰，就什麼都敢幹，什麼敵人都敢打。義和團大戰八國聯軍，「拳匪信槍彈不傷之妄，遇有戰事，竟衝頭陣， 聯軍御以洋槍，死者如風驅草。乃後隊存區區之數，尚不畏死，倏忽間亦中彈而倒」。義和團之英勇，與他們的濫殺無辜一樣，令西方軍隊驚駭。然而，如此英勇的義和團，卻怕政府官員。

那些不怕死的義和團首領，到了清政府官員面前，立刻就矮了半截。義和團山西首領在山西巡撫毓賢面前畢恭畢敬，贊其是「大清官」。義和團河北首領李來中向清朝大員剛毅表忠心—義和團只反洋人，不反朝廷。

當慈禧太后肯定了義和團的「愛國行為」，獎勵了攻打使館的義和團幾車瓜果梨桃後，這些義和團成員們奮勇前進，不惜以生命代價報答慈禧太后的「天恩」。在八國聯軍打進北京，慈禧太后西逃之際，義和團首領范雲恭還痴心不改，帶領著上千拳民，在平遙縣城要求朝見慈禧，信誓旦旦、誓死保衛「太后」。但可嘆，熱臉貼了冷屁股，換來的結果卻是「就地抓捕」。

義軍的勇敢，為什麼在本國君主面前就蕩然無存了呢？

義和團這類義軍的「膽量」，有些匪夷所思，但這恰恰就是中國內憂外患時期民間武裝愛犯的通病—典型的羊群造反。

宋江造反，犯於一個「義」字，替天行道、除暴安良，暗藏一個「忠」字，之後「聚義廳」改成「忠義堂」明擺出來—忠義是他們的膽，而忠是頭等大事，這是他們最大的膽—要「替皇帝做事」。義和團與宋江大同小異。他們以「裝神弄鬼」起家，但是最大的膽子卻不是虛擬的「蓮花聖母」給予的，而是現實中的「老佛爺」給予的。他們的第一願望和動力，均是獲得太后的認可、清政府的承認。

在警告《國聞報》的揭帖中，義和團明確宣告「我皇即日復大柄，義和神團是忠臣」。可見，義和團的最初自我定位是做大清國君主的好奴才，義和團的死敵不是政府，而是外國軍隊。「扶清滅洋」與「替天行道」的中心思想差不多。後來因為太后不買賬了，對他們動了手，「扶清滅洋」猶如熱臉貼了冷屁股，才恨恨地變為「掃清滅洋」。

翻看義和團歷史的後一頁，即便與政府翻臉、打出「掃清」旗號，主要矛盾也不是對著政府，二次起義之後的「新義和團」幹了些什麼呢？不進攻官府，而依然走「老義和團」老路—逢洋便燒。他們最輝煌的戰果還是瞄準教堂—焚燒威縣張家莊教堂，殺死法國天主教神父。他們這樣做，不排除抱有這樣的幻想—希望自己「良好的反帝表現」再次獲得政府的「承認」。

「狼與羊—官吏與農民的國家」形態隨著歲月的推移及傳統文化的養成，變得越來越「適合國情」，成為固態生存方式，所以周而復始，往複循環，千年不變。在這種傳統與慣性下，對於這種狀態，狼甚至羊都是迷戀的，當外來狼群打破這種生態圈時，羊群還要為保住圈中狼的利益拚命。骨子裡刻入「忠臣」字樣的義和團運動就是這樣一群不可救藥的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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