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的幕府，網羅了晚清第一流人才，想不成功都難！

曾國藩幕府之盛自古罕見，近世無匹。近20年間，他為了辦理軍政、糧餉及軍工科技諸務，所設機構不下數十，招聘幕僚近於400，一則治事，一則育人，從中產生出一大批各類人才，其中不少人屬於曾國藩集團的骨幹成員，對該集團的發展壯大起了很大作用。

他們不僅助成曾國藩一時之功，且於其死後將他的思想政治路線傳遞下去，使之影響沛然，長期延續。故研究曾國藩幕府和幕僚一題，對於進一步了解曾國藩集團乃至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形成皆有助益。然而，長期以來，這一問題的研究卻相當薄弱。

光緒年間始有其門人薛福成《敘曾文正公幕府賓僚》一文問世。然其所列幕僚不過83人，尚不及實有人數的四分之一，曾在幕中擔任要職而後又官至一、二品大員者，如沈葆楨、龐際雲、勒方錡、厲雲官、孫長紱、萬啟琛等均未提及，而一些過往遊客，如吳敏樹、俞樾、王闓運等卻被拉入名單。

民國年間出版的李鼎芳《曾國藩及其幕府人物》一書，不過依照薛福成開列的名錄略增數人[1]，摘錄有關傳記編排成書。建國以來，亦少有關注曾國藩幕府和幕僚問題者，至今未見有人發表新的專門論著。前不久偶見台北出版的《曾國藩的幕僚群》一書，雖字數略有可觀，但其有關幕府和幕僚部分，卻基本上是李書的翻版。

對於曾國藩幕府的基本情況，諸如它產生和發展的基本條件及時代特徵；它設有哪些辦事機構，各自有哪些主要職能和辦事人員；它有哪些主要特點，其幕主和幕僚間是一種什麼關係等等，人們仍無從全面了解。本文擬對此作一初步探討，以引起學術界的廣泛注意，增進對這一問題的興趣和研究。

一

曾國藩幕府在近代史上的出現是不奇怪的。早在漢、唐甚至更早的年代，中國就已經有了幕府和幕僚制度。降及清代幕僚制度仍是經久不衰，六部九卿以至州縣，主管官員無不聘有幕僚協助處理錢糧、刑名、文案等務。這些人或精通政務，筆下流暢，或善理錢財，熟悉律令，正好彌補科甲出身的官員不習政務的短處。所以，他們憑藉某一方面的專業知識和辦事能力，包攬錢糧，代辦詞訟，掌握很大一部分實權，在封建政權體系中處於非常特殊的地位。

主管官員對他們必須敬之以師，待之以賓，修資豐厚，禮儀周全，稱之為幕賓、幕客、幕友、師爺之類，不得以屬員視之。幕僚亦往往自恃其才，與主管官員分庭抗禮，稍不隨意，即拂袖而去。幕僚之間則師徒相承，自成體系，平日聲息相通，有事死力相護，盤根錯節，牢不可破。有清以來幕僚暗中操縱把持的情形更為嚴重。有的官員懶於政務，養尊處優，把經管錢糧、辦理訴訟、草擬文稿、清理帳目諸務一概交幕僚處理，甚至用人大權也由幕友家丁包攬。這就使本已腐敗的吏治更加腐敗。

雍正帝即位之初，曾下令將六部的幕僚逐出京城，移往涿州一帶，並相應作了一些限制性規定。經過這番整頓雖取得一定成效，但種種積弊沒有根本改變，直到曾國藩生活的時代仍然如此。不過另一方面，對於未入政壇的士人來說，充任幕僚可以收到歷練政務、增長才幹的效果。不少人曾在青年時期充任幕僚，其後成為名臣，顯示出幕僚制度在培養人才方面的柞用。總之，幕府和幕僚制度雖有種種弊端，但在中國封建政治制度中，又有其存在的必然性。

當然，曾國藩幕僚能夠不斷發展，還有更為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戰爭的需要和督撫權力的膨脹。若在平時，督撫所要承辦的公務畢竟有限，聘請幾個幕僚，至多是十個八個，也就足可應付，綽綽有餘了。然而，曾國藩擔任兩江總督的清代咸同年間，並不是什麼太平盛世，而是多事之秋，不是例行一般公事，而是進行一場曠日持久的戰爭。當時，以太平天國為中心的各族起義已經遍及全國，不僅控制了長江中下游和西北、西南的廣大地區，而且相繼擊潰清王朝所賴以生存的八旗、綠營國家常備武裝，清政府無兵無餉，只得依靠各地督撫征厘募勇同太平軍、捻軍等人民起義軍作戰。

這樣，清朝的安危存亡就主要系在這些統兵大員身上。他們為了扭轉戰局，適應獨立作戰的需要，包攬把持，獨斷專行，將昔日用以束縛他們手腳的各項制度一一破壞，把過去與之比肩而立、三憲並稱的布政使、按察使，貶為自己的屬員，遂使兵、政、財、人大權集於一身，本屬中央的權力落入地方督撫手中。清政府深知此弊，而無可奈何，只好聽之任之。

與此同時，各地督撫既要帶兵打仗，又要兼理地方，所要承辦的事務和對各類人才的需求也大大地增長起來。他們勇要自募，餉要自籌，糧台要自辦，勸捐、征厘，辦理鹽務處處需要人手，原有屬員不敷分配，實缺官員本有定額，只好多多招聘幕僚，一再擴大幕府，將幕府作為自己的參謀和後勤機關，依靠幕僚解決戰爭中遇到的各種難題。於是，地方分權和幕府制度互為表裡，相得益彰，在辦理軍務、贏得戰爭的旗號下迅速膨脹，—時形成地方擁兵、督撫專政的局面，幕府制度亦隨之興盛起來。

其時，用兵各省普遍如此，最早建立幕府、征厘募勇者也並非湘、淮各軍，曾、胡、左、李各帥，只不過他們辦理最著成效，異軍突起，後來居上，軍事上成為主力，其幕府亦最為突出、最為典型而已。

曾國藩幕府能以超越胡、左、李諸人，成天下一時之最，還有他個人方面的特殊原因。

第一、 他地位最尊，權力最大，轄地最廣，統兵最眾，使其他三人望塵莫及。就個人資歷而言，李鴻章是曾的門生，他剛剛入仕，曾國藩就已是二品大員。左宗棠中舉之後，三試禮部而不中，長期充任館師和幕僚。胡林翼入仕早於曾國藩兩年，但其仕途坎坷，官運不佳，直到咸豐四年投靠曾國藩時，方剛剛被任命為貴州的一個實缺道員。就當時的實際地位而言，左、李出自曾國藩的幕府，胡亦曾是曾國藩的部下，三人位至封疆皆有曾國藩的奏薦之力，其高下之分是不言而喻的。

就個人擁有的權力來說，胡得任封疆最早，但從未擔任過欽差大臣，左、李擔任欽差大臣則都是同治五年的事。而曾國藩自咸豐十年擔任欽差大臣、兩江總督之後，一再加任，迨至同治二年，已身兼五欽差大臣之職，過去由何桂清、和春、張芾、周天受、袁甲三、多隆阿六人分掌的權力，統統握在他一人手中。這在有清一代以至歷朝歷史上都是不多見的。就所管轄的地域而論，胡林翼限於湖北，左、李亦至多兩省，而曾國藩則統轄江西、江蘇、安徽三省之地，節制四省(外加浙江)軍事。

這也是其他三人所無法相比的。就統兵而言，曾國藩統兵最多時達12萬人，僅由他供餉的軍隊即近於10萬之眾。而其他三人一般只有四、五萬，最多也不過六，七萬，皆不能與他匹敵。毫無疑問，兵多則餉需亦多，地廣方便於籌餉。戰事最緊張時，曾國藩曾在江西、江蘇、安徽、湖南、湖北、廣東六省設局征厘，厘金停解前後又在三江兩湖遍設局、卡，徵收鹽課，先後斂銀不下三千數百萬兩，所攬利權之廣也是全國獨一無二的。這樣，他既有需要，又有條件，其幕府規模最大，人員最眾，也就全在情理之中了。

第二、 曾國藩在士林中的聲譽和地位也是其他三人無法比擬的。胡、左、李三人雖有真才實學，堪稱有清一代之大手筆，但若論治學根底和在土林中的名氣，卻遠不如曾國藩。曾國藩學兼漢、宋，尤善詞章，早在京師為官時，即已稱譽士林，聞名全國，故能將錢泰吉、劉毓崧、羅汝懷等名儒宿學一一聘請入幕。這也是其他三人所不能及的。

由於戰爭的需要和督撫權力的膨脹，曾國藩承辦的事務已大大超過平時一個普通總督的職責，而這些事務又主要靠他的幕府去完成，所以，其幕府同平時一般督撫的幕府有了很大不同。首先，幕府和幕僚的範圍不再限於「文事」及錢糧、刑名之類，實際上，曾國藩為辦理軍務而設置的各種臨時性辦事機構[2]都應歸入他的幕府，在其中辦事的各類招聘或委派人員都應算作他的幕僚。

同時，由於上述條件的制約和變化，曾國藩幕府在其近20年的發展過程中也呈現出四個不同的發展階段： (一) 形成期，辦事機構不多，幕僚人數較少；(二) 發展期，機構、人員日增，幕府初具規模，但幕僚時聚時散，人數仍不太多； (三) 鼎盛期，機構最多，人員最眾，聲望最隆，無論自古名臣抑或同時流輩，都無人能與之相比；(四) 萎縮期，軍務告竣，機構、人員日益減少，各種規章漸復舊制，幕府的職能和規模也逐步由戰時回歸平時狀態。另外，其幕僚的來源主要是至親好友，親朋子弟、門生故吏及其他徵調、候補、降革人員，與平時師徒相承，以師薦徒的紹興師爺之類也大不相同。

二

曾國藩幕府的辦事機構，大體可以分為軍政、糧餉兩類。其軍政辦事機構有十餘個，論其職能略分以下幾種。

(一) 秘書班子，包括曾國藩身邊的謀士和各類文案人員。曾國藩稱之為「幕府」，而筆者則為其取名秘書處。它不僅在軍政辦事機構中居於首要地位，且是整個幕府乃至曾系湘軍的神經中樞．曾國藩對上級的報告，下級的指令，前後左右的聯絡協商，內部關係的調整，都通過這個機構進行。秘書處的具體工作主要是草擬咨、札、函、奏，管理文書檔案，分工明確，各有專責。另外，有時還幫助曾國藩出謀劃策和調查、處理重要事件。

由於秘書人員工作性質重要，且與曾國藩最為接近，故在幕僚中地位最尊，待遇最厚。同其關係密切而後地位顯赫的人物，如左宗棠、李鴻章、錢應溥、劉蓉、郭嵩燾等都曾擔任是職。秘書處的任職條件，除「忠實可靠」外，還須通曉政務，文學優長，尤其草擬奏章者必須上上之選，殊難物色。而這些人也往往得保最易，得缺最早，其他人員望塵莫及。

(二) 思想文化機構，包括編書局和忠義局。忠義局全名忠義採訪局，也稱忠義採訪科，主要任務是採訪在戰爭中為清王朝「陣亡殉難之官紳」，匯總事迹，由曾國藩奏請建立專祠、專坊，以扶持禮教，維持風化。實際上，這是曾國藩為封建地主階級做的一件思想政治工作。該局工作人員主要有陳艾、方宗誠、汪翰等。編書局簡稱書局，主要任務是刊刻名籍。其中不少宿學名儒，如羅汝懷、莫友芝、汪士鐸、李善蘭、張文虎和劉毓崧父子，多入《清史稿》的《文苑》等傳。

(三) 軍事和情報機構，包括營務處和采編所。營務處略似今日軍中之參謀部，而職權略有不同，其任職條件是文武兼資，沈葆楨、李榕、李元度、羅萱等都曾任職其中。采編所主要有張德堅、鄒漢章、程奉璜等人，其主要任務是通過降人、難民和偵察活動收集和整理太平天國的戰略情報，後來據以編成《賊情彙纂》一書。

(四) 司法機構。咸豐三年初曾國藩到長沙不久，就奏准在團練大臣衙內設立審案局，大肆捕殺有反清活動或嫌疑的湖南民眾。審案局辦案廢除一切司法程序，定罪不要證據，只據團紳一言即可置人於死地。它是緊隨秘書處之後設立的幕府機構，承辦案件的劉建德、厲雲官等人也成為最早的一批幕僚。

曾國藩「東征」後審案局改名發審局，成為幕府中的常設機構，遇有案件，就交發審委員審理。這一時期大多審理軍中犯案，如萬瑞書搶糧台案，李金暘「通賊」案等。曾國藩擔任直隸總督期間，為清理歷年積訟和辦理天津教案，都曾設立發審局審理案件。在發審局任職的人員，主要有張丞實、李興銳、龐際雲、孫長紱、吳汝綸等。同治四年北上剿捻期間，曾國藩曾仿照湖南「清匪」辦法，派遣大批查圩委員赴捻軍老家蒙、亳一帶查圩，以整頓和重建地方基層政權，穩定社會秩序，割斷當地紳民與捻軍的聯繫。

查圩委員握有生殺大權。他們按照曾國藩的條令，對一切靠攏湘軍的士紳，不管過去是否從苗從捻，一律加以提拔、重用、獎勵，對一切不願為其所用的士紳，即使並未從苗從捻，也要加以撤任和懲辦，對一些回鄉捻眾或同捻軍有聯繫的人，更是大加捕—殺。曾國藩為了多捕多殺，對查圩委員以殺人多少定功過，多殺者大加鼓勵，心慈手軟者嚴厲斥責。不少人開始縮手縮腳，被斥後膽大妄為，濫捕濫殺，遂成「能員」。

(五) 善後機構，包括善後總局及團練、保甲、田產、撫恤等局。湘軍攻佔安慶和江寧之後，曾國藩曾先後在兩地設立善後總局，下設團練、保甲、田產、米糧、子彈、火藥、撫恤等局，以維持秩序，清查田產，催收錢糧，供應軍需，救濟災民等。負責這一機構的是萬啟琛、李榕等人。

曾國藩的糧餉籌辦機構分為供應和籌款兩個系統。供應系統包括糧台、報銷局和軍工企業。糧台分為行營糧台、中轉糧台和後路糧台，其總的任務是負責糧餉及各種軍需物資的供應，而不同的糧台則又有其不同的具體任務和工作特點。行營糧台又稱支應糧台，主要負責前線各軍的供應。

它一般隨曾國藩湘軍大營一起行動，有時根據戰爭形勢的需要，也常於行營總糧台之外另設分支糧台或前敵支應所，如祁門糧台(又名山內糧台)、無為糧台(又名江北糧台)、徐州糧台、安慶銀錢支應所等，以就近解決前線某軍或數軍的供應問題。這些糧台實際上也屬於行營糧台。行營糧台的經辦人員主要有李瀚章、張韶南、隋藏珠、王延長、李興銳、李鴻裔、李作士等。

轉運糧台又稱轉運局，主要有岳州轉運糧台、漢口轉運局、河口轉運糧台、清江轉運糧台和靈寶糧台。它的主要任務是負責糧餉及其他軍需物資的居間轉運，其經辦人員主要有夏廷樾、胡大任、沈葆楨、錢鼎銘等。後路糧台主要有長沙糧台、南昌糧台以及駐紮江寧的北征糧台，其主要任務是準備錢物以應行營糧台之需，在物資缺乏的情況下也負責外出採購或組織監製。

此外，設在長沙的後路糧台還負責向裁撤回籍的湘勇發放欠餉，向新募湘勇提供就地訓練和路途行軍的費用。後路糧台的經管人員主要有裕麟、厲雲官、李瀚章、甘晉、李桓、孫長紱、萬啟琛、李宗羲等。

報銷局的主要任務是將營中歷年開支編造成冊，呈報清政府審批，要在天衣無縫，不為戶部議駁，故工作相當煩難。湘軍攻佔天京時，仍有幾年的開支尚未報批，清政府下令一次報清，不再造冊細核，使曾國藩如釋重負，大為感激。此後報銷局又存在了一個時期，專管同治三年六月後的報銷事宜，直至軍務結束，才和各地糧台一起陸續裁撤。報銷局的經辦人員主要有王延長、李興銳、孫衣言等。

曾國藩興辦的軍工科技機構主要有安慶內軍械所、金陵軍械所、江南製造總局、翻譯館、駐美中國留學生局。其中兩所一總局的主要任務是製造新式槍炮火藥及大小輪船以應軍需。輪船分兵輪和商輪兩種，兵輪用於作戰，商輪用于軍中運輸。另外江南製造總局還擔負新輪操練及駕駛、管理人員的培訓任務。翻譯館屬於江南製造局的一部分，兼有外語教學和翻譯，出版三項任務。

駐美中國留學局的主要任務是辦理中國留美學生的招生和在美學習等事務。首批留美學生分軍政、船政及科學技術三項專業，都是與軍事有關的。在上述機構中擔任科技、管理、製造、訓練、教育、翻譯、出版等工作的中國人員主要有徐壽、華蘅芳、徐建寅、吳家廉、龔芸棠、吳大廷、丁日昌、馮焌光、李興銳、陳蘭彬、容閎等，另外，還有英國人傅蘭雅、偉烈亞力，美國人林樂知、瑪高溫等外國人員。

糧餉籌辦機構的籌款系統，主要有各地勸捐局、厘金局、鹽務局及其眾多的下屬分支機構。它分布最廣，人員最多，任務最為繁重，情況最為複雜，是幕府中最為龐大的部分[3]，其辦事人員約佔幕僚總數的三分之二左右。

勸捐局包括衡陽勸捐總局、樟樹鎮勸捐總局、漢口勸捐局及其設於各府、州、縣的分局，主要分布在湖南、江西、湖北三省，其主要任務是勸諭富紳出錢助餉，按各例捐官章程折成實收，依資填發執照。辦捐人員主要有黃贊湯、郭嵩燾、胡大任等。

厘金局包括湖南東征局、漢口厘金局、江西牙厘總局、贛州牙厘局、安徽牙厘總局、皖南厘金局、泰州厘金局、廣東厘金總局及其下屬分局、厘卡，廣佈於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蘇、廣東六省，其主要任務是向行商、坐賈徵收稅款，按期解送糧台以充軍餉，各局皆有定額，不得貽誤。對各厘金委員亦照收款多少計功過而定獎懲。湖南東征局除屢解巨款以救困厄外，還為曾國藩造船制炮、製造火藥、購糧募勇等，只要曾國藩急需，接奉片紙即連夜趕辦，火速解送，實際上成為他在湖南的留守政府。

厘金徵收辦法一般是按照貨價值百抽一，而江西和湖南則有所不同。江西自同治元年開始兩起兩驗，加倍徵收，實際稅率已大大超過百分之一。湖南東征局系在湖南徵收的厘金之外再加抽五成。厘金各局於咸豐十年五月起陸續設立，同治四年前後陸續移交各省辦理，其間解款成數也屢有變更。設立之初所收款項全解曾國藩糧台，本省不得扣留。同治二年起本省開始提留，三成、五成、七成先後不等，直至全部停解，交由本省徵收。經辦厘金的人員主要有黃冕、郭昆燾、惲世臨、胡大任、李桓、李瀚章、范泰亨、孫長紱、劉於潯、王德固、萬啟琛、李宗羲、莫祥芝、金安清、蔡應嵩、丁日昌等。

鹽務局包括樟樹鎮餉鹽總局、泰州招商總局、大通招商局、瓜洲總棧、江西督銷局、湖北督銷局、湖南督銷局、淮北督銷局、武穴督銷分局、新堤督銷分局及其下屬分支機構，主要分布於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蘇五省，其主要任務是組織食鹽運銷，從中徵收鹽稅，藉以籌集軍餉，而不同種類的鹽務局其任務又有所側重。泰州招商總局負責整個淮鹽的招商承運工作，瓜洲總棧負責長江過往鹽船納稅單據的掣驗事務，大通招商局兼理招商、承運和過往鹽船的厘金徵收兩項任務。

其他各督銷局則負責所在省、區的岸銷事務：一是平抑鹽價，防止暴漲暴跌，一是監督鹽船、販夫，禁止跌價搶售或越序爭購。此外，為了使淮鹽暢銷，增加稅收，曾國藩還派人在各通商要道、水陸碼頭設立鹽卡，加抽鹽稅，以減少鄰省私鹽入境。其中較為著名的鹽卡有吳城、湖口、萬安、新城等卡。辦理鹽務的人員主要有黃贊湯、萬青黎、史致諤、萬啟琛、裕麟、黃延贊、沈葆楨、張富年、劉履祥、郭嵩燾、周騰虎、程桓生、杜文瀾等。

三

曾國藩幕府既有一般幕府的共同之處，也有自己的特點，這些特點歸結起來大致可分為兩個方面。

曾國藩幕府的第一個特點是大批幕友得保官職。平時人們充任幕僚只是作為一種職業，謀求衣食而已。有人後來做官也多由科舉登進，尚未聞出自幕主奏保者。在古代和近代戰爭期間統兵大帥的幕僚曾有出幕不久即升高位者，但與曾國藩相比亦相去甚遠。曾國藩不僅奏保身邊秘書，亦保獎籌餉人員，數量之多，升遷之快，都甚為罕見。

曾國藩大批奏保幕僚主要是在咸豐十年出任兩江總督之後。咸豐四至七年曾國藩第一次帶兵出省作戰期間，很少奏保幕僚，他在籍丁艱時期曾為此甚感苦惱，覺得很對不住與自己患難多年的幕友李元度、甘晉等人。咸豐八年再出領軍後，奏保幕僚較前為多，但又常遭議駁，難獲批准。咸豐九年曾國藩奏保其老友吳嘉賓升任候補同知，即為吏部駁回。同年，奏保按察使銜候補道員李鴻章升任兩淮鹽運使，亦未獲批准。咸豐十年擔任欽差大臣、兩江總督後，曾國藩既有地盤又得清廷倚重，奏保候補官職自不待言，即請旨簡放實缺，亦無不獲准。這一時期，曾國藩奏保人數之多，官職之高，都是空前的。

咸豐十年七月曾國藩於一折之中，同時舉薦李鴻章、沈葆楨二人堪膺封疆之寄。同治二年十一月又一次奏保塗宗瀛等九員皆學行修飭，可備任使。其他三三兩兩的陸續奏保者更是難以盡舉。此時，清政府出於各種原因，對曾國藩等人的奏請幾乎有求必應，以致咸豐十一年至同治四年的五年之中，曾為曾國藩幕僚的五位道員皆被破格重用，分別超擢為江西、江蘇、廣東、湖南等省巡撫。其中沈葆楨、李鴻章由道員直升，惲世臨半年兩遷而至，郭嵩燾、李瀚章則二年之中連升三級，由道員位至巡撫。同治三年六月湘軍攻佔天京之後，清政府開始對地方督撫的權力略加限制。

吏部頒布新章規定，凡各省保薦人員，尋常勞績概不準超級保升及留省補用，對糧台保案挑剔尤甚，使曾國藩不得不變換手法，免遭部訐。其後曾國藩奏保幕僚，多以整頓吏治、薦舉人才為詞。尤其北上剿捻和移督直隸前後，都曾奏保大批幕僚升任實缺。迨至同治十一年二月曾國藩去世時，其幕僚官至三品以上者已達22人，其中總督四人，巡撫七人。至於官至道、府、州、縣者則難以盡舉。可以說，曾國藩幕僚凡願意做官而又差可委任者，幾乎人人有官可做，甚至連方宗誠那樣不習政務的迂腐書生也謀得直隸棗強縣實缺。這種現象在歷史上是極為少見的。

在曾國藩幕僚中，得保既多且優者主要是秘書人員和籌餉人員。差不多湘軍每打一次勝仗，曾國藩都在奏保作戰「有功」人員的同時，以勞績保薦一部分幕僚。有時來不及辦理保案，就在奏摺中留下話語，以便具折續保。例如，湘軍攻佔天京之後，曾國藩就在奏保前線將領時聲稱，對幾年以來隨其辦理文案、善後、糧台諸務之印委各員，「均當確切查明，續行分案擇優請獎」[4]。對於籌餉人員則無須藉此掛帶，僅根據其籌款成績就可逕直保薦。例如，在江西辦理厘金的李桓、李瀚章、孫長紱，辦理餉鹽的萬啟琛以及湖南東征局的惲世臨、黃冕等人，都是以此為由加以奏保的。

曾國藩奏保幕僚，通常有直接奏保、委託奏保和交互奏保三種辦法。直接奏保即由其本人具折出奏。這種辦法最為便捷，在受保幕僚中所佔比例亦最大，但有時卻不大方便。例如劉蓉和郭嵩燾二人，追隨最久，功勞亦大，才能足任方面。曾國藩早想讓他們升任高位而礙於兒女姻親，例應迴避，不能由自己出奏，只好託人代辦。第一次曾國藩打算將劉蓉送到湖北由胡林翼保奏，因故沒有辦成。其後駱秉章入川奏請攜左宗棠同行，曾國藩留左而薦劉，終於達到目的，使劉蓉二年之中連升四級，由候補知府躍居陝西巡撫之位。

郭嵩燾則先由李鴻章保為兩淮鹽運使，再托兩廣總督毛鴻賓奏保廣東巡撫。有時是因事暫離，奏保不便，也託人代辦。如同治四年曾國藩北上剿捻時，只帶部分秘書人員隨行，便將留在兩江總督衙門中的幕僚一一託付給署理江督李鴻章，要他予以奏保。交互奏保亦是遇有某些不便而採取的一種權變之計。例如，曾國藩擔任兩江總督後，欲整頓皖北吏治，又怕受到直接管轄這一地區的安徽巡撫翁同書的阻撓，便致函於翁有恩的湖北巡撫胡林翼，要求安徽與湖北間各舉數員，交互奏保，庶幾二人「交易而退」[5]，各得其所。翁礙著胡的面子，不便拒絕，遂使曾如願以償。

曾國藩所以這樣奏保幕僚，一為實際上的需要，如整頓吏治、恢復被太平軍打亂的清朝地方政權等；一為籠絡人心，以使幕僚們為他出力賣命。當時，兵荒馬亂之中肯於出為幕僚者，多想混個一官半職。正如趙烈文說的那樣，「苟非賢傑以天下為己任，流俗之情，大抵求利耳。使誠無求，將銷聲匿跡於南山之南，北山之北，又肯來為吾用邪？」[6]因而，曾國藩只有不斷奏保幕僚，才能使人人覺得大有希望，死心踏地為他所用。對於這番道理，曾國藩帶兵之初似乎不太明白，也有些放不下理學家的架子，故在營數載，「不妄保舉，不亂用錢，是以人心不附」，諸事不順。咸豐八年再出領兵，他才在胡林翼的啟發下，「揣摩風會，一變前志」[7]，開始對幕僚大加保舉。

當然，曾國藩奏保幕僚是有條件的，那就是要確實為他幹事不怕難苦，不講條件，否則，他是不肯保舉的。例如，幕僚中有個叫劉瀚清的人，曾以「忠義之士」召入幕中辦理文案，並已升至候補知府。同治五年正當曾國藩需人之際，他為家中事急，不聽勸告，執意請假回籍。其後，曾國藩即以其「缺乏耐性」為由不予奏保實缺官職，雖經其同鄉好友趙烈文一再求情亦仍無濟於事。

有計劃地儲備和培育人才是曾國藩幕府的第二個特點。講儲備則曾國藩用人如流水，其幕府恰是儲備人才之庫；論育人則曾國藩如師長教弟子，其幕府即為讀書、習練之所。曾國藩的人才政策是博取慎用。取之欲博則凡具一技之長，一處出色者即廣為延攬，多多益善，唯恐有所遺漏；用之欲慎則使用之時，慎之又慎，唯恐用非其人，人非所宜。面對眾多的人才，而要做到用之無誤，就要有安插之所，考察之方，不僅要察言觀色，還要試之以事，驗之以效。

於是，曾國藩的幕府就成為實現這一目的的理想之地，對各種人才先事廣為搜求，延之幕府，一旦需要即量才取用。據說，每有赴軍營投效者，曾國藩先發給少量薪資以安其心，然後親自接見，一一觀察：有膽氣血性者令其領兵打仗，膽小謹慎者令其籌辦糧餉，文學優長者辦理文案，學問淵博者校勘書籍。在幕中經過較長時間的觀察使用，感到了解較深，確有把握時，再根據各人的才能和功績奏保官職，委以地方之責。曾國藩的這套辦法行之多年，卓有成效，本人自以為百無一失，世人也多推其有知人之明。倘無如此龐大之幕府，是很難做到這一點的。

曾國藩認為，大才乃天然生成，而中等以下人纔則可通過培養教育造就出來。同時，科舉制度耗人精力，誤人青春，使天下無現成人才可取，要做好兵事、餉事、吏事、文事，亦必須自己動手培養人才。所以，他非常重視人才的培養工作。他的幕府一則治事，一則育人，既是辦事機構，又是有計劃培養各種人才的學校。他從軍從政多年，在部下面前始終保持著兩種身份：既是統帥和官長，又是老師和父兄。而幕府乃文人聚集之地，故他主要以老師的身份出現，不行軍營規矩，略似私塾約束，同幕僚之間猶如嚴師教弟子，館師課蒙童。曾國藩所擬「凡堂屬略同師弟，使僚友行修名立，方盡我心」[8]的對聯，基本反映了這種關係。

曾國藩培養人才的辦法主要有三條：讀書、歷練、言傳身教。他在專為幕僚擬定的勸誡條令中規定，凡入其幕府者，必于軍、政、餉、文四事之中精習一事，並結合實際進行學習，增長才幹。而學習又不外學古與學今兩種途徑，學古則多讀書籍，學今則多找榜樣，多向人請教。他對身邊秘書人員抓得尤緊，不僅經常找人個別談話，還在條件許可的情況下規定課程，定期考試。同時，他還利用茶餘飯後之隙談古論今，向幕僚傳授自己的讀書心得和實踐經驗。對於不在身邊的幕僚，則主要通過書信和批札，結合實際事項進行開導，傳授知識和經驗。

在培養方向上，曾國藩亦注意因材施教，根據各人的特點進行培養。有的人，如張裕釗文學基礎很好，但不適於做官，曾國藩就令其專攻文學，以求發展。對其所謂「文學四弟子」中的其他三人吳汝倫、薛福成、黎庶昌，曾國藩也都在文學方面進行過培養，不過與張裕釗的要求有些不同而已。在培養人才問題上，曾國藩真可謂嘔心瀝血，終生不懈。不少幕僚受其感動，拜他為師。例如，趙烈文咸豐六年初入曾幕，咸豐十一年再次入幕，同冶四年始行拜師大禮，改變稱呼。此足見其鄭重其事，並非草率之舉，阿諛之行。曾國藩幕僚中有如此眾多的人才，對他們大多數來說，恐怕是同曾國藩的教育、培養分不開的。

四

曾國藩與幕僚之間總的來說是主從關係，具體而言則又可分為互慕、互助和相互影響三個方面。首先，他們雙方都有相互結合的願望，可以說是一種相互傾慕、相互追求的關係。曾國藩認為，遠而言之則天下之興亡，國家之強弱；近而言之則兵、餉、吏、文四事之成敗利鈍，無不以是否得人為轉移。故多年來愛才如命，求才若渴，為吸引和聘清更多更好的幕僚盡了很大努力，做了大量工作。他於率軍「東征」之前，即號召廣大封建知識分子奮起捍衛孔孟之道，反對太平天國，盛情邀請「抱道君子」參加他的幕府。

其後行軍打仗，每至一地必廣為訪察，凡具一技之長者，必設法延至，收為己用。聞有德才並稱者，更是不惜重金，馳書禮聘。若其流離失所，不明去向，則輒具摺奏請，要求各省督撫代為查明，遣送來營。曾國藩與人通信、交談，亦殷殷以人才相詢，懇懇以薦才相托，聞人得一才羨慕不已，自己得一才喜不自勝，遂使之愛才之名聞於全國。由於曾國藩精研百家，兼取眾長，早在青年時代即已「道德文章」名滿京師，稱譽士林，加以其後出辦團練，創建湘軍，「戰功」赫赫，威震天下，遂被封建統治階級視為救星，受到不少知識分子的崇拜。

由於清朝政治腐敗，等級森嚴，滿漢藩籬未除，加以取士不公，仕途擁塞，使一大批中小地主出身的知識分子空有一片「血誠」，滿腹才華，而報國無門，升發無望，不得不千方百計地為自己尋求政治上的出路。有的知識分子則非但升發無望，且身遭亂離之苦，徙無定居，衣食俱困，亟須庇護之所，衣食之源。還有一部分知識分子，既無升官發財之念，亦無饑寒交迫之感，甚或已是學問淵博，名滿士林，但卻仰慕曾國藩的大名，以一與相識為幸，一與交遊為榮。他們聞曾國藩能以誠心待士，破格用人，遂紛紛投其麾下，入其幕府。

同時，曾國藩同幕僚之間也是一種相輔相成的關係，幕僚們助曾國藩功成名就，曾國藩使幕僚們升官發財。多年以來，幕僚們為曾國藩出謀劃策、籌辦糧餉、辦理文案、處理軍務、辦理善後、興辦軍工科技等等，出盡了力，效盡了勞。可以說，曾國藩每走一步，每做一事，都離不開幕僚的支持和幫助。即如鎮壓太平天國一事，他之所以獲得成功，也並非靠他一人之力，而是依靠一支有組織的力量，其中他的幕僚尤佔有一定比重，起了相當大的作用。

曾國藩對幕僚的酬報亦為不薄。眾幕僚入幕之初，地位最高的是候補道員，且只是個別人，知府一級亦為數極少，絕大多數在六品以下，有的剛被革職，有的只是一般生員，還有的連秀才都不是。而數年、十數年間，紅、藍頂子紛紛飛到他們頭上，若非曾國藩為他們直接間接地一保再保，是根本不可能的。李鴻章的經歷最能說明這個問題。他於咸豐九年入曾國藩幕，後又因故離去。

郭嵩燾勸他說：「此時崛起草茅必有因依。試念今日之天下，舍曾公誰可因依者？即有拂意，終須賴之以立功名。」[9]李鴻章聽其勸告，重返曾幕。果然，青雲直上，步步高升，一、二年間位至巡撫，五，六年間位至欽差大臣、湖廣總督，已和曾國藩雙峰並峙，高低難分了。試想，李鴻章不回曾幕，能夠如此順利嗎？恐怕要謀得按察使實缺亦並非易事，雖然他此時已是未上任的按察使銜福建延建邵道道員。

當然，曾國藩同幕僚之間這種關係的維持，是有條件的。那就是，曾國藩要尊重幕僚，以禮相待；而幕僚也必須忠於曾國藩，絕不許中間「跳槽」，改投新主。說明這種情況的最為典型的事例，是馮卓懷的拂袖而去和李元度的被參革職。馮卓懷是曾國藩的老朋友，一向對曾國藩非常崇拜，為了能夠朝夕受教，曾放棄條件優越的工作去當曾國藩的家庭教師。曾國藩駐兵祁門時，馮卓懷又放棄四川萬縣縣令職位投其麾下，充任幕僚。

後因一事不合，受到曾國藩的當眾斥責。馮卓懷不能堪，決心離去，曾國藩幾經勸留皆不為動，最後還是回家閑住，寧可丟掉官職也不能忍受曾國藩對自己的無禮舉動。李元度是在曾國藩最困難時入幕的，多年來患難與共，情愈家人，致有『六不能忘』之說。不意其後曾國藩兩次參劾李元度，前後態度懸若霄壤。究其原因則主要由私情而起。

曾國藩明知李元度並非領兵之才而令其領兵，屢經敗潰而復委重任，皆由私情太厚，盼其立功太切，即所謂「心欲愛之，實其害之」者。故李元度失守徽州，曾國藩也有責任。他第一次奏參，也只是氣忿李元度故違將令，頗有揮淚斬馬謖之意，並無私恨。不料李元度轉身投靠浙江巡撫王有齡，並很快開復一切處分，連升兩級實授浙江按察使。曾國藩深感受辱，積怒於心，不能忍受，遂借杭州失陷一事再次參劾李元度，將其革職。

曾國藩在與友人的信中談到與李元度的關係時，曾引春秋時豫讓故事，稱其「以中行待鄙人，以智伯待浙帥」[10]，說明此次參劾全出私恨，而究其緣由則不外「改換門庭』四宇。人們由此不難看出，曾國藩同幕僚的關係，歸根結底還是主從關係，其維繫紐帶全在私誼，私誼對他們雙方都是神聖的，高於一切的，任何—方如有違背，這種關係即會解除，甚至結成私怨。

在長期合作共事過程中，曾國藩和幕僚之間相互都產生過一定影響。曾國藩每遇一事決疑不下，不僅向部下個別徵求意見，還往往令幕僚各抒己見，進行討論。有時也讓他們呈遞書面意見，以供參閱。這樣做，既有令其歷練政事之意，也為從中吸收高明建議和看法。據說，咸豐十年曾國藩關於北援問題的決策，就出自李鴻章的啟發。有時幕僚也單獨呈遞條陳，對一些問題提出自己的見解，供曾國藩採擇。例如，趙烈文就曾就招賢用人問題上書曾國藩，提出不少甚有見地的看法。所有這一切，無疑都會對曾國藩產生一定影響。

在有些問題上，諸如引進西方科學技術，興辦軍事工業等，幕僚的意見和影響還對他的思想發展起了推動作用。例如，派遣留美學生一事，就是接受容閎的建議，同李鴻章等人協商之後決定的。其江南製造局的遷址擴建，翻譯館的增設及其與上海同文館的合併等，無疑也是接受了幕僚的建議。因為在這些方面他所知不多，如果沒有幕僚們為其謀劃和經辦，他是很難下定決心，向前邁出一步的。

比較而言．曾國藩對幕僚的影響顯然會更大，更深遠。多年來曾國藩一直對其幕僚精心培養，視若子弟。除為數不多的幾個老朋友和名儒宿學之外，一般幕僚亦對曾國藩尊之為師，極為崇拜，一言一動無不視為楷模。從道德修養、為人處世到學術觀點、文學理論，以至軍事、政治、經濟、外交等方面，無不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曾國藩的影響。尤其經常在曾國藩身邊的人員，朝夕相處，耳濡目染，日積月累，潛移默化，於不知不覺之中，已受其熏陶，增長了見識和才幹。

正如薛福成說的那樣，他們雖「專司文事，然獨克攬其全。譬之導水，幕府則眾流之匯也；譬之力穡，幕府則播種之區也。故其得才尤盛」[11]。曾國藩的另一幕僚張文虎在談及幕僚易於成才的原因時也說，蓋「其耳目聞見較親於人，而所至山川地理之形勝，饋諢之難易，軍情之離合，寇形之盛衰變幻，與凡大帥所措施，莫不熟察之。而存於心久，及其措之裕如，固不啻取懷而予，故造就人才，莫速於此」[12]。

至於那些才識敏捷，善解人意如李鴻章者，則更是心領神會，獨得曾國藩思想政治之真諦，成為其公認的正宗傳人。李鴻章就曾向人表示，不僅自己前半部功名事業出於老師的提挈，即其辦理外交的本領亦全仗曾國藩「一言指示之力」[13]。

五

曾國藩幕府在歷史上存在了近20年，隨著曾國藩的去世，他的幕府也就不復存在了。但是，它的作用和意義卻並未隨之消失，而是通過其數目眾多的幕僚繼續發揮著作用，產生著巨大的歷史影響。

曾國藩幕僚出幕之後，所從事的工作各式各樣，但歸根結底不外兩途，一是從事科學文化活動，一是做了清政府的實缺官員。從事科研、翻譯工作的主要有李善蘭、徐壽、華衡芳等科學家。他們在數學、物理，化學等各個領域都有較深的造詣，其主要功績和貢獻是同英、美學者偉烈亞力、傅蘭雅、瑪高溫等合作，翻譯西方科技書籍數十種，首次把西方的物理、化學、礦物學及數學中的代數、幾何、三角、概率論、微積分等介紹到中國來，從而為我國近代科學技術的發展奠定了初步基礎。

從事文學活動，在古文方面較有成就的是張裕釗、吳汝綸，黎庶昌、薛福成「四大弟子」。他們皆有文集刊行於世，其中尤以張裕釗造詣最深，成就最大。他謹奉曾國藩的教令，一生不去做官，一面主講書院、培養學生，一面苦心探索古文的奧妙，著有《濂亭文集》一部，其門生亦有知名於世者。民國年間的著名文人徐一士等人認為，張、吳、黎、薛四人在古文方面具得曾國藩真傳，既繼承和發揚了桐城派的優良傳統，又有自己的特點和長處，可自成一家，稱為湘鄉派。

然曾國藩幕僚中人數最多、影響最大的是從政人員。他們有的身居要津，有的獨任封疆，一時形成「名臣能吏，半出其門」[14]的局面。據不完全統計，出身曾國藩幕僚而後官至三品者達47人，位至督撫者33人，其中大學士一人，軍機大臣一人，大學士入值軍機者一人。他們就象曾國藩播下的「種子」，在其身後紛紛開花結果，致使清朝晚期的用人、行政、國防、外交無不打上曾國藩的思想政治烙印，一時形成風氣，影響到整個政局。

這種湘、淮軍系統，尤其是曾國藩幕僚出身的官員到處主持要政的情況，曾國藩在世時已經出現，而到了光緒年間就變得更為明顯。僅就掌握地方最大實權的各地總督而言，當時除河、漕二督外，主持軍、政者只有八員。光緒元年至十年全國先後擔任是職者共有18人，其中湘淮系官員12人，曾為曾國藩幕僚者即有6人，佔總數的三分之一。而光緒三至四年則情況尤為突出，不僅八名總督全屬湘淮系官員，且曾為曾國藩幕僚者竟有5名，佔總數的將近三分之二。

這種現象在歷朝歷史上都是不多見的。難怪清末文人夏震武會說：「數十年來朝野上下所施行，無一非湘鄉之政術、學術也。」[15]《清史稿》在李瀚章、陳士傑、李興銳等人傳後也評論道：「此十人雖治績不必盡同，其賢者至今尤掛人口，庶幾不失曾左遺風歟。」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