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了趟歐洲，他才發現中國的「仇富傳統」是個壞東西 | 短史記

文史 08-21

文 | 諶旭彬

1889年初，出使英法義比大臣劉瑞芬三年任期已滿，調回國內任廣東巡撫，其缺由薛福成接替。1890年1月，薛福成自上海出洋，1894年7月任滿回國，旋即去世。

清廷規定，出使各國大臣有寫日記的義務，需將在海外所見，詳細記載，報告給國內。薛福成在人生的最後幾年，留下了六卷17萬餘言的出使日記。

這些日記，留下了一位洋務派幹將，思想轉變的軌跡。

圖：薛福成《出使四國日記》封面

親至歐洲，始信郭嵩燾之說

薛福成早年曾入曾國藩之幕，是一個資深的「洋務派」。曾國藩對他青眼有加，薛也非常欽服曾，為學為文，效仿曾國藩的跡象相當明顯。

和曾國藩一樣，薛福成對「傳統經世之學」，也有著異乎尋常的興趣。

曾國藩去世後，薛被李鴻章延攬進入幕府，成為其主持洋務的重要助手,一做就是10年。

1884年，薛正式進入官場，出任浙江寧紹台道。時值中法戰爭，薛負責防守的鎮海未被法艦攻陷。1885年，薛福成刊布了一份關於海防建設的意見書《籌洋芻議》，名噪一時，成為了頗具知名度的洋務新星。

不過，薛福成並不以自己的意見為定論，「此特一時之私論，大端所宜發揮者，十未得一二。」

這種不自信，多少與他從未去過西方，自覺對「洋務」的了解多屬隔靴搔癢有關。

故此，薛很希望能夠有機會親自出國去看一看。

1872年、1878年、1884年，薛福成曾有過三次出使西方的機會，卻因種種緣由失之交臂。1889年，在人生倒計時不足五年之際，出使歐洲、深入接觸近代文明的機會才終於來到。

出洋之前，薛福成是一個標準的洋務派——倡導學習西方技術文明的同時，仍堅持以中國的傳統經世之學為本。但到了歐洲之後，薛福成的觀念受到很大衝擊，發生了巨大變化。

光緒十六年（1890）三月十三日，薛在日記中寫道：

「昔郭筠仙侍郎，每嘆羨西洋國政民風之美，至為清議之士所抵排，余亦稍訝其言之過當。以詢之陳荔秋中丞、黎蒓齋觀察，皆謂其說不誣。

此次來游歐洲，由巴黎至倫教，始信侍郎之說，當於議院、學堂、監獄、醫院、街道證之。

」

1876年，郭嵩燾（字筠仙）出使歐洲，親眼見到了西方的近代文明之後，屢言中國三代之政不如西方民主政治，使其成為了國內士大夫們的眼中釘肉中刺，同行副使劉錫鴻亦稱呼郭乃「京師所同指目為漢奸之人」。

薛福成雖不至於將郭嵩燾視作漢奸，卻也是懷疑他言過其詞的士大夫中的一員。親至歐洲，親見親聞，終於讓薛福成相信郭嵩燾當年所言不虛。

圖：薛福成

比如議院。

薛福成於光緒十六年（1890）七月前往英國議會現場觀摩，後又多方搜集相關資料。十八年（1892）二月十八日，薛在日記中寫道：

「泰西諸大國，自俄羅斯而外，無不有議院。……議院者，所以通君民之情者也。凡議政事，以協民心為本。大約下議院之權，與上議院相維制，上下議院之權與君權、相權相維制。」

這段話，對近代政治文明中的上、下議院互相牽制、議院與君權互相牽制的情形，已有一定的認知。

再如學堂。薛福成在海外目睹了西方國家教育的鼎盛，尤其對義務教育、女子教育極感興趣，在日記中寫道：

「凡男女八歲以上不入學堂者，罪其父母；男固無人不學，女亦無人不學；即殘廢聾瞽喑啞之人亦無不有學；其貧窮無力及幼孤無父母，皆有義塾以收教之。」

（光緒十七年正月初三日記）

西方近代學堂的種種設備——「有廚房、有書庫、有浴室、有飯廳……」——讓薛福成感慨萬千：

「於戲！至矣盡矣，毫髮無遺憾矣！

吾不意古聖先王慈幼之道、保赤之經，乃于海外遇之也。

」

（光緒十八年七月十八日記）

1872年，薛福成送陳蘭彬攜幼童赴美時，曾將洋人形容為「朋淫、腥膻」的異類，認為留學生到了國外，須堅持溫習「三綱五常」，否則難免「淪於異族」。

整整20年過去後，薛福成親自置身於歐風美雨之中，終於承認：發端於歐洲的近代文明，是一種實實在在的真文明。

不過，薛福成終究曾服膺於「中國傳統經世之學」，這種文明的歸屬感，讓他很難調適面對另一種文明時的巨大心理落差。於是乎，使歐期間，薛也曾致力於論證「凡茲西學，實本東來」，不但試圖證明西方的工藝、數學來自中國，以蒸汽電力為能源的西方機械，也曾在薛的「嚴密考證」下，變成了中國的發明。

這樣的事情，隨郭嵩燾出使歐洲的劉錫鴻，也曾做過。不同的是，劉錫鴻認為西方只學到「中國聖教」的皮毛，清廷無需向其學習，亦無需改革。薛福成則不然，他以這種荒誕的方式，重構了自己的文化自信心之後，仍堅持認為清廷需要「改革」，不僅僅是經濟改革，也包括政治改革。

圖：薛福成日記內頁

呼籲經濟改革

探究近代國家富強的本原，是薛福成出使歐洲期間，最重要的考察命題。

1874年，薛福成在「應詔陳言」（回應朝廷的求賢求策）里，曾希望朝廷改變「重農輕商」的落後觀念，保護工商業，要「體恤商情，曲加調護」，洋商船隻在內河來去自如、華商船隻報稅過關反遭勒索留難，這類情形絕對不可再有。

1885年的《籌洋芻議》里，薛福成又說：

「西人之謀富強者，以工商為先。」

赴歐途中，目睹香港、新加坡依賴工商業，從荒涼之地發展成為繁榮巨埠，薛福成對自己的判斷更具信念。

他甚至說出了

「商為四民之綱」

這樣的驚駭之論：

「有商，則士可行其所學而學益精，農可通其所植而植益盛，工可售其所作而作益勤，是握四民之綱者，商也。此其理為從前四海之內所未知，六經之內一所未講；而外洋創此規模，實有可操之券，不能執中國『崇本抑末』之舊說以難之。」

按傳統的「士農工商」之說，商居末位。薛福成將商業提升到「四民之綱」的高度，在當時是鮮見的。

圖：薛福成日記

抵達歐洲之後，「工商強國」這種觀念，再次得到了強化。薛氏在日記里寫道：

「西洋各國之所以致富強者，以工商諸務之振興。」

（光緒十八年閏六月十四日記）

在日記里，薛福成還詳細列舉了他自所見所聞里總結的

二十一條「養民」之策

：

「西人嘗謂，謀國之要有三，曰安民，曰養民，曰教民。所謂養民者，何也？……一曰造機器以便製造，二曰築鐵路以省運費，三曰設郵政局、日報館以通消息，四曰立和約通商以廣商權，五曰增領事衙門以保商旅……」

（光緒十八年閏六月初六）

這二十一條「養民」措施，歸結起來，其實是同一個意思：須充分利用近代技術文明成果，為中國的工商業服務；這些成果，包括各種製造業機器、鐵路、電報等等；與工商業發展相配套的近代關稅體系、近代銀行體系以及相應的管理機構（商務局）等，也須及時籌備。

這是薛福成詳細考察了歐洲的工商業體系之後，得出的結論。

由此，薛福成轉而成了洋務運動的批判者：

「……知西國所以坐致富強者，全在養民教民上用功。而世之侈談西法者，僅曰：『精製造、利軍火、廣船械』，抑亦末矣！」

（光緒十九年六月十四日記）

在他看來，洋務運動誤入歧途，中國的富強之路，需要的是一次經濟體制改革

（摒棄以農立國，轉向工商立國；具體而言就是二十一條「養民教民」之策）

，而非止於技術的學些和槍炮船械的購入。

圖：薛福成《庸庵文編》書影

呼籲政治改革

出使歐洲，帶給薛福成的最大改變，是對政治改革有了新的認知。

出國之前，薛的文章幾乎不涉及政治改革問題。他的《籌洋芻議》里，通篇談論工商、礦業、火車、兵制……毫不涉及政治改革。到了歐洲，對郭嵩燾當年所謂的「君民兼主國政」有了切身體驗，薛福成的政治理念也發生了巨變。

光緒十八年三月二十八日，薛福成在日記中，評論了君主政體與民主政體的優劣。薛認為：

民主之國的長處，在於用人行政可以集思廣益，順應民情，君主不能肆虐民眾以滿足一己之私慾；亦能防止官員仗勢欺人貪污腐化。弊端則在於「朋黨角立，互相爭勝」，不能團結一致，甚至可能因私人恩怨而傷害國家利益。

君主之國的長處，在於權力集於一人之手，倘若得到聖賢之主，「其功德豈有涯哉！」弊端則在於：權力上重下輕，勞役民眾有如牛馬，民情不通，公論難伸，君主一人不能周到全國，誤事不可勝數。

末了，薛福成總結道，君主制與民主制互有利弊，關鍵取決於「得人」：

「得人，則無不便，不得人，則無或便。」

這種結論，無疑是在和稀泥。考慮到日記需提交給朝廷，薛福成在結論上如此和稀泥，是可以理解的。

圖：薛福成手跡

三天後，薛福成在日記中，進一步討論了「清廷該實行民主制還是君主制」的問題。薛認為：

中國在堯舜時代及其以前，所行的都是民主制。直到秦始皇以武力征服天下，才開啟了君主制。秦漢之後，全部是君主制。夏、商、周之際，雖然君位世襲，但孟子「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觀念還深入民心，猶如今日之英國、義大利等國的「君民共主政體」。

最後，薛得出結論：

「

君民共主……

無君主、民主偏重之弊，最為斟酌得中；所以三代之隆，幾及三千年之久，為曠古所未有也。」

將夏、商、周三代解讀為「君民共主政體」，既有規避政治風險的目的，也有「托古改制」的良苦用心。所謂「君民共主」，實是指近代政治文明中的君主立憲。

光緒十九年六月十四日，薛福成再次論及西洋富強的本原，共總結了「五大端」。與此前的論述有所不同，這一次，「工商立國」被放置在了末位，諸多與政治改革相關的內容，被提到了前面。

「五大端」的原文如下：

「一曰通民氣：用鄉舉里選以設上下議院，遇事昌言無忌；凡不便於民者，必設法以更張之；實查戶版生死婚嫁，靡弗詳記，無一夫不得其所，則上下之情通矣。

「二曰保民生：凡人身家、田產、器用、財賄，絕無意外之虞；告退官員，贍以半俸；老病弁兵，養之終身；老幼廢疾、陣亡子息，皆設局教育之，則居官無貪墨、臨陣無退縮矣。

「三曰牖民衷：年甫孩提，教以認字；稍長，教以文義；量其材質，分習算、繪、氣、化各學，或專一藝，終身無一廢學者；何也？有新報之流傳，社會之宣講也。

「四曰養民恥：西國無殘忍之刑，罪止於絞及遠戍、苦工，其餘監禁、罰款而已；監獄清潔無比，又教以誦讀，課以工藝，濟以醫藥，無拘攣，無鞭撻，而人皆知畏刑，不敢犯法，幾於道不拾遺；父母不怒責其子，家主不呵叱其仆，雍然秩然；男女雜坐，談笑而不及淫亂，皆養恥之效也。

「五曰阜民財：其藏富於民者三要，一、盡地力，謂講水利、種植、氣、化之學；二、.盡人力，各擅專門，通工易事，濟以機器，時省工倍；三、盡財力，有公司及銀號，而錙銖之積，均得入股生息，匯成大工大賈，有鈔票及金銀錢以便轉運，則一可抵十矣。」

「阜民財」，相當於薛福成早年倡導的「工商立國」。前四條「通民氣」、「保民生」、「牖民衷」、「養民恥」，則已廣泛涉及到了政治改革的方方面面。如自由選舉、議會制度、言論自由、社會保障、公民財產權、公民的受教育權等等。薛將它們視為「西國富強之源」，放置在「阜民財」之前，是其目光高於時代之處。

「工商強國」與「君民共主」，實是薛福成政治思想中的一體兩面，後者是前者的保障，前者又有鞏固後者之效。

在歐洲期間，薛福成觀察到，「西洋各國議院員紳」的候選人資格中，「以家道殷實為第一要義」，亦即有財產方面的要求，需要是「體面人」。薛認為這種規定很好，有益於政治清明。

光緒十九年四月十六日，薛在日記中批判了中國鄙視富人的痼疾：

「中國用人以富者為嫌，西俗用人以富者為賢，其道有相反者。夫登壟斷以左右望而罔利市者，謂之『賤丈夫』，中國數千年來，無愚智皆知賤之，……貶之曰『銅臭』斥之曰『守財奴』，中國之習俗然也。泰西各國最重議紳，議紳之被推選者，必在殷富之家。……至其選為各部大臣及宰相者，非殷實之世爵，即富厚之名人。」

所謂「有恆產者有恆心」。薛福成能在1893年意識到中國的「仇富傳統」要不得，實在是超越了他所處的時代許多年——畢竟，中國人迄今也未能擺脫這種「仇富傳統」。

圖：薛福成《籌洋芻議》書影

（完）

（

參考資料

：鍾叔河主編《薛福成：出使英法義比四國日記》，嶽麓書社；丁鳳麟《薛福成評傳》，南京大學出版社；《薛福成日記》，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文獻叢刊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