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初一樁疑案的判決

南宋紹興三年（1133）的宣州（今安徽宣城）旁聽一起刑案的審判。當地有一個叫做葉全三的盜賊，入室盜竊了財主檀偕的窖藏錢，不想被檀家發現。檀偕也是心狠手辣之人，竟然叫來租佃他家田地的耕夫阮授、阮捷等人，將葉全三一家五口捉住，捆縛起來，往死里打，結果將五人都打死了，又毀屍滅跡，將葉全三等人的屍體沉入河中。

案發後，官府逮捕到檀偕、阮授、阮捷等兇手，審明案情，犯人也認供畫押，只是被害人屍體已為河水沖走，打撈不到，所以無法進行屍檢。宣州便以「疑案」上報中央法司，奏請聖裁。

按宋朝疑獄奏裁的一般程序，「天下奏案，必斷於大理，詳議於刑部，然後上之中書，決之人主」；「天下疑獄，讞有不能決，則下兩制與大臣若台諫雜議，視其事之大小，無常法。而有司建請論駁者，亦時有焉」 。凡奏裁的疑案，例由最高法院——大理寺複審，作出終審裁決，然後送刑部複核，複核無誤則送呈宰相，轉呈御前，最後以君主的名義定讞。而大理寺無法裁決的疑難案子，則啟動非常制的兩制官（翰林學士）雜議程序，議定的裁決意見仍然送御前，以君主的名義定讞。

這裡我們不要以為「決之人主」就是由皇帝充任法官，這麼說只是表明疑案的定讞以天子的名義作出。一般來說，不管是大理寺的終審、兩制官的議法，還是君主的定讞，都會遵循「罪疑惟輕」的原則。因此，奏讞的疑案往往可以獲得從輕的判決。宣州殺人案經大理寺裁斷、刑部複核之後，也得到輕判。本來，按故殺之罪，檀偕、阮授、阮捷都應判死刑，但以宋高宗名義作出的判決卻是：「詔（阮）授、（阮）捷杖脊，流三千里；（檀）偕貸死，決杖，配瓊州」 。時大約為紹興四年（1134）初。

我們知道，宋朝皇帝的敕命須經中書舍人「書行」、給事中「書讀」，方得生效。那份關於宣州殺人案終審判決的敕命在送中書舍人「書行」時，被當天值日的中書舍人孫近擋了下來，封駁回去。

孫近當過法官，是一位具有深厚法學造詣的士大夫。他說：宣州檀偕殺葉全三一家五人，雖然被害人屍體未經檢驗，但證人證言、其他物證、犯人供詞俱在，「證佐明白，別無可疑」，應該按故殺問罪，為何要給予寬貸？「貸宥之恩止及一偕，而被殺者五人其何辜焉」？宋高宗只好下詔：「令刑部重別擬斷。」

在刑部重新詳斷之時，大理寺出來辯解說，孫近以前提點浙東刑獄，當年紹興府發生一起類似的案子：弓手（相當於後世的捕快）俞富緝拿劫盜，盜賊拒捕，雙方打了起來，打鬥過程中，俞富殺掉盜賊及其妻子。提刑官孫近以俞富「與盜別無私仇，情實可憫」為由奏裁，詔貸死。大理寺正是援引這一判例對宣州案作出判決。

孫近反駁說，俞富是「執本縣判狀捕捉劫盜，殺拒捕之人並及其妻女」；檀偕卻是「私用威力拘執打縛被殺者五人，所犯不同」，豈可援例而判？

此時，刑部也提出裁決意見：大理寺不久前裁斷過一個奏讞的案子：「孫昱殺一家七人，亦系屍不經驗」，法官認為，該案「追證分明，不用疑慮奏裁」，依法判決即可。現在大理寺何不援引這一個判例來處理宣州案？

但大理寺「堅執不移」，堅持維持原判。宋高宗又詔，將宣州案送御史台「看詳定奪」。宋代的御史台擁有一部分司法職能，發揮著類似「憲法法院」的作用，有權定奪刑名。御史台經過議法，認為檀偕系故意殺人，「眾證分明，不應奏裁」。

「不應奏裁」的定性，即意味著：第一，檀偕殺人案屬於沒有疑問的故殺罪，案子駁回地方法司，依法處斷；第二，宣州法官奏裁失當。

那麼要不要對宣州相關官員提起問責呢？朝廷也出現了爭議。

宰相朱勝非說，「疑獄不當奏而輒奏者，法不論罪。」但中書舍人孫近認為，宣州不當奏讞而奏讞，顯然是推卸己責、觀望朝廷，應該追究相關官員之咎。最後宋高宗說：「宣州可貸。今若加罪，則後來州郡實有疑慮者，亦不復奏陳矣。」

紹興四年三月，皇帝下詔，對宣州奏讞案宣布最終裁決：檀偕、阮授、阮捷故意殺人，「論如律」；宣州奏裁不當，免於追究責任；大理寺與刑部對本案的判決與複核存在失誤，當職的大理寺丞、評事、刑部郎官，「皆贖金有差」。

至此，宣州案結案。（我的新書《風雅宋：看得見的大宋文明》已由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歡迎關注、閱讀、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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