遊民：士農工商「四民」之外的「第五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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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一般認為，由士農工商「四民」構成的社會，最為穩定和諧。四民維繫著經濟的運行和社會的發展，是國家的柱石，又稱之為「石民」。其實，這些「石民」也並非堅如磐石，一成不變。社會結構的分層，是個動態的結構，一直處於流動變化之中。所謂穩定和諧，只是個理想狀態。

一場天災或人禍，一次命運的意外，人生的軌跡和安排，就會被惡意篡改。士農工商中任何階層，都有可能從序列中被無情地剝離出來，拋擲出去，製造出大批量的有別於四民的「第五民」。這些既無恆產，又無居所的游食之民，進入流浪者的行列之後，即被排斥在主流社會之外，成為邊緣化的群體，甚至淪為社會「最不幸的脫序者」和「最無奈的失蹤者」。

嚴寄湘在《救荒六十策》中，曾為第五民「畫像」，將這群人定義為 「不農、不商、不工、不庸者」。而一旦被「畫像」所捕捉，即「令紳查早保甲冊時，于姓名下添注『遊民』兩字。」原來，當他們不在序列之後，即被打入了另冊，淪為了賤民。既然如此，在士農工商的四民序列中，又怎麼會找到他們的身影呢？

遊民們雖被主流社會視而不見，但他們遊盪的身影，卻曾在歷史的現場隨處可見。

西漢：

元封四年（前107年）中，關東流民二百萬口，無名數（指沒有戶籍的「黑人」）者四十萬。——《史記·萬石張淑列傳》

新莽末年，「流民入關者數十萬人，置養淡官以稟之，吏盜其稟，飢死者十七八。」赤眉軍據長安，「焚燒長安、殘害百姓，民人流亡，百無一在。」——《漢書·食貨志》

東漢：

永興元年（153年）秋七月，郡國三十二，蝗，河水溢，百姓飢窮，流冗道路，至有數十萬戶，冀州尤其。——《後漢書·桓帝紀》

建安初（196年前後）關中百姓流寓荊州者十餘萬家。——《晉書·食貨志》

兩晉南北朝：

自江陵至建康三千餘里，流人萬計，布在江洲。——《晉書·劉胤傳》

東魏武定二年（544），高歡以太保孫騰、大司徒高隆之為括戶大使，分行諸州，「凡獲逃戶六十餘萬」。—— 《魏書·孝靜帝紀》關西百姓流移就谷，相與入漢川者……十萬餘口。由是散在益粱，不可禁止。——《晉書·李特載記》

隋朝：

大業末（616年前後），許紹任夷嶺通守。是時……流產自歸者，數十萬口。——《舊唐書·許紹傳》

五代：

同光三年（925年），是時兩河大水，戶口流亡者十四五。——《舊五代史·庄宗本紀》

宋朝：

慶曆三年（1043年），陝西民飢相率東徙，韓琦發廩賑之，活二百五十四萬二千五百三十七人。——董煟《救荒活民書》卷二

明朝：

弘治二年報告：四川的流民、饑民有八十七萬餘口。——《明孝宗實錄》弘治二年十月壬辰

成化四年十二月，荊、襄、安、沔之間，「流民不下百萬」。——《明憲宗實錄》卷六一

清朝：

乾隆末年，「廣、黔、楚、川、陝之無業者，僑寓其中，以數百萬計。」——嚴如煜《三省邊防備覽》卷十七

嘉慶末年，在陝南老林地區，「江、廣、黔、楚、川、陝無業者僑寓其中以數百萬計。」——《清宣宗實錄》卷十

凡此種種，不一而足……

這個龐大的群體，在每個時代的史籍中，都曾頻頻現身，綿延兩千多年，貫穿於皇權專制社會的始終，構成了經常性、現象級的社會洪流。伴隨洪流並形成遊民文化，對中國社會產生了深遠影響。

現代·蔣兆和《流民圖（全卷）》

毫無疑義，這同時又是個弱勢和失語的群體。那些為數眾多，流離失所的「第五民」，在由四民所構成的社會層級結構中，無法找到自己的歸屬，無法將自己的群體與社會確立對應關係。這種潛在的存在和鴕鳥式的失蹤，絕不是社會的真相。所以，只有加上「遊民」即「士、農、工、商、游」 這一層級，加上「第五民」構成的隱性社會這個維度，中國社會的結構才是完整的。這樣的層級結構，才是客觀現實狀態，才是社會的真實反映。

對中國遊民與流民文化的研究，王學泰先生的功力和學術價值，很少有人能望其項背。李慎之先生許以極高的評價，稱其「發現另一個中國」。學界也曾將王學泰先生研究的「遊民文化」，與余英時先生的「士文化」、吳思先生的「潛規則」，並稱為「中國當代人文學科的三大發現」。

義大利·marco melgrati《你永遠不知道跟你玩的是誰》

作為一個社會層級，遊民處於「士、農、工、商、游」的最「下游」，是五民層級結構這座金字塔的「底座」，也是打開中國兩三千年歷史謎底的一把「密鑰」。研究中國社會，缺少遊民即「第五民」這個維度，猶如盲人摸象，或如義大利插畫家marco melgrati的一幅插畫題目所說的那樣——「你永遠不知道跟你玩的是誰」。換句話說，沒有遊民這個「下游」「底座」和「密鑰」，便無法了解中國，更無法解釋中國社會。

四

「遊民」名副其實，是一個遊動、發展、變化著的概念。清代之前，「遊民」「流民」與「流氓」，時常混為一談。

流民、遊民和流氓，是既相關聯，又有區別的三個概念。近代至今，三個概念才逐漸得以區分、釐清和規範。

「遊民」一詞，最早出現在《禮記·王制》中：「無曠土，無遊民，食節事時，民成按其居，樂事勸功，尊君親上，然後勤興學。」此時的這個「遊民」，是個寬泛的概念，指那些無田可耕，流離失所的人。這樣的看法，幾乎是整個皇權專制社會的主導輿論。

對「流民」的概念，王家范和陸德陽分別在《中國古代的流民問題》與《流民史》中給出了定義。王家范所謂的「流民」，是那種「脫離社會整合，喪失其原有的職業社會角色，遊離於法定的戶籍管理之外的人口。」陸德陽則說，「流民因為遭遇自然災害、社會厄難或其他種種原因，為了避難、求生而背井離鄉，流向他鄉的人。」

現代·徐悲鴻《流民遷徙圖》

總之，流民大致就是這樣的一群人。只是前者強調結果——脫離整合、喪失角色與遊離於管理，所以成為流民；而後者側重原因——因為遭遇災害與危難而成為流民。但流民的特徵，也是顯而易見的，即流落在他鄉，遊離於管理。此時，流民與遊民仍是合二為一的。

在安土重遷的中國農業社會，流民大都事出有因。或窘於衣食，或迫於苛政而輕遠鄉土，只是為了找條活路而已。一旦定居於新地，有田可耕，或重返回故里，結束流浪，恢復原有的生存和生活秩序，即重新獲得國家的「石民」地位。而那些徹底脫離了土地的另一部分人，才真正成了「遊民」。

由此觀之，遊民是流民的衍生，流民是遊民的前身。

池子華在《流民問題與社會控制》中說，流民轉化為遊民的條件是「流民沒有尋到營生的門徑。」而這個關鍵的「門徑」，正是區別流民與遊民的不二法門。

王學泰先生進一步指出，「遊民」主要指一切脫離了當時社會秩序的人們。他們居無定所，遊動於城市鄉鎮之間，缺少穩定的謀生手段。其重要的特點就在於「游」。

遊民儘管脫離了土地和當時的社會秩序，但並不意味著就必然淪落成了不法分子，成為流氓。

關於「流氓」，完顏紹元在《流氓的變遷》一書中，也有很系統的闡述。「氓」即「民」的意思，古代並無貶意。《孟子》中就有「願受一廛而為氓」。當時所謂的「流氓」，也只是流民或遊民的別稱而已。後來流氓的涵義「惡化」了，特指社會上那些脫離生產、不務正業、遊手好閒並以背離傳統道德文化和破壞社會秩序為特徵的不良分子。這樣的人，就是現代意義上人們深惡痛絕的真「流氓」了。

可見，遊民是從流民中分化出來，而流氓是遊民中的極端分子，比遊民更加等而下之。

五

無論是流民、遊民，還是流氓，都處在社會的最底層——發跡變泰，晉身主流，闊起來的流氓大亨們除外。遊民遭主流歧視，被社會無視，逼仄的生存環境，將其逼出了一股遊民氣，從而產生了濃厚的「遊魂」即「遊民意識」——強烈的反社會性、破壞欲、拉幫結派、做事不擇手段、狠、殘忍、有奶便是娘，等等。這樣的遊民群體中，既有阿Q遇上趙太爺被打而不敢姓趙的懦弱和見到小尼姑便恃強凌弱的下流，也有李逵兩把板斧排頭砍倒一片百姓的兇殘。

現代·蔣兆和 《與阿Q像》

魯迅對遊民及其這副「德性」的態度，是哀其不幸，怒其不爭。學者李零也是愛恨交加，他在《喪家狗：我讀論語》里有個形象的評價，說這是「苦孩子的悲劇」——一群被侮辱、被損害的「苦孩子」。但是，這群「苦孩子」，有時也是魚肉良善的「害群之馬」。

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在主流的法眼中，「本」即四民，遊民被排除在外。作為「第五民」，遊民在皇權專制社會的治亂循環中，不斷地從「四民」中被剝離、被滋生出來。「苦孩子的悲劇」也被持續地、大規模地被製造出來。

在遊民群落的江湖裡，遊民文化是漸次生成，不斷累積的。它源於底層而接地氣、人氣，它根植於社會而成為傳統。本是遊離於主流的異質或雜質的精神血液，卻在底層的民間社會潛滋暗長，參與民族的精神發育，積澱、轉化為民族基因，熔鑄和改造著國民性，並注入中國人的靈魂之中。聞一多先生在分析中國人的思想意識時，就曾說過：「在大部分中國人的靈魂里，鬥爭著一個儒家，一個道家，一個土匪。」

請每一個中國人都捫心自問，我們的靈魂里，到底有沒有這樣三件東西？

靈魂中的這個「土匪」，無疑是一枚「精神地雷」，具有極大的殺傷力和破壞力。

以揭示遊民文化秘密著稱的王學泰先生，也強調了遊民意識的破壞作用。他說：「遊民處在社會的最底層，他們意識到，只有在劇烈的社會衝突中才會改變現有的一切。他們不理會秩序，歡迎衝突，甚至歡迎劇烈的社會衝突和社會動亂。」

這是一種唯恐天下不亂的心態。天下大亂，是遊民們的嘉年華，每逢其時，他們便以排頭砍倒一片百姓的「李逵方式」和大秤分金銀的「梁山泊方式」，參與其間毀滅性的狂歡。

彩繪圖·作者不詳《梁山泊108將》（部分）

此時，人間成為地獄。而悲劇的製造者，正是與士農工商根本不在一個維度的「第五民」。「第五民」即遊民們的「降維攻擊」，屢屢給當權者以致命的打擊，有時甚至要了這個王朝的老命。

六

遊民是歷史的「苦孩子」。「改變」是他們的訴求，「唯恐天下不亂」是他們的心態，遊民這種正當的訴求與畸形的心態，是對導致自己淪落的社會，深深失望之後的最嚴厲地復仇。但是，在劇烈的社會衝突中，又有多少「苦孩子」能有出頭之日，改變自己的命運呢？天下大亂時，「苦孩子」只會更苦。即便復仇成功，顛覆一個舊的，換了個新的，還不是天道好還，周而復始？

只有極少數的「苦孩子」，才有幸成為幸運兒，也只有這些「苦孩子的悲劇」，才真正變成了一幕「喜劇」。

曾經的放牛娃和遊方僧，朱元璋算是一個最典型的例子。在清人趙翼的《 廿二史劄記》中，他是這樣的人，「聖賢、豪傑、盜賊之性兼而有之者也。」他開啟了大明王朝的歷史，成就了一番大業，憑藉的正是這「兼而有之」的幾把刷子、幾副德性。

另一個典型，非劉邦莫屬。從泗水亭長，到隱匿於芒碭山中的逃犯，脫離了社會秩序，居無定所，也缺少穩定的謀生手段，「遊民」的幾項硬指標，他都一一具備。此時的劉邦，也已經成為地地道道的「遊民」了。朱劉兩人，具有極高的相似度，只是劉邦走得更遠，他已經到了喝酒不給錢的流氓境界。

「（高祖）及壯，試為吏，為泗水亭長，廷中吏無所不狎侮，好酒及色。」「高祖因狎侮諸客，遂坐上坐，無所詘。」——《史記·高祖本紀》

歷史的不正經之處在於，一個有「盜賊之性」，一個達「流氓境界」，正是這骨子裡的東西，分別成為兩位投身於政治的必殺技之一，這兩個著名的遊民，創造了屬於「第五民」的輝煌，更創造了兩段歷史的輝煌，這讓那些正人君子情何以堪！

狼狽不堪的歷史不忍細看，卻又不得不看。一部兩千年的中國皇權專制史，除了異族入主中原以外，遊民出身的開國皇帝竟占絕大多數，這股力量左右著改朝換代，甚至在某些歷史時段，竟然主宰著歷史的方向，不由得讓人大吃一驚！

還有更讓人吃驚之處。從遊民的江湖中興起的遊民文化，自產生以來，一口真氣不散，其「水滸氣」「三國氣」一以貫之，還發展出義和團與阿Q精神，並在後來的運動中，歇斯底里大爆發，最終完成了它的精神譜系。

近代·西洋版畫《義和團》

遊民文化作為中國文化的小傳統，信奉的是「義氣」「忠義」，跪拜是武聖關帝。與頂禮膜拜文聖孔子的大傳統「士文化」一起，各自撐起傳統文化的半壁江山，共同構建中國傳統文化的主體。

大傳統和小傳統，天長地久的經常法則與心照不宣的潛規則，共同處於這個文化共同體中，並在其間發酵、釀造，調製出地地道道的中國文化口味來。

從這個角度講，「遊民」支配著半個中國，「第五民」書寫著半部歷史，也並不為過。從遊民的視角去窺視歷史，能夠發現另一個中國，恐怕也不是一句虛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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