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浩在南昌教案前後

文史 08-22

原標題：周浩在南昌教案前後

桂雲峰

《宣城歷史文化研究》微信版第272期

發生在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農曆二月二十五日的南昌教案，是對晚清政壇影響巨大而深遠的一次大教案。這次教案的誘因是當時的江西布政使、宣城人周浩受姻親崔湘之請，私放在南昌縣羈押的天主教教民。

福音、天主二教在江西雖同是西方教派，但一直形同水火，利益之下，教會和教會，教民和教民之間多有摩擦。新任江西按察使余肇康來贛後，得知此事與法相悖，嚴厲問責南昌知縣江召棠，並將已經釋放的天主教徒再拘於南昌牢獄。這讓法國天主教主教王安之不能接受，他威逼江召棠放人，在訴求不能實現後遷怒於江，憤而刺之。江喉部重傷，三天後不幸去世。

江召棠被刺的新聞照片

南昌舉子及軍民們久為教會之跋扈所惱，他們聽到這個消息後義憤填膺，怒殺英法傳教士等八人，火燒教堂教產多處，一時震驚中外。案發後，英法兩國罔顧事實，悍然將停泊在吳淞口的軍艦開進鄱陽湖示威，在政治、外交和軍事上給了清廷很大的壓力。官被教戕，教激民變，這也是1870年天津教案後對清朝內政外交產生巨大深遠影響的教案。

光緒三十二年（1906）三月乙丑（23號），帝、後關於江西南昌教案諭內閣：「前經外務部奏派直隸天津海關道梁敦彥前往確查，昨召見該員，詳詢此案情形……胡廷干著先行撤任，布政使周浩已有旨查辦，按察使余肇康……著先行交部議處。……以倉場侍郎吳重熹署江西巡撫。」這樣就出現了一個讓人匪夷所思的局面：在案件未查清未結案的情況下，在新署巡撫吳重熹還未到任之前，整個江西上層官場，只剩下糧道錫恩和南昌知府、署理鹽道沈曾植二人在苦苦支撐大局。縱觀歷史，這種一省三司同開缺的情況在清朝275年的歷史上也是非常少有的。因此，從某種意義上看，南昌教案導致晚清官場的這場「大地震」，其烈度絲毫不亞於同治年的「楊乃武案」。

南昌教案現場

二十世紀初，正是資產階級改良派所主導的中國報業的發展時期。南昌教案發生後的幾個月，上海的《申報》、《中外日報》、《南方報》等媒體紛紛給予報道，並發表文章，引導了輿論和民間廣泛的探討。其中，北京的《京話日報》還刊登了一張南昌縣令江召棠被害後面部遺容的特寫新聞照片，這也是中國報紙刊登新聞圖片的第一次。這些聲音雖然聲援了江西的反教運動，從側面間接打擊了帝國主義的囂張氣焰，但終究無法左右案件的最終結局。這是民族的恥辱，是時代的悲哀。

周浩為什麼為親家崔湘放棄原則？

崔湘，寧國府太平縣人，同治十三年進士，曾在戶部任職多年。光緒26年（1900），當時主持江西大局的護理江西巡撫是布政使張紹華。張是安慶桐城人，也是同治十三年進士，崔張兩人既是皖省同鄉，又是「同年」，所以關係自然不一般。於是這年，經過張、周的斡旋，崔湘以江西候補知府的身份署建昌府試用知府。光緒二十七年（1901）正月乙丑，張向朝廷上考核屬員折，上諭內閣：「張紹華奏考察屬員分別舉劾一摺。江西試用道塗椿年、署建昌府試用知府崔湘、均著送部引見。」這無疑是張在為崔湘脫掉候補的帽子做的文章，也是崔湘政治生涯黎明前的曙光。

但好景不長，崔的美夢並沒有做到天亮。清廷在義和團運動結束與西方媾和後，政府要求地方「護教」，而民間對西方教會的仇視並沒有結束，大大小小的教案仍然時有發生。隨著張紹華改任湖南布政使，李興銳擢升江西巡撫，發生在頭年夏秋時節建昌府的一場教案被朝廷問責，一下將崔湘推入冰冷的谷底。史載，光緒27年（1901）3月，「上諭內閣：李興銳奏特使曧夕辦理教案不善之地方官一摺。江西署建昌府試用知府崔湘、代理南城縣試用通判翁寶仁、輕聽謠傳。暒穴曧夕，查教堂軍火。以致刁民滋事。釀成焚毀教堂之案。南豐縣知縣鄧宣猷不能彈壓莠民。以致教堂焚拆。且於民教控訴詞訟，匿不稟報。廬陵縣知縣馮蘭森於匪徒焚毀教堂、搶劫教民不能防範，商議賠款又多遲誤。均著即行革職。」

1903年，崔湘的兒女親家周浩重回江西，這讓已經是革職廢員的崔精神為之一震。據孫洪軍、馮素芹所著《論南昌教案按察使》①一文透露，1904年，布政使周浩、按察使陳慶滋和派辦政事處以法國主教和安當屢次照會部院與兩司，請為崔湘援例。周浩在告奏中稱：「該員於被議後，仍竭力分認賠款，尚知勤奮，人亦有可用之才，廢棄可惜。現接法國主教和安當來文，……仰懇天恩俯准，江西試用知府崔湘開復原官原職，留江西補用。」

南昌天主教堂

早在光緒二十七年（1901），南昌縣天主、福音兩教教民械鬥，天主教教民葛洪大、鄧貴和因傷福音教教民6人最終被判入獄10年，這一直讓法國人耿耿於懷。在周浩為崔湘謀求開復的過程中，天主教法國主教和安當出力甚多，大主教郎守信趁機向周浩提出要求，希望將二人以患病為由，予以保釋。於是周投桃報李，口頭授意南昌縣令江召棠，於光緒三十年（1904）10月將人犯放出。這就是南昌教案的導火索。

按當時的《大清律例》，沒有按察司的公文，沒有巡撫衙門的批文，南昌縣私自放出囚犯是不具合法性的，這也就是後任江西按察使余肇康問責江召棠的原因。周浩當時署理巡撫，應該可以出具批文，加蓋自己的印章，但他很謹慎；余肇康新官上任，公事公辦，也無可厚非，只不過他們兩人都沒想到會因此釀成大禍，自己竟然成了自己官場的掘墓人。

周浩與胡廷干、余肇康的人脈關係及朝中奧援

胡廷干（1841—1906），字鼎臣，河南光山人，同治十三年進士。歷任戶部郎中，福州知府，福建按察使，山東布政使，南昌教案時任江西巡撫。胡與當時的直隸總督河南項城人袁世凱是同鄉，且在山東一起共事多年，其子還曾認袁世凱為乾爹，兩人私交，由此可見一斑。胡在任江西巡撫之前任山東布政使，經袁世凱斡旋，本已獲得山東巡撫之職，只是因為遭到德國的阻擾，才改放江西的。胡在山東民間，頗有清譽，但在外事上沒有袁世凱圓滑精通，所以不得德國人喜歡。自1897年巨野教案強佔膠州灣後，德國人左右清廷官員的任用就更加明目張胆。案發後，外務部來贛全權調查處理案件的直隸天津海關道梁敦彥，恰好是袁世凱的屬下，這一則說明了袁氏當時在朝廷的影響力，再者也喻示著胡廷干在朝中的人脈關係。

胡廷干像（前排右三）

南昌教案後，有關胡攀附袁世凱上位，袁派梁幫胡廷乾洗脫罪責的說法很多。胡廷干作為江西的決策者一把手，受到民間報界的「關照」，在所難免。上海《申報》就以此案為由，告誡封疆大吏們不要「刻意媚外」，《南方報》還列舉了胡的「四大罪狀」，其中，上海《新聞報》有這樣一篇文章：

梁觀察（梁敦彥）以極能辦理交涉之人，今為權貴所牽掣，勢必動多顧忌，或生瞻徇，不得不希風仰旨，保全胡鼎（胡廷干）之富貴功名。為之隱晦，為之開脫，則對於此案將不能照實情確據與法國人相周旋，國體辱，主權失，此亦必然之事也。蓋教案發生之地在南洋之轄地，不在北洋之轄境，而梁觀察以北洋人員由奏請派贛查辦教案，自其外觀之，主之者一若鄭重是案，顯示不敢輕視之意，然自其內容以窺之，主之者意旨所在，實為胡鼎帥一人之富貴功名也。而並非為國體主權計也。梁觀察不仰承憲意辦理，猶可堅執萬一，有投鼠忌器之心，必代胡鼎帥卸責而歸獄於人，為胡鼎帥洗冤而嫁禍於國人。

報界如此非議胡廷干，其實是對當時朝廷的處置方案知之甚少。在最初調查處理南昌教案過程中，所有情況彙報的奏議電文，都是按察使余肇康在主導，胡作為巡撫，應該負領導責任，但他不應該承擔所有的責難。這就是後來余肇康得知三司共同獲罪，深感有愧於胡的原因。

余肇康（1854—1930），字堯衢，號敏齋，湖南長沙人。光緒十二年進士。歷任工部主事，漢陽知府，湖北荊宜施道，江西按察使。余在朝中最大的靠山是同鄉和兒女親家瞿鴻禨。瞿當時任軍機大臣兼外務部尚書，是慈禧太后身邊的大紅人。晚清處置教案的常規，一般是由外務部主導，讓熟知洋文洋務的道員來和洋人交涉處理。但南昌一案，朝廷卻顛覆了這一規定，而是先由當地政府處理。作為江西主管刑獄的按察使，余肇康自然當仁不讓。後來內務部發現余並不擅長外交，於是才派來外事通梁敦彥。梁來贛後，和英法談判，面對大開口的獅子，他一個小小道員難免力有不逮，於是報界開始質疑梁氏作風偏軟。之後，朝廷又派湖北按察使梁鼎芬來接替梁敦彥，余肇康在湖北經營多年，和梁鼎芬一直關係緊密，這些都不能否認有瞿鴻禨從中周全的影子。

和胡廷干受到報界的痛批不同，事情因余肇康而起，而他卻並沒有佔領多少版面。只是由於梁敦彥回京後的據實以告，並隱晦地點出江西官場「兩司不和」，朝廷感到余肇康的前後奏議頗多謬誤，有欺瞞罔上之嫌，梁敦彥所言不繆，才痛下決心，將江西三司一擼到底。

余肇康日記稿本

在梁敦彥回京奏報此案不應該再由地方處理，而應該「提京辦理」後不久，江西就收到朝廷降罪的上諭。余肇康在三月二十三日的日記中寫道：「梁敦彥自江西返京，乃妄騰口說，……院司三人一同獲罪，自來未有。」鬱悶委屈之情，躍然紙上。在湖北張之洞的手下歷練多年，多少受到「清流派」的耳濡目染。有人品官品，還要有擔當；國力衰微，官場險惡，派系黨閥鬥爭激烈，誰能獨善其身？這也是科班出身的文官的一種矯情。

相比這兩位各有奧援的科班同僚，作為江西僅次於巡撫的周浩在南昌教案的危局中就略顯得捉襟見肘。周氏在朝廷有沒有奧援？從當時官場的政治生態來看，榮祿去世後，他一定會在內閣中再找依附，但這不可能一蹴而就。「感情」，是需要時間「培養」的。換而言之，如果有，其人地位也肯定不如袁世凱和瞿鴻禨中的任何一位。但可以確定的是，周氏曾經有過一個非同一般的奧援，這個人就是李寶嘉《官場現形記》中「華中堂」的原型——西太后最倚重的滿人榮祿。

周浩與榮祿的私誼

榮祿（1836—1903），字仲華，瓜爾佳氏，滿洲正白旗人，世代軍官家庭，歷任西安將軍、步軍統領、兵部尚書等職，是當時的大學士、軍機大臣兼直隸總督，他也一直被認為是滿人中少有的有軍事思想的人。據記載，光緒26年（1900年）三月丁未，上諭：江西吉南贛甯道周浩奏籌議練兵事宜一摺，著摘鈔給與榮祿閱看②。此上諭一出，明顯透露兩個重要訊息：

一、庚子之亂，在義和團大鬧京畿、各國軍艦陳兵大沽口的情勢下，一個經歷過咸同之亂（太平天國戰爭）的湘軍老臣，正以道員的身份在江西組織地方團練，秣馬厲兵，並有主動請纓北上勤王的決心。

二、情勢危如累卵，戰爭一觸即發，國家正值用人之際，帝、後已經把身家性命和國家前途託付給了主戰派榮祿們。所有此刻上表向帝後表示盡忠的仕宦，都將引為肱骨，並委以重任。

6月，直隸保定戰事吃緊，直隸布政使廷傑留京當差，帝、後和榮祿在火線任命直隸按察使廷雍（滿人，戰敗後被八國聯軍擒獲斬首）為直隸布政使的同時，想起了在江西練兵的周浩，於是即刻下諭「以江西吉南贛甯道周浩為直隸按察使」③，併火速帶江西團練人馬進京勤王拱衛京師。時勢造英雄，英雄不論出身，自古已然。在地瘠民貧的江西蹉跎多年之後，周浩終於等來了機會。這次北上，不僅從此在帝、後和榮祿的心目中有了一席之地，也為自己的政治生涯贏得了難得的際遇。

榮祿像

有關周浩和榮祿的私誼，《榮祿存札》一書中多有記述。比如在《周浩致榮祿札》④一篇中，當時已經是直隸按察使的「門生周浩」就婉轉地向榮中堂表達了自己想當直隸布政使的請託。清末，大員投拜門生的情況不如候補文官普遍，但也為數不少。除了周浩之外，端方、岑春煊、陳夔龍、張紹華以及甘肅布政使何福堃、山西按察使樊增祥、山西布政使李紹芬等均是榮祿門人，來往書信禮札很多。

對於周浩來說，恩師榮中堂沒有辜負他。史載，光緒二十八年（1902）九月癸亥，上諭：「以直隸按察使周浩為甘肅新疆布政使。」⑤僅僅過了三個月，到了同年十二月癸卯，上又諭：「調新疆布政使周浩為直隸布政使，現月。」⑥提拔短放外任後速回，相當於現在流行的下基層鍍金鍛煉，這已經是晚清官場提拔用人的常態，時人屢試不爽。而周對於恩師榮中堂的「超擢」和「恩植」，也紛紛來札表示了感謝⑦。

當然，大恩只言謝是不符合官場潛規則，也是表達不了周氏的心情的，還得「聊表寸心」。以榮祿女兒大婚為例，凡受過榮祿好處或曾經有求於他的，無不趁此機會大獻殷勤，所送「奩儀」動輒以千兩計。《榮祿存札》記載：長蘆鹽運使楊宗濂送3000兩，兩廣鹽運使國鈞送2000兩，直隸按察使周浩送1000兩⑧。官場的迎來送往，上司同僚子女內眷的婚喪嫁娶，送多還是送少，皆有定數規律，不能僭越，更不能從官的品級上來衡定。看的是「職」和「缺」。所以品級比布政使低但卻是「肥缺」的鹽運使送了「大禮」，就很容易理解了。

1903年4月，榮祿病逝。周是榮祿的人，榮祿既死，作為直隸總督的袁世凱當然不能再用他的人。他先將自己的嫡系直隸按察使楊士驤提拔到江西任布政使，然後再讓周浩和楊士驤來個對調。史載，光緒二十九年（1903）6月壬戌，上諭：調江西布政使楊士驤為直隸布政使。直隸布政使周浩為江西布政使，現月⑨。一來一去，袁世凱既滿足了屬下楊士驤升遷的請託，又讓周浩相對風光體面的重回江西官場，同時又實現了自己建立直隸小王朝的夙願。相比榮祿幫周浩跑官用了三個月，袁世凱幫楊士驤跑官只用了兩個月，讓人不得不為袁氏的官場高超的政治手腕所折服。

周浩與余肇康「換帖」始末

南昌教案發生之時，周浩已經重回江西三年，其間數次署理護理巡撫，加上十多年在江西的經營，儼然有土皇帝之相。但在朝廷上層，他並沒有再找到足以依附的「大樹」，這給他政治生涯帶來了不可小覷的危險性。面對兩位根基深厚的同僚，雖然大廈將傾，三人同檐，他也沒有取得兩人的信任。相反，由於私放教徒之錯在先，余對周有很深的意見。

最近發現的余肇康的《未刊日記》有這樣的記載：三月二十三日（三月乙丑，即上諭三司去職那天），「鼎帥（巡撫胡廷干）引為大憾，轉慰藉之，周方伯（周浩）同坐，說請換帖（結拜）為兄弟。余對曰：生平未嘗換帖，請自今日起，我兄公，公弟我何如？乃解此紛。」而幾天後，余肇康把自己打算歸隱的想法告訴胡廷干，「帥幾淚下，謂我兩人真患難交，餘生平未嘗與人換帖，擬自今互呼昆弟以志勿忘。帥頷之。」

同樣是換帖結拜兄弟，余肇康對周浩和胡廷干兩人的態度前「倨」後「恭」，足可看出余肇康對周浩的成見之深，對胡廷干內心的不安和歉意。當然，周浩主動提出和兩位同僚結拜，也不見得是發自肺腑的欣賞兩位的人品和道德文章。這樣的想法，除了讓自己能沾染一點江西政壇集體「共進退」的清譽外，並沒有什麼太大的意義。人之將死其言也善，鳥之將亡其鳴也哀。「我不殺伯仁，伯仁因我而死」。胡余兩人來江西不久，因為自己的一己之私，讓二人仕途遭此沉重打擊，周浩的內心應該還是有那麼一點歉疚的。

南昌教案卸職後不久，胡廷干鬱鬱寡歡，後染疾不愈，同年病逝於家鄉。而余肇康則在1907年出任法部左參議，還未上任就因親家瞿鴻禨被彈劾罷官打道回府。後出任粵漢鐵路湘路總理。清帝遜位後，余託病不出，隱居鄉里，直至去世。其人才情甚高，身後留下文集和日記凡400多萬字。因為他的日記，使得後人了解了更多的南昌教案的內幕和細節，讓歷史清晰地再現，讓人物豐滿地回歸。

在南昌教案中，周浩是當時唯一一個沒有鼎力奧援的江西官員。當年作為一個小小道台，在國家危難之時能挺身而出，在民族大義面前不懼生死，他多少還是有點血性的。而受到御史的多項彈劾，是他久居官場不知其嗅，是權利慾望的膨脹使然。作為一個準封疆大吏，沒有國際視野，缺乏政治敏感性，對民族主義運動的力量嚴重估計不足，這些都是硬傷。天下沒有不散的宴席，所以無論是胡、余還是周，面對一個行將就木的腐朽封疆王朝，如果沒有經天緯地流之才，扭轉乾坤之力，歸隱又何嘗不是一種解脫呢？

註解：

①江蘇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年3月第11卷第一期

②《清實錄光緒朝實錄》之154卷

③《清實錄光緒朝實錄》之155卷

④《榮祿存札》之144頁

⑤《清實錄光緒朝實錄》之171卷

⑥《清實錄光緒朝實錄》之172卷

⑦《榮祿存札》

⑧《榮祿存札》第1函宙字本，第135頁，周浩札

⑨《清實錄光緒朝實錄》之175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