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進書齋就是學問家，走出書齋就是革命家」
汪書路
大家小傳
呂振羽（1900年-1980年），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早在1930年代，他就撰寫和出版《史前期中國社會研究》《殷周時代的中國社會》《中國政治思想史》等著作，運用馬克思主義觀點和方法研究中國歷史問題，特別是運用階級分析方法考察中國封建時期各思想流派的矛盾關係；1941年出版的《簡明中國通史》，被認為是運用唯物史觀指導編寫中國通史的最早嘗試；此外還撰寫了許多有學術價值的史學理論論文。（張悅）
開欄的話
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近代以來中華民族最偉大的夢想，一代又一代的中華兒女為此付出了艱辛探索，貢獻了寶貴智慧，這其中，無疑包括學術領域的諸多專家學者。從即日起，本刊開闢「大家風範」欄目，旨在挖掘人文社科領域對民族復興作出特殊貢獻的大家治學道路上那些鮮為人知的重要事迹，揭示他們身上足以光照後人的家國情懷。
呂振羽是我國著名的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是馬克思主義歷史科學的開拓者和奠基者之一，是革命時期的知名「紅色教授」，在我國史學界享有盛名。呂振羽的一生，不僅是學術研究的一生，更是革命實踐的一生。他胸懷祖國，放眼世界，運用馬克思主義研究中國問題，廣泛宣傳馬克思主義；積極投身中國革命，為中國人民的革命事業鞠躬盡瘁；新中國成立後在我國高等教育、社會科學研究等領域做出了重要貢獻。
「手持斤斧探墾深，窮荒原林路可尋」
1924年，呂振羽讀大學的時候，曾在湖南法政學校旁聽過李達講授的新社會學課，受到了馬克思主義的啟蒙教育。1930年春，呂振羽辭去了《村治月刊》主編職務，在唯物史觀的啟發下開始研究中國社會歷史問題。
呂振羽轉入到了歷史研究後，做出了一個又一個開拓性貢獻。在研究方法上引入唯物史觀，重視出土文物，結合神話傳說來還原歷史。一系列論文與專著的出版讓呂振羽在史學領域嶄露頭角，獲得學術界的一致認可，那時他才三十齣頭。
開拓中國原始社會史研究。上個世紀30年代，我國還沒有一部史前史，即我國原始社會的歷史。開發這塊處女地，不僅需要強烈的學術敏感性，更需要嚴謹的理論闡述。呂振羽發現這一學術空白後，運用歷史唯物主義，結合古籍中的神話傳說以及出土文物來進行考證研究。《史前期中國社會研究》一書勾勒了中國原始社會史的基本輪廓，填補了學術界的這一空白。
確定中國歷史分期問題。「殷商奴隸論」「西周封建論」等觀點都是呂振羽首次提出來的。在這些問題上，郭沫若與呂振羽的看法有差異，但是呂振羽堅持用科學的史學方法，結合史料考察，進一步證實殷代是奴隸社會、西周是封建社會。這些說法後來也得到了郭沫若的認同，為多數人所認可。如，呂振羽關於殷朝奴隸社會的生產工具是青銅器的論斷得到了很多人的認可。後來，呂振羽又對中國的封建社會做了一個比較詳細的分期，為我國古代封建社會歷史分期問題提供了重要理論依據。
最早考察中國資本主義萌芽問題。早在1933年，呂振羽的著作《中國上古及中世紀經濟史》就考察了中國古代的社會經濟結構，認為在小地主經濟時代，中國的經濟「本質上不啻和歐洲中世的都市行會手工業經濟同樣，而且形成了先資本主義繁盛的都市經濟」。時至清朝前期，「封建經濟已臨沒落，而開始躍入社會自身之突變的過渡期，歷史的新因素已在形成的過程中」。
最早編撰中國通史。《簡明中國通史》上冊於1941年2月完成，同年5月由香港生活書店出版，時間上略早於范文瀾的著作《中國通史簡編》上編。作者在1941年2月28日寫的序言中認為，其寫法與以前的通史著作不同：「第一，把中國史看成同全人類的歷史一樣，作為一個有規律的社會發展的過程來把握；第二，力避原理原則式的敘述和抽象的論斷；第三，儘可能照顧中國各民族的歷史和其相互作用，極力避免大民族主義和地方民族主義的觀點滲入。」
開拓馬克思主義中國民族史研究。在呂振羽的《中國民族簡史》出版以前，社會上出現的中國民族史作品的觀點大多都有問題，要麼從侵略主義的觀點出發，要麼從大民族主義的立場出發。這些作品散發著毒害思想，嚴重誤導了人民大眾的思想肌體。呂振羽的《中國民族簡史》用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方法系統地考察中國民族歷史，內容涉及全國各民族的起源、發展、融合等，成為了運用馬克思主義研究中國民族史的最新成果。
最早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系統考察中國思想史。呂振羽的著作《中國政治思想史》於1934年開始寫作，1936年完稿，1937年由上海黎明書局出版發行。在這之前，中國社會思想史方面的論著也有一些，但是「還沒有一部能比較令人滿意而符合時代需要的產品」。呂振羽的《中國政治思想史》運用階級分析法等馬克思主義的觀點、方法，對中國封建時期社會思想各流派的形成、發展、消亡的過程加以考察，並對各思想流派對立鬥爭的關係做了系統的探究。雖然之前郭沫若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過中國古代思想，但其內容只限於部分中國哲學思想，尚未觸及中國全部的思想發展脈絡。呂振羽是第一個系統考察中國政治思想史的學者。
1937年5月，呂振羽前往陝西途經上海時，收到黎明書店送來的《中國政治思想史》初版樣書，當即寫下了四首詩，其中一首為：「手持斤斧探墾深，窮荒原林路可尋。浩海茫茫猶未竟，初辟羊腸向高岑。」這正是他在學術領域辛勤探索的真實寫照。
「訓練播火班，識字系眾心」
在學術研究方面，呂振羽出版了一系列的重要成果，是一位著名的歷史學家。除此之外，在國難當頭、民族存亡之際，他還積极參与國共第二次合作、抗日救亡工作等，是一位忠貞不渝的革命者。青年時代的呂振羽就積极參加革命運動，力圖改變祖國貧窮落後的局面。後來，他從剛開始的革命民主主義思想，轉變到了馬克思主義信仰，徹底改變了他的人生軌跡。
1937年9月29日，毛澤東撰寫的《國共合作成立後的迫切任務》一文中提到「派遣了自己的代表，多次和國民黨方面進行談判」，這裡的代表之一就有呂振羽。毛澤東在此文中還說「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又對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送了一封信」，這封信就是共產黨代表周小舟由天津送到南京，再由呂振羽轉交給時任國民黨代表曾養甫，由曾養甫上報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的。
1937年，呂振羽接到周小舟的指示——「回湘開荒」。同年9月，他回到長沙，在中共駐湘代表徐特立的領導下，參與組建「湖南文化界抗敵後援會」，後來又參與「中蘇文化協會湖南分會」的領導。湖南文化界開展了形式多樣、內容豐富的抗日宣傳活動，如讀書會、歌詠會、街頭演出、抗戰訓練班等。呂振羽擔任了抗戰訓練班的抗戰情勢講話、中國革命史等課程的教學任務，並出版了《中蘇關係的過去和未來》等論著，積極宣傳抗戰。
宣傳抗日只是發動人民的第一步，更為重要的是在實際工作中落實抗日宣傳、培養戰地幹部。1938年9月15日，呂振羽在家鄉邵陽創辦的塘田戰時講學院正式開學，這所特殊時期成立的學校被人們譽為「南方抗大」，先後有250餘人參加學習。塘田戰時講學院除了開設國文、外語、音樂等常規課程外，還有游擊戰術、抗戰常識、政治經濟學、社會科學大綱等課程。學校師生除了開展正常的教學活動外，還組織戲劇、歌詠等活動深入學校周邊鄉村，宣傳抗日救國，提高民眾文化素質。1939年5月，塘田戰時講學院被國民黨「勒令停辦」，但通過呂振羽的努力，塘田戰時講學院積攢的革命力量沒有受到損失，在黨的領導下分散到各地繼續從事抗戰工作。
1939年5月，呂振羽由塘田戰時講學院轉入到了油塘，開展地下建黨工作，並派共產黨員李志國擔任油塘識字學校的教員，寫下詩曰：「訓練播火班，識字系眾心。」這是呂振羽他們這一代人在那個戰火紛飛年代的生動寫照，呂振羽不畏艱險「系眾心」，行走在硝煙瀰漫的祖國大地，積極組織各種民間抗戰活動，為傳播抗戰火種嘔心瀝血，奮鬥不息。
1939年8月，周恩來指示呂振羽去重慶開展工作，希望他可以利用其在文化界的影響做統戰工作。呂振羽於9月來到重慶，在復旦大學任教。其間，呂振羽與翦伯贊、侯外廬、吳澤、胡風等人結下了深厚的友誼，寫下了一批有影響的論著。1941年9月「皖南事變」後，呂振羽按照周恩來的指示來到了蘇北新四軍，在華中局黨校任教，主講中國革命史、中國社會史、中國哲學史等課程。在黨校工作期間，呂振羽多次來到新四軍三師駐地作報告、講課，與黃克誠、張愛萍等部隊將領結下了深厚的友誼。劉少奇、陳毅等領導也去聽課，親切地稱呂振羽為「老夫子」。
1942年3月，劉少奇從蘇北啟程前往延安主持籌備七大相關工作，呂振羽也得到毛澤東的回延安電召，與劉少奇同行並擔任其政治秘書。在途經山東時，劉少奇聽取羅榮桓、朱瑞、蕭華等同志的工作彙報。呂振羽遵照劉少奇的指示對山東的宣教、統戰等方面的工作進行了調查研究。12月底，劉少奇一行回到延安。
1943年1月2日，毛澤東接見呂振羽，向他詢問了撰寫《中國政治思想史》一書的相關情況。毛澤東對這本著作讚賞有加，指示延安新華書店出版該書。來到延安後，呂振羽擔任劉少奇的學習秘書，兼任中央馬列主義研究院特別研究員。在延安期間，呂振羽除了開展自己的學術研究外，還經常給延安的幹部群眾開展學術演講。
著名教育家匡亞明曾這樣評價呂振羽：「我很崇敬呂振羽同志，他是真正新型的馬克思主義學者。真正的學者走進書齋就是學問家，走出書齋就是革命家，呂振羽同志就是這樣真正的學者，他的治學和革命實踐是緊緊相連的。」呂振羽的身上不僅體現著學術研究的科學性，更是體現著一位無產階級戰士的革命性。他集革命性與科學性於一體，為祖國貢獻出了自己畢生的精力。
（單位：武漢理工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