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宮、入獄、生娃，我在日本那三年

原標題：進宮、入獄、生娃，我在日本那三年

本文來自微信公眾號：大家（ipress），為「大吟釀戰隊」作品，作者：葉鵬飛，新加坡資深媒體人，聯合早報評論員，原標題：《進宮、入獄、生娃——駐日三年雜記 》，頭圖來自：pixabay.com。

「金閣啊！我終於來到你身邊住下來了……你的美，也許再過些時候就會清楚地看見，現在還看不見。但願現實中的金閣比我想像中的金閣會顯出更清晰的美。」（《金閣寺》，三島由紀夫）

對於日本的各種想像，或許就猶如三島由紀夫對金閣寺的憧憬一樣。在外派日本工作三年之前，我有機會參加由日本國際協力機構（JICA）為東南亞青年公務員所主辦的一個月日本體驗之旅，也曾參加過日本外務省為培訓發展中國家外交部官員日語能力的九個月課程，在東京以北的埼玉縣的日本國際中心寄宿上課。儘管如此，現實中的日本比我想像中的日本，仍然存在巨大的回味空間。

資料圖：金閣寺

金閣寺之於三島，應該是「美」的「原型」（archetype）；而日本之於我，或許更多是「善」的原型吧。從追看電視劇《阿信》開始，到羨慕成功面試就讀日文系的大學同學，日本如何快速地從二戰廢墟，一躍成為發達國家，是1980年代和1990年代各國急於破解的謎團。

資料圖：日本電視劇《阿信》DVD封面

雖然因為「廣場協議」而導致日本經濟泡沫破裂，出現了所謂的「失落的十年」，日本社會的井然有序、彬彬有禮，對比小時候從經曆日占時期長輩口中咬牙切齒的日本想像，對我依然具備強大的磁力。

1996年4月，有幸被新加坡外交部外派駐日本大使館服務三年。外派前我與未婚妻結婚，一起去位於東京六本木的新加坡大使館報到。

那是讓人眼界大開的三年，特別是當時很多不經意的見聞，隨著歲月的沉澱，慢慢對我展現出其內在的文化意義。三年間經歷的大小事固然不少，當中值得一書的，應該就是題目所說的「進宮、入獄、生娃」這三件事了。

與明仁天皇面對面

在使館服務了近兩年後，資深的大使任滿回國，接任的新大使到來的第一件公務，便是準備進宮向明仁天皇遞交國書。

儀式安排在1998年4月23日。首先要辦的第一件事，便是向位於皇宮附近的帝國酒店租用儀式所需的燕尾服。（那些還保留民族服裝的國家，則可以穿自身的國服參加典禮。）在正式場合穿戴燕尾服，是日本官方眾多見證明治維新時代努力西化的歷史遺留的一例。日本內閣就職典禮時，首相以及所有男閣員都會身穿燕尾服拍集體照以示隆重。

遞交國書的儀式簡單卻莊嚴隆重，我們一行人（候任大使、公使、一等秘書、身為二等秘書的我以及另一名二等秘書）當天一早便到東京驛（火車站）啟用於1914年的紅磚丸之內建築物的貴賓室等候。這個安排據說有其歷史原因。日本明治維新後積極向西方學習，當時的列強新大使赴任日本時，會先在橫濱港下船，然後乘坐火車直赴東京，再從火車站乘坐宮內廳的專用禮賓馬車入宮遞交國書。

到了約定時間，陪同的宮內廳官員便陪同大使一起步出貴賓室，準備上馬車。猶如童話電影里看到的馬車，由兩匹漂亮高大的黑馬拉動，共兩乘，各坐兩名乘客，還有四名騎馬的警察護衛。我和另一名二秘同事只能失望地坐在尾隨的禮賓汽車。車站外已經擠滿了因為馬車而好奇看熱鬧的日本人和外國遊客，不少人還對著穿著燕尾服的我們拍照，雖然一時有了大明星的虛榮感，卻絲毫不敢嬉皮笑臉，趕緊快步上車，準備進宮。

車水馬龍的東京驛面向皇宮的中央口交通，在那一刻為我們一行實施短暫的管制，馬車沿著行幸通直達和田倉門，再左轉入皇居外苑進宮。

日本皇室所在的皇居，基本上就是東京市中心最大的樹林公園，鬱鬱蔥蔥，幽靜典雅得同外面熱鬧非凡的東京簡直是兩個世界。上網查了資料，皇居總面積為3.41平方公里。在日本泡沫經濟的巔峰時代，據說其地價相當於整個加利福尼亞州房地產價值的總和。（當時在皇居附近的銀座，一家面積才3平方米的角落辦事處就要價60萬美元。在泡沫經濟破裂後，東京房地產價格僅有巔峰時期的1%，從中便不難了解泡沫經濟對日本人心理的衝擊。）

皇居一角

一進入皇居，心情不由得變得越發莊嚴。而今回想，這種帶有敬畏之心的反應，不只是來自皇居建築的氣派，也不僅是即將覲見的明仁天皇擁有身為一國之君的崇高地位（其實他本人相當和藹可親），還包括天皇作為日本民族團結的象徵，以及其所代表的千年的歷史傳承與文化想像。

在皇居下車時，鬢髮灰白、儀錶出眾的宮內廳長官已經在那裡等候，同候任大使寒暄幾句後，陪同我們一行到一所富麗堂皇的偏廳等候。宮內廳的禮賓官向我們簡單講解了遞交國書時的禮儀。我們會輪流進入皇居宮殿「松之間」，進殿後緩步走到另一頭天皇所在處，距離他一米多處站立，鞠躬後面對他後退三步，才轉身走出殿外。

在偏廳等候時，大夥交談時不由自主地都壓低了聲音。有人講了個笑話，試圖讓大家笑著放鬆一下。一位同事去了一趟廁所回來，低聲說一定要去看看，裡面也是金碧輝煌。我聽從建議，立即去參觀了一下，果然讓人大開眼界。洗手回來後大夥還私下開玩笑，說要帶走個印上皇室菊花紋章的香皂或杯墊什麼的回去留念。當然，沒有人真敢那麼放肆。

資料圖：日本皇室菊花紋章

儀式非常簡單，殿門打開後，依稀記得看到天皇站立在正殿中央，左側立著陪同的外務大臣或副大臣，大使由宮內廳官員帶領，到天皇面前雙手遞交了國書，鞠躬行禮，天皇也欠身回禮。禮賓官逐一示意我們入殿，輪到我時，就按照之前的指示做，或許太過緊張了，腦子更多是空白，至今一直沒有完整的記憶，忘了鞠躬前是否直視天皇，只記得一心要把禮儀完成，害怕出錯出洋相。

待行完禮步出松之間大殿，心情在一陣放鬆之際突然百感交集。一方面對於能代表國家參加並親身見證如此莊重的典禮而與有榮焉，另一方面突然想到祖父母若泉下有知，他們的長孫對著發動太平洋戰爭的裕仁天皇的兒子當面鞠躬，不知道會作何感想？雖然家人僥倖在日佔時期都生存了下來，但還是躲不過那三年多的苦難和屈辱。記得小時候曾聽先父說過，當年日軍南侵的消息不斷傳來，年幼的他好奇地問先祖父：「難道日本兵是鐵甲人？為什麼沒有人能阻擋他們？」

當年的鐵甲兵雖然不在了，但是創造鐵甲兵的秘方似乎還很鮮活有力。皇居地價在經濟泡沫後僅剩泡沫巔峰時的1%，整個社會的財富經歷程度如此嚴重、幾近滅頂式的價值摧毀，人民居然沒有暴動，社會如常運作，不可以不說是一大奇蹟。

從天堂到地獄

如果說皇居是日本社會的最崇高的象徵，那監獄無疑就是另一個極端了。1998年12月，隨著聖誕節和新年假期的臨近，大使館的工作節奏也跟著慢了下來。因為負責領事事務的同事回國休假，我暫代了他的任務。不巧日本官方突然通知，一名新加坡囚犯在獄中病逝了。我們趕緊聯絡了他在新加坡的家屬，由於空運大體的費用太高，家屬同意在日本火化，再把骨灰送回國。

這是一起不常見的領事任務，剛身為人父不久的我雖然有些不情願，但職責所在，也只好接下。日方安排在聖誕節當天接待使館人員，主要是確認死者身份、見證火化儀式並安排骨灰的運送。

死者的名字已經不記得了，他似乎是因為走私犯罪而入獄，被囚禁在距離東京以西35公里的府中監獄（府中刑務所）。府中刑務所是日本最大的監獄，也是拘留外國囚犯的地方。12月23日是明仁天皇的生日，在日本是公定假日，但是12月25日卻是工作日；而當天卻是新加坡的公定假日，我們於是得事先安排使館司機加班，載我一個人驅車一個半小時去執行公務。

印象中這名逝世的新加坡囚犯家境並不好，好像也沒有成婚，家人不知道是因為旅費太貴，還是感情不睦，亦或是怪他給家裡蒙羞，並沒有人來日本辦理後事，而是全權委託給大使館代辦。死者大約40來歲，好像是急性肺炎死去的。

東京的冬天雖然沒有後來派駐的北京冷，但是也有零下的時候。監獄裡不知道是否有供暖，會不小心感冒而致命並非不可能。事先查了使館檔案，也詢問了本部領事司的同事，似乎沒有什麼前例可遵循。

為了這個任務，我在衣櫃里選了黑色的領帶打上，穿上深色的西服。一大清早從使館出發時，唯一的念頭，就是要確保這名國人同胞的確是病死，而不是因為其他的原因。一路上一直被這個念頭所困擾，也就沒有心情與司機同事聊天，或看看沿途的景觀了。

好不容易才抵達府中市。環繞府中刑務所的高牆和牆內巨大的建築讓人感覺灰暗。迎接我的是一名會講一點英語、長得有點矮胖的監獄官，他大概介紹了情況，便帶我去見監獄的醫務官。身穿白袍、身形瘦削的醫務官也會說英語，客氣但冷淡地向我簡單解釋了死因，就帶我一同去查看屍體。

資料圖：府中刑務所

屍體擺放在一間冰冷的小房間里，用白布蓋著。醫務官揭開頭部的白布讓我確認死者身份。我只能對照檔案的照片驗明正身，那一刻我不斷提醒自己，要查看死者面部是否有任何異常或傷痕。那短短的幾秒猶如幾小時，在沒有發現任何異樣後，我向醫務官點頭示意。他蓋回白布，再陪同我回到他的辦公室，讓我在文件上簽字，就算辦理了交接手續。

迎接我的監獄官這時告訴我，希望我能等候屍體火化，才一起去處理骨灰。等火化完畢，我們一同去到一處臨時安排的靈堂，由於沒有家屬，按照日本習俗，監獄方把我當做家屬代表。

陪同我的監獄官這時遞了一雙長筷子給我，然後就連同負責火化的白衣工作人員，一起把焚化後的白骨，用筷子撿起來放入骨灰瓮中。日本人至今在進餐時還保留了唐代的分食習慣，一人一分，而不是宋代以後中國人的共食。據日本友人說，因為就是這個一家人一起用筷子把骨灰放入骨灰瓮的習俗，讓日本人覺得在餐桌上從同一個大碗取食物共食不吉利。

撿完骨灰封瓮後，監獄官和工作人員對著骨灰瓮雙手合十，並點香祭拜。我也入鄉隨俗，拿著香開始默念了一遍《心經》，深深地對骨灰瓮三鞠躬，才轉身向監獄官和工作人員鞠躬道謝。他們趕緊一一彎腰鞠躬回禮。這時儀式總算完成。

監獄官這時的態度不再如初見面時那麼拘謹，陪我到他的辦公室，向我解釋骨灰瓮將如何運回新加坡。我向他道謝後，也就同時告別。他陪同我去到監獄外的停車場，目送我上車，鞠躬道別。

上車後整個人有一種說不出的虛脫感，看著手錶，雖然已經過了午餐時間，卻一點胃口也沒有。日本籍司機同仁有一句沒一句地同我聊天，我則心不在焉地虛應故事。心裡一直隱然不安，但卻說不出所以然。可是在內心的極深處，一把聲音則向我耳語：為什麼沒有要求醫務官掀開遮蓋屍體的整塊白布？

外國囚犯在府中刑務所都是單獨監禁的，不若日本囚犯是數人一間。日本是個先進有禮的文明社會，雖然也有所謂的學校和職場的欺凌現象，但應該不會發生在當時已經在日本享有聲譽的新加坡人身上吧？

日本監獄儘管嚴厲，畢竟不是第三世界國家那樣無法無天；死者為大，要求看全屍似乎有大不敬……我不斷試圖開解自己，然而卻躲不過耳語所隱藏的責問：萬一在屍體臉部以下發現有淤青，又將如何？這恐怕才是為什麼沒有要求醫務官掀開遮蓋屍體的整塊白布的真正原因吧？

這個問題困擾我至今，偶爾夜深人靜，不由自主會回想1998年聖誕節的那一天，自己是否有辱使命？那個記不起名字的同胞，到底有沒有冤死在異鄉的監獄裡？我當然希望沒有，可是也不敢百分之百的確定。哪怕概率非常渺小，我那一刻畢竟沒有完全排除任何的疑點。這個永遠的愧疚，只能在平日誦《心經》時，迴向給這個客死異鄉而被我遺忘了名字的同胞。

新生命的喜悅

日語中有「我慢」一詞，是借用佛教的詞語，原意是形容自高自大、虛榮心等，在日文中則有「忍耐、忍受、剋制」等意思。日本文化與中國傳統在「吃苦」這一點並無二致，都相信是一種能升華人格的美德。「我慢する」就是這種精神的體現。這一點，因為大女兒在日本出生的經歷而深有體會。

由於地理上比從新加坡出發更靠近，我們在派駐日本後的隔一年年底，就飛去夏威夷二度蜜月。度假期間，妻子感覺不舒服，回到東京後去診所檢查，意外得到好消息，我們就要升級為人父母了。為內子檢查的醫生是一位英語流利、色溫貌恭、兩鬢灰白的謙謙君子，年齡莫約60出頭。很幸運地，他也是位於品川區的昭和大學病院的婦產科主任。

資料圖：昭和大學病院

1928年建校的昭和大學是日本最大的私立醫科大學，校訓「至誠一貫」，取自《孟子》的「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10多年後，我們帶著已經就讀中學的老大到東京旅遊時，還特地去了一趟昭和大學病院。雖然沒能碰到這位醫術精良的老醫師，但從櫃檯處得知，他還在繼續懸壺濟世，心裡都感到很欣慰。

由於是第一胎，我們特別緊張，除了定期到醫院檢查，也從東京外國人社交圈子裡找到一個陪產課程。講師是一位英國籍的女護士，專門講解懷孕時該注意的事項，比如個人衛生、飲食起居等。由於護士看起來年輕窈窕，手指上也沒有婚戒，我很不政治正確地用半開玩笑的方式問她是否有過生產經驗，她從實招來，承認自己是紙上談兵；從所有上課的年輕夫婦臉上，我感覺到大家都讚許我大膽有此一問。

雖然紙上談兵，課程卻也並非完全沒用，我印象最深的內容，是她教導丈夫在產房時，如何提醒孕婦通過呼吸法來減緩痛楚。需要用到這一招，因為日本婦產科鼓勵自然生產，而且儘可能不給生產時的孕婦打止痛針。自然生產是一件消耗孕婦體力的事情，所以如何在陣痛不斷加劇時轉移注意力，保持臨盆劇痛時孕婦還要用力「推」的氣力。

簡單說，分娩呼吸法基本上分三種，在劇痛時用蝴蝶法，從嘴巴快速淺呼吸，目的在分散注意力並保持體力；在微痛時用一般呼吸法，用鼻子吸氣嘴巴呼氣，放鬆全身肌肉；在不痛時則用悠長呼吸法，用鼻子深呼吸。用對呼吸法，能避免在錯誤的時刻不自覺地過早「推」。同時，由於孕婦在陣痛時可能情緒緊張，陪產的丈夫適時提醒該用哪一種呼吸法，能起到很好的效果。

自然分娩、拒用止痛針這些看似「落後」的做法，背後都有大量實證為基礎的醫學道理，主要是減少人為干擾的自然生產，對孕婦和嬰兒的長遠健康都大有裨益。很多時候，千錘百鍊的傳統智慧，內含了科學在個別階段還沒法解釋的道理，隨著科學知識越來越豐富，很多從前說不清楚的道理，也就讓人恍然大悟了。

由於我們是「外人」（非日本人），所以醫生破例讓我到產房陪產。自然生產的美妙，一定程度上體現了生命的本質——生命的誕生和存在，必須經過掙扎和奮鬥的痛苦，才能從中展現其可貴的意義。我無法感受太太所經歷的痛苦，但是親身目睹了新生命到來的一番搏鬥。「我慢する」的精神，比起西方當代自由主義追求快樂生命的人生主張，恐怕要更貼近人存在的真諦。女兒呱呱墜地那一刻的心情，只能用「非筆墨所能形容」來帶過。

太太事後說，呼吸法的確有用，加上那時我們都還沒有過30歲，孕婦體質狀態良好，整個過程相對順利。昭和大學病院的悠久歷史、先進的醫療科技、醫護人員的專業水準和態度，當然也讓我們倍感放心。

分娩後，產婦規定要在醫院住上六天。這段期間醫院會教導新母親各種育嬰常識，如何哺乳、給嬰兒洗澡等等。但是，日本人對於坐月子幾乎一竅不通。還好家母當時還算健壯，就特地飛來東京與我們一起住，順便照顧妻子坐月子所需的一切。

日本的國籍法，反映其島國排外的心態，對外國人歸化有諸多嚴格的限制。身為代表新加坡的外交人員，我們當然絲毫不考慮這一點。只是女兒領取的是昭和大學醫院具名的出生證明，她回國後還需要經過一些法律程序，才能取得公民身份（如果她是男性，只要在18歲時當兵服役就解決問題了）。無論如何，這個難得的經歷，也讓我們見識了日本醫療體系的高效率和水準。放眼世界，能夠享受到這種讓人安心的醫療服務的國家，其實也沒有幾個。

小結

在日本的三年，是讓我們珍惜且難忘的三年。在新加坡外交部的同仁當中，就我所知，在外派時能同時經歷進宮遞交國書、入獄收屍和到醫院陪產的，恐怕絕無僅有。

日本的善，或許就在於經歷了戰敗之痛後，迅速從廢墟里發展茁壯，並且能夠為一般的子民提供安居樂業且有尊嚴的生活環境。

其中原因，可能還在於其皇室在投降後得以保留，減少了對民族集體心理的衝擊破壞，讓歷史傳統不至於被攔腰切斷。當然，其排外的島民心理，對於外人還是一種不易適應和克服的障礙。

然而，觀諸當前因為全球化導致的移民湧入，在歐美所點燃的民粹主義情緒，又何嘗不是排外的呢？國家首先應該對自己的國民負責，做到基本的內外有別，在當前紛亂的意識形態混沌里，恐怕又是一個容易被忽略的常識吧。

然而，日本人的內外有別，呈現在民族主義對於歷史的態度，依然困擾著包括日本人自己的很多旁觀者，也讓日本所代表的善不那麼純粹。一方面，日本戰後的表現，無論是促進國內人民的幸福生活，或作為負責任的國際社會的一員，都是對投降前的軍國主義罪行的某種救贖。但另一方面，日本政府始終拒絕誠心地謝罪，學習德國人那樣徹底反省，妨礙它真正走出歷史的心理陰霾。但如此重大的課題，並不是本文所要探討的。

隨著女兒的成長，我們不時都會到日本旅行，一來安全、二來親切，每每盡興而歸。環顧當前亂世，我想，從一個個人的身份思考，如果能生活在日本，應該還是幸運且幸福的。

本文來自微信公眾號：大家（ipress），為「大吟釀戰隊」作品，作者：葉鵬飛，新加坡資深媒體人，聯合早報評論員。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