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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萬曆年間首輔張居正是哪裡人,他做了哪些有利國家的事

所謂時勢造英雄——張居正的成就是他所身處的時代造就的,與此同時他也在一定程度上力挽狂瀾從而深刻改變了自己所深處的時勢,因而被譽為救時宰相。那麼張居正身處的究竟是怎樣一個時代呢?

自明太祖朱元璋開國以來歷經永樂盛世和仁宣之治大明王朝的聲威一度遠播東非,印度洋幾乎成為了大明戰艦和商船可以自由通航的內海。然而到了明英宗時期以土木堡之變為轉折大明國運由盛轉衰:在這場變故中明英宗被蒙古瓦剌部首領也先俘虜,也先還進一步南下攻打北京,幸虧明朝另一位救時宰相於謙(不是說相聲那位)挺身而出力挽狂瀾才贏得了北京保衛戰的勝利。儘管大明戰勝了瓦剌,但再也無法恢復永樂、仁宣時期的輝煌了:瓦剌、韃靼、女真、倭寇、緬甸先後侵犯大明邊疆,與此同時在歐亞大陸的另一端葡萄牙、西班牙、荷蘭等早期殖民主義國家已紛紛不遠萬里來到亞洲——這是大明王朝所面對的外患;與此同時內憂也異常嚴重:朝廷黨爭、宦官弄權、財政紊亂、軍備廢弛......

嘉靖四年(1525年)荊州府江陵縣(今荊州市)的一位秀才家裡誕生了一名男嬰。據說這名男嬰誕生前其曾祖父做了這樣一個夢:月亮落在水瓮里,然後一隻白龜從水中浮起來,於是其曾祖父信口給他取了個乳名「白圭」,希望他來日能夠光宗耀祖。

科舉考試時湖北巡撫顧璘想要讓張居正落榜,讓這名年輕人不要驕傲,這本身就違背了考試的公平、公正的原則。就算張居正的人生一直順風順水,那麼挫折教育本身就失去了意義——正因為人生難以一直順風順水,所以才要通過挫折教育以提升抗壓能力,如果明明能較為順利地完成一件事,傻子才會去多找麻煩不是嗎?無論如何顧璘的想法就有這麼奇葩,結果他愣是把張居正的前程多耽誤了三年。三年後張居正又一次參加鄉試,考中了舉人。恰巧在考試後張居正與顧璘再度相見,顧璘把自己身上佩戴的犀帶(象徵權貴身份的高級腰帶)贈送給張居正並對張居正說:「古人都說大器晚成,這是為中材的說法罷了。當然你不是一個中材,我竟耽誤了你三年,這是我的錯誤了。

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此時只有二十三歲的張居正中二甲第九名進士,授庶吉士,這時誰也不會想到困擾大明王朝的兩大外患會在他手中一度沉寂下去。事實上連張居正自己可能也沒料到這點,因為初出茅廬的他和其他所有大明官員一樣先必須想方設法在爾虞我詐的官場鬥爭傾軋中站穩腳跟。

張居正通過幾年的冷眼觀察對朝廷的政治腐敗和邊防廢弛有了直觀的認識。為此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張居正以《論時政疏》首陳「血氣壅閼」之一病,繼指「臃腫痿痹」之五病,系統闡述了他改革政治的主張。而這些沒有引起明世宗和嚴嵩的重視。此後在嘉靖朝除例行章奏以外,張居正沒再上過一次奏疏。

隆慶元年(1567年)張居正以裕王舊臣的身份,擢為吏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進入內閣,參與朝政。同年四月又改任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他終於在暗暗的較量中「直上盡頭竿」了。自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嚴嵩倒台後徐階繼任首輔。他和張居正共同起草世宗遺詔,糾正了世宗時期的修齋建醮、大興土木的弊端,為因冤案獲罪的勤勉朝臣恢復宮職,受到了朝野上下的普遍認同。

隆慶四年(1570年)蒙古韃靼部首領俺答汗進攻大同,計劃稱帝。居正聞悉俺答的孫子把漢那吉攜妻比吉和乳母的丈夫阿力哥共十幾人情求內附,大同巡撫方逢時和宣大總督王崇古決策受降。鑒於此事非同小可,張居正寫信要崇古立刻把詳情「密示」於他。原來俺答的第三個兒子死時遺一小孩即把漢那吉,把漢那吉長大娶妻比吉,後愛上姑母之女三娘子並再娶。然而身為外祖父的俺答也愛上了三娘子意據為己有。於是祖孫之間為一個小女子心中結怨,演出失戀青年離家投漢的一幕。

這件事可能是詐降,張居正接到報告再次寫信給王崇古,張居正安排妥當,俺答計謀不成。表示以後不再侵犯大同,並決定請求封貢、互市,和明友好相處。隆慶五年(1571年)明穆宗在居正等人的力勸下詔封俺答為順義王,並在沿邊三鎮開設馬市,與韃靼進行貿易。由此北部邊疆安定下來。

而被倭寇肆虐的東南海疆此時也已安定下來——事實上所謂的倭寇之中不乏東南沿海因海禁政策斷了生計的百姓被迫聚嘯海上以倭寇之名大肆劫掠,與此同時中日之間的勘合貿易早已斷絕,加之此時日本國內的戰亂導致大量戰敗的武士浪人和中國東南沿海的海商集團合流對抗明朝的海禁政策。

隆慶元年(1567年)民間私人的海外貿易獲得了合法的地位,東南沿海各地的民間海外貿易進入了一個新時期。明朝出現一個比較全面的開放局面。

不久後又開放福建漳州府月港(今福建海澄)並以月港為治所設立海澄縣,設立督餉館,督餉館對私人海外貿易管理的內容主要有:出海貿易的船隻不得攜帶違禁物品;船主要向督餉館領取船引並交納引稅。此外,對日本的貿易仍在禁止之內,所有出海船隻均不得前往日本。若私自前往,則處以「通倭」之罪。

隨著隆慶年間東南和北部邊疆的安定,張居正有了更多的精力開始思考明朝的內政改革。隆慶六年(1572年)明穆宗崩,張居正擔任了首輔,八月,他從省議論、振紀綱、重沼令、核名實、固邦本、飭武備等六個方面提出改革政治的方案,其核心就是整飭吏治,富國強兵。他批評空作王霸之辯的人「不知王霸之辯、義利之間在心不在跡」,而誤認為「仁義之為王,富強之為霸」 。

事實上明初曾一度實行過《考成法》,張居正如今是要舊瓶裝新酒。要知道他如何舊瓶裝新酒,我們不妨先看看明初的《考成法》究竟是咋樣的——其實說起來也簡單:建賬——主要是各衙門將自己承擔的任務登記造冊,明確工作目標和完成時限,建立工作賬簿。

對張居正變法一直以來史學界都存在爭議:有的觀點認為張居正所謂的「新政」其實算不得變法改革——這種觀點認為:張居正僅僅著眼于澄清吏治,而未能從制度上有所更新,從某種程度上而言:張居正的權力比之前的丞相還大,畢竟此時萬曆皇帝年幼,他成為了無攝政之名的實際上的攝政大臣。

萬曆六年(1578年)張居正以福建為試點清丈田地,結果「閩人以為便」。於是在萬曆八年(1580年)張居正上疏並獲准在全國陸續展開清丈土地,並在此基礎上重繪魚鱗圖冊。全國大部分地區根據戶部頒布的《清丈條例》對田地進行了認真的清丈,但也有一些地方官吏縮短弓步,溢額求功。如浙江海鹽「水涯草塹,盡出虛弓,古冢荒塍,悉從實稅。至於田連阡陌者,力足行賄,智足營奸,移東就西,假此托彼。甚則有未嘗加弓之田,而圖扇人役積尺積寸,皆營私窖。遂使數畝之家,出愈增而田愈窄焉。」然而由於大部分州縣清丈徹底,革豪右隱佔,額田大有增加。

但從理財的角度看,清丈田畝對於朝廷比較全面準確地掌握全國的額田,增加財政收入起了積極作用,更為重要的是它還為不久推行「一條鞭法」的賦稅改革創造了條件。

一條鞭法最早於嘉靖十年(1531年)二月由南贛都御史陶諧在江西實行,取得了成績。當時御史姚仁中曾上疏說:「頃行一條鞭法。通將一省丁糧,均派一省徭役。則徭役公平,而無不均之嘆矣。」此後姚宗沐在江西,潘季馴在廣東,龐尚鵬在浙江,海瑞在應天,王圻在山東曹縣也都實行過一條鞭法。海瑞在應天府的江寧、上元兩縣「行一條鞭法,從此役無偏累,人始知有種田之利,而城中富室始肯買田,鄉間貧民始不肯輕棄其田矣」,做到了「田不荒蕪,人不逃竄,錢糧不拖欠」。

張居正的理財政策除了為朝廷公室謀利,也十分重視人民的實際生活。他通過多種渠道設法減輕人民的賦役負擔,甚至直接提出減免人民的稅負。

這些做法順應了歷史的發展潮流,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百姓的負擔,緩和了一觸即發的階級矛盾,對歷史的發展起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遺憾的是這位在治國理政上有大才的救時宰相在個人私德上存在嚴重的瑕疵——他要求萬曆皇帝兢兢業業勤勤懇懇於政事,而他自己的生活卻極為奢侈放浪,又時時刻刻以攝政自居,完全忽視了小皇帝的心理感受,所以他一死他的家人和他的改革班底迅速就被壓抑已久的小皇帝清洗。萬曆皇帝終究不是秦惠文王——後者雖殺商鞅卻不廢商君之法,萬曆清洗張居正之後迅速將張居正改革取得的那點成效都給敗光了,明王朝向著崩潰的深淵一發不可收拾地狂奔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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