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對北大也有失望：「我自己有子弟，都叫他們上南開」！

原標題：胡適對北大也有失望：「我自己有子弟，都叫他們上南開」！

（▲20世紀30年代，南開大學生物實驗室。圖片來源：今晚報）

摘要：時任國民政府教育部長朱家驊的兒子在重慶南開中學念書，因多門功課不及格被退學。雖有不少人來說情，張伯苓和重慶南開校長喻傳鑒堅決頂住。

1948年，中央研究院選出首屆院士81人，其中9人出身南開（高巍翔《張伯苓的德育觀與國民性改造》）。據中國科學院院士、南開大學教授申泮文統計，南開大學和南開中學畢業生中，不僅有共和國總理等國家領導人，還有名作家、名醫生、名大學校長，僅中國科學院、中國工程院院士就超過百人。

張伯苓不盲目攀比，不貪大求全，量力招生，不濫招、不斂財，公開提出辦學「三不」主張，客觀詮釋他的人格和南開的「校格」：一曰不偏──堅持正確的辦學方向；二曰不私──清廉為本，以誠立世，不以學校為致富的門徑，不以辦學為進身之階；三曰不假──不自吹自擂，不虛假招搖，真誠辦學，不欺學生，不欺社會。（張寶敏《近代教育家的光輝典範──張伯苓》）

張伯苓有個口頭禪：「干、干、干」！頗能體現他的風格，而且是「苦幹、硬幹、拚命干，帶幾分『傻氣』地干」（龔克《在紀念張伯苓先生誕辰140周年座談會上的講話》）。他有強烈的愛國情懷和使命感、責任感，迎難而上，歷經坎坷，毫不氣餒，終於干出一片新天地，干出一個「南開系」，干出桃李滿天下。

1934年，他在南開秋季始業式上演說，「國難日深。所可幸者，國人已知回頭，向我們這邊來了。都要苦幹，窮干，硬幹。」他常訓導學生要「干、干、干」，提出「凡事必須親自動手實幹，才能懂，才能會，才能精」。

他以自己經歷解釋：「我是一個學海軍的，對於教育本是外行，因為有志於教育，所以才研究教育、辦教育，干中再學，學了再干，盡畢生精力，干！干！干！今天已由一個外行變成為一個內行了。」（張錫祚《先父張伯苓先生傳略》，第32頁）

1939年1月10日，周恩來應邀出席南開校友總會在重慶舉行的聚餐會，發表即席講話：「南開傳統的精神為抗日與民主，為苦幹、實幹與窮干……望各校友發揚此種可貴的南開精神，為抗戰建國而努力。」

南開注重公平，入學極嚴，來念書必須憑真本事考進來。因募捐辦學經費的需要，憑關係入學的也有，視條件作為「旁聽生」試讀，學宿費加倍。試讀一年，考試及格後可轉為正式生；不及格的重新交費續讀，甚至有直接淘汰。

時任國民政府教育部長朱家驊的兒子在重慶南開中學念書，就因多門功課不及格，按校規令其退學。雖有不少人來說情，張伯苓和重慶南開校長喻傳鑒堅決頂住。（汪乾祥輯錄《南開柱石，「公能」楷模──傑出的愛國教育家喻傳鑒先生事迹剪輯》）

南開中學的生源幾乎來自中產之家，官二代、富二代很多，但絕少紈絝。「衣著言行一如常人，毫無驕氣，內中頗不乏學術、事業、科學方面的成名者」，「固與家教有關，主要還應歸功於南開優良的學風和傳統。」（何炳棣《讀史閱世六十年》，第47頁）

所有的「貴族子弟」在校園中，沒有任何特殊待遇。在張伯苓眼裡，都是他的學生，沒有貴族與平民之分，他甚至不承認南開是一所貴族學校：「吾嘗聞人謂本校為貴胄學校，此語誠非過當。」

南開校友茅於軾在自傳《無悔的歷程》中回憶：「政府大官的子女在學校裡面也是完全平等的，都要憑本事考進去的。……一些大官的子女當時我們也並不知道，到了畢業以後才慢慢聽別人說起。學校從不趨炎附勢，學校里絕對沒有任何特權的氣氛。」

南開日常考試嚴格，沒有任何通融。1920至1930年代，「每年都有相當數量的學生補考或受到處分。如1923年第2學期，學生各門考試完全及格者，只佔全校學生總數的42％；1930年第2學期，學生各門考試完全及格者，只佔全校學生總數的50％。」（宋秋蓉《私立時期南開大學校長張伯苓公共精神的研究》）

張伯苓的辦學理念和管理風格，很快獲得社會的廣泛認同，贏得「得入南開，便可放心」（張伯苓《四十年南開學校之回顧》）的口碑。很多名人看重、看好南開學校，「黎元洪、段祺瑞、梁啟超、熊希齡、馮玉祥、沈鈞儒、葉聖陶、陶行知、鄒韜奮、張學良、翁文灝、朱家驊、冰心等，都先後把自己的子弟送到南開讀書。」（梁吉生、張蘭普《張伯苓畫傳》，第36頁）。

胡適也認同南開的教育質量，對「五四」後的北大有所失望。據他1922年10月19日的日記，當天上午，黃炎培來到胡適在濟南的寓所，談及北大「講義費風潮」時失望地說：「我們信仰一個學校的表示，是要看我們肯把自己的子弟送進去。現在我有子弟，決不向北大送。」胡適答：「老實說，我自己有子弟，也不往北大送，都叫他們上南開去了。」（《胡適全集》，第29卷第799頁）

學生家長梁啟超曾稱讚南開中學，「校風之佳，不僅國內周知。即外人來參觀者，亦莫不稱許。」（南開中學官網《天津市南開中學簡介》）據羅隆基回憶，他在清華學校讀書時，一位美國女教員請學生喝茶，突然用英文正顏厲色地說：「孩子們，你們將來都得學南開學校的張伯苓。假使中國多有幾個張伯苓，中國一定會強的。」（徐百柯《張伯苓：巍巍乎南開大校長》）

民國初年，曾任哈佛大學校長40年（1869-1909）之久的伊利奧博士參觀南開中學時，就高度讚揚張伯苓的辦學精神及已有成果。「見中學有如此設施，深為讚許」（張伯苓《四十年南開學校之回顧》），「以致南開的聲名不久即遠播大洋彼岸，引起美國教育界、教會以及洛氏基金團等的注意。」（何炳棣《讀史閱世六十年》，第39-40頁）。

抗戰前，蘇聯駐華大使加拉罕和東北官員莫德惠閑談孩子教育，加拉罕說：「聽說在你們中國的天津，有一個南開學校，辦的很好，你為什麼不送你的孩子們到那裡去上學呀？」張伯苓對三子錫祚提及此事時，臉帶微笑說：「你看！不管我的奮鬥是多麼艱難，但是到處都有著我的知音人啊！」（張錫祚《先父張伯苓先生傳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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