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境內的民族主義是針對大俄羅斯民族主義的一種防衛形式

本文摘自：《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2003年05期，作者：彭萍萍（中央編譯局世界所），原題：《民族主義與蘇聯解體》

蘇聯解體是20世紀的一個重大事件。作為世界社會主義的一支重要力量，蘇聯的解體不能不引起我們的深思。十多年來學者們從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側面分析了其中的原因，並得出了一些有益的結論，從而使我們對這一問題的認識更為深刻。

應該說，蘇聯解體的原因諸多。我認為民族主義的影響及其所引發的民族問題是其中不可忽視的一個重要因素。

一、俄羅斯民族主義的發展

何謂民族主義並沒有統一的定義，學者們分別從不同的角度發表了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看法。但不管把它看作是一種思潮，還是一種運動，或其他特定的內涵，我們都不能否認其在國際政治中所發揮的重要作用。正如有學者指出的：「20世紀的歷史實際上就是民族主義通過作用於各種超民族的意識形態對世界格局進行重構的歷史。」（註：資中筠《國際政治理論探索在中國》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21頁。）同樣，民族主義的這種強大影響力也作用於前蘇聯的解體中。

出生於蘇聯喬治亞、後來移居法國的「斯大林問題專家」埃萊娜·卡雷爾·唐科斯就認為民族矛盾將最終拖垮蘇聯。在其所著的《分崩離析的帝國——蘇聯國內的民族反抗》一書中，堅持認為，在蘇聯面臨的所有問題中，最急需解決而又最難解決的是民族問題，正是蘇聯的民族矛盾得不到妥善解決使蘇聯分崩離析。國內也有學者指出：蘇聯群雄爭立、各自為政的原因首先在於國內民族問題危機。（註：東方謀略文化研究發展中心編著《從聯盟到獨聯——一個帝國的衰亡》西北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217頁。）

一般而言，民族主義產生於資產階級革命以後的西歐，但任何一個民族的思想深處都存在著民族主義情緒。而民族主義又有各種各樣的表現形態，對此學者們也有許多不同的看法。（註：彭萍萍《民族主義研究綜述》，載於《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2003年第1期。）

談蘇聯時期的民族主義脫離不了俄羅斯歷史上民族主義的發展。別爾嘉耶夫曾闡述俄羅斯民族主義思想有兩個主要部分：一是俄羅斯民族特有的使命感，即彌賽亞意識，一是他們對斯拉夫特性的界定。俄羅斯民族主義認為俄羅斯民族生來就擔負著彌賽亞使命，對世界負有特殊的責任。這一方面與它的斯拉夫特性有關，同時與俄羅斯民族整合的特殊道路，也就是俄羅斯帝國的發展道路密不可分。在沙皇帝國擴張的過程中，俄羅斯民族主義不斷發展，並在19世紀在面臨西方思潮的衝擊下，建立了完整的理論體系，也就是人們常說的斯拉夫思想的形成標誌著俄羅斯民族主義在理論上的完成。這一思想在抵制西化思潮的侵蝕，樹立俄羅斯民族自信心方面具有積極意義。但後來隨著沙皇統治的加強，統治階級改造斯拉夫思想，使之變為「御用」的理論，從而成為他們對內殘酷統治、對外大肆擴張的輿論工具。這樣，在大貴族和大地主們的炮製下，俄羅斯民族主義逐漸發展為大俄羅斯主義，鼓吹優越的俄羅斯文化，鄙視或忽視其他民族的文化。這在以後的歷史中被繼承下來，並繼續發揮著重大而絕非積極的影響。蘇聯的解體也是因受到這方面遺毒的毒害。

作為有著120多個民族的前蘇聯來講，民族主義在那裡的表現是多種多樣的，影響也是廣泛存在的。

有人分析，前蘇聯國內的民族矛盾大致有三種類型：一是俄羅斯民族同少數民族之間的矛盾，俄羅斯人經常被少數民族指責為有殖民傾向，搞大俄羅斯主義或民族沙文主義。而俄羅斯人則認為，多年來是他們承擔著對其他民族的義務，而最後卻是自己吃力不討好，反而被人抱怨，由此產生了一種想分家單幹的思想。第二是各加盟共和國之間和加盟共和國內部各少數民族之間的矛盾。第三類矛盾是一些加盟共和國的獨立傾向嚴重。由於民族訴求的不同，我們可以將它們分為兩大類型：一是大俄羅斯主義，二是各地方民族分離主義。分析這些民族分離主義的狀況，可以幫助我們理解民族主義對蘇聯解體的影響。

二、蘇聯民族主義產生的原因

前蘇聯之所以存在民族分離主義並能產生如此巨大的作用，原因如下：

首先，從橫向的角度看，民族分離主義是作為大俄羅斯民族主義的對立物而存在的。大俄羅斯主義來源於俄羅斯民族主義，其內容是宣揚俄羅斯民族的優越性以及上天賦予的神聖使命，從而使其他民族臣服於俄羅斯，並心甘情願地接受俄羅斯的統治與剝削。這樣，大俄羅斯主義逐漸發展為為沙皇專制制度壓迫和奴役其他民族，推行俄羅斯化政策服務的工具，是一種特別危險的民族沙文主義。與之相反，各地的其他民族主義的產生與發展則是針對大俄羅斯主義的，是其他民族在長期的歷史發展中遭受沉重壓迫，從而對大俄羅斯民族產生不信任和猜疑，並要求民族分離和民族獨立自主而表現出來的一種民族主義情緒。從這一角度來看，各地的民族主義是針對大俄羅斯民族主義的一種防衛形式。也就是說，正是因為大俄羅斯民族對其他民族的長期壓迫，使它們產生了強烈的獨立自主的願望。

其次，從歷史上看，民族積怨已深。蘇聯的前身是沙俄帝國。早先的沙俄帝國是由最初的莫斯科公國向外不斷擴張而逐漸形成的。在這個過程中，它先後征服了100多個民族，建立了一個橫跨歐亞兩大洲的龐大帝國。沙皇政府對廣大非俄羅斯人民用各種手段進行壓迫、剝削，或製造民族糾紛，從中漁利，或直接掠奪，高壓控制，實行殘酷的民族壓迫。所以在列寧眼裡，沙皇帝國就成了「各民族人民的監獄」。這樣勢必會留下許多歷史問題。

而蘇聯建立後不僅繼承了這份歷史遺產，而且面臨同樣的情況。作為一個多民族的聯邦制國家，蘇聯境內大小民族多達120多個，共分屬於15個加盟共和國，加盟共和國是以諸民族中較大的民族為主體，其他較小民族參加組成的。一些較小民族按其地域大小、人口多少在加盟共和國內分別組成「自治共和國」、「民族自治州」等。在組成加盟共和國的較大民族中，俄羅斯人最多，約1.5億人，烏克蘭人次之，約0.5億，加上同屬斯拉夫族，血緣、語言、宗教相近的白俄羅斯人0.1億，共佔蘇聯人口的70%。組成中亞五國的主要民族是哈薩克、烏茲別克、吉爾吉斯、土庫曼和塔吉克族，約佔蘇聯人口的20%。組成南高加索三國的分別是亞塞拜然、喬治亞和亞美尼亞族，約佔蘇聯人口的3%。組成波羅的海沿岸三國的分別是立陶宛、愛沙尼亞、拉托維亞族，約佔蘇聯人口的7%。這些民族的語言、風俗、文化傳統和宗教信仰等都迥然不同，各有各的發展過程和歷史淵源，造成了千差萬別的特點。如此眾多的民族和如此複雜的歷史背景決定了蘇聯解決民族問題的艱巨性。一方面它們之間的一些歷史積怨長期沒有得到根本解決，另一方面雖然十月革命後列寧推行各民族平等自主的政策，建立了統一的蘇維埃聯盟，此後的蘇聯領導人也採取措施緩和民族矛盾，但也出現了多次重大失誤，結果在舊的矛盾基礎上又增加了新怨，問題更加積重難返。加上民族自治地區自身社會、經濟發展的不平衡狀況一直沒有得到根本解決，一些相對落後的民族自身利益往往受到侵犯。只不過，在戈爾巴喬夫之前的幾十年里，人們或有意迴避或不敢提起這些敏感問題，而戈爾巴喬夫的「公開性」思想解除了人們這方面的禁忌，同時承認各民族、各自治州、共和國有自己的特殊利益，誘使那些多年被掩蓋的問題在一定條件下突然爆發，其影響是人們始料未及的。

另外，關注一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成立時加盟國加入的情況也有助於我們加深對問題的認識。1922年蘇聯剛剛成立時，參加聯盟的只有俄羅斯、烏克蘭、白俄羅斯和南高加索聯邦四個加盟共和國。其餘都是後來加入的。其中中亞五國是20年代中期成立並加入的，波羅的海三國是1940年併入的。這其中有一些曲折的經歷，後來一直成為民族問題的焦點地區。

——南高加索三國於1922年底作為外高加索聯邦成員國加入蘇聯，是蘇聯最早的聯盟共和國。但根據斯大林的「自治化」方案，外高加索只能作為聯邦整體加入，三國則以「自治共和國」而不是「加盟共和國」身份加入蘇聯。這樣，三國實際上被降了一級，不能與俄羅斯聯邦等處於同等地位。三國一致反對這一做法，提出民族平等和自主的要求，從而爆發了歷史上有名的喬治亞事件。當時列寧非常同情和支持它們，嚴厲批評了斯大林在民族問題上的簡單粗暴方法。但由於他生病，斯大林掌握了實際大權，置列寧的批評於不顧，堅持原來的做法。在1923年的俄共十二大上，主張平等入盟的喬治亞黨的領導人被打成了民族主義集團，遭到批判和撤職，其中的大多數人在30年代的肅反運動中又被槍決，這在喬治亞民族的心靈上留下了難以癒合的傷口。

——首先要求獨立並率先脫離蘇聯的波羅的海沿岸三國是根據《蘇德互不侵犯條約》所附秘密協定劃入蘇聯勢力範圍而被強行兼并的。1938年10月，根據秘密協定，蘇聯與三國簽定了三國同意給蘇聯提供軍事基地並允許蘇聯駐軍等內容的互助條約。但到1940年6月，蘇聯突然通牒三國要求其改革政府並保證在其領土上部署蘇聯軍隊，並隨即佔領了三國全境。7-8月，蘇聯完成了三國的全部人盟工作。在這期間，三國有幾十萬民族主義者因反對併入蘇聯而遭槍決、逮捕或流放。蘇德秘密協定及斯大林採用最後通牒、武力鎮壓等粗暴踐踏第三國權利的民族利己主義做法為後來蘇聯解體埋下了極大的隱患。

以上僅僅是其中的兩例，而在蘇聯成立過程中這樣的事情還有很多，所以我們可以想像歷史問題對蘇聯民族主義產生的作用。

第三，斯大林體制下民族政策的諸多重大失誤也是蘇聯民族分離主義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

在民族問題上，不管斯大林的初衷如何，都使民族關係受到了極大的破壞。一方面政治上的一黨執政、個人專權以及民主的缺乏體現在對加盟共和國的集權和控制，使相互之間的不滿越來越多。而經濟上高度集權和包攬一切的計劃經濟的實行，一方面造成經濟發展的緩慢甚至停滯，使民族地區經濟發展單一化或畸形發展；一方面又剝奪了加盟共和國應享有的經濟自主權利。對民族關係傷害更為嚴重的是對意識形態的控制和強制推行俄羅斯化政策。

在語言文化方面，認為俄語是「全人類語言文化的最偉大的成就」，強制推廣俄語，力圖使俄語成為這個多民族國家的惟一語言。1938年3月蘇聯黨和政府作出決定，規定在各加盟共和國必須學習俄語，在各民族學校開設俄語必修課，而且在對幹部的任用上，對只會講民族語言的幹部不予信任。斯大林認為俄羅斯文化在俄國務民族的文化發展上起著主導作用。他對俄羅斯文化的推崇，對掌握俄語重要性的片面宣傳，導致了對其他民族文化和語言、歷史、藝術的忽視和貶低，使少數民族感到蘇聯是在強制實行俄羅斯化，因此非常反感。

宗教也往往是各民族相互區別的一個文化標誌。蘇聯作為一個多民族國家，同樣存在多種宗教，這對其政治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在俄羅斯化政策的推行中，對基督教、天主教和伊斯蘭教的限制，被視為對其他民族文化的威脅，從而遭到了他們的反抗。這也成為民族主義高漲的一個因素。

在20世紀30-40年代大規模的肅反運動中，聯盟政府搞階級鬥爭擴大化也衝擊到民族問題，甚至對十幾個民族包括車臣人、卡爾梅克人、韃靼人、日耳曼人等採取集體性強制流放措施，剝奪他們基本的公民權和人身自由，從而傷害了他們的自尊心，助長了狹隘民族主義和民族分裂主義。

總之，在斯大林、赫魯曉夫、勃烈日涅夫執政時期，蘇聯領導人違背列寧的民族政策，其失誤所造成的後果一直未能消除。蘇聯各地區經濟發展不平衡，使各共和國或民族地區之間經濟利益上的矛盾和對立加劇。蘇聯領導人長期以來對民族關係的現狀缺乏清醒的認識，誤認為蘇聯的民族問題已經一勞永逸地解決了，片面強調「民族融合」，因此放鬆了對民族地區的管理，某些地區的民族主義、沙文主義甚至種族主義抬頭，在各民族地區出現了一批享有特權的「民族精英階層」，各民族主義團體則根本不服從黨和蘇維埃的領導。這些人後來成為摧毀蘇聯的急先鋒。

第四，戈爾巴喬夫推行的新思維、公開性及民主化的方針政策，使得蘇聯陷入了嚴重的經濟、社會和民族危機。社會輿論和思想的混亂，由於弱化甚至放棄蘇共的領導權導致的組織混亂和一定程度的無政府狀況，由於政權機構頻繁改動導致社會混亂和大量政治投機行為，再加上經濟上的混亂和危機局面，蘇聯的各種矛盾都空前激化。民族矛盾是其中一個重要的方面。摩根索認為個人的不安全感是導致民族主義乃至極端民族主義出現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他認為個人對國家感情的深與不深，同該社會的穩定與否有著十分密切的關係。一個社會越是穩定，其成員的安全感越大，個人的感情要在激烈的民族主義中尋求發泄的機會就越小。反之則越大。在他看來，現有的社會結構的接替、個人的不安全感和社會的不穩定為民族主義的產生提供了溫床。這一理論對解釋當時蘇聯的狀況是非常有說服力的。

另外，自1985年上台以後，戈爾巴喬夫並沒有對民族問題給予更多的關心和重視，在這一點上他犯了同斯大林以來的各屆領導人一樣的錯誤，即以為蘇聯的民族問題已經得到了解決。但事實恰恰相反，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蘇聯的很多民族地區出現了異常複雜緊張的局勢。進入90年代以來，蘇聯民族危機進一步加深，國內民族沙文主義極端情緒和分立主義傾向已到空前嚴重的程度，致使蘇維埃聯盟的存在和發展受到極大的威脅。也就是說，在戈爾巴喬夫當政的6年多時間裡，蘇聯由於民族分離主義崛起、泛濫而導致聯盟瓦解。對此，戈爾巴喬夫本人也有過表述。2001年8月15日他在一家義大利報紙上發表的文章《政變後的十年——從過去吸取教訓》中寫道：「改革觸及了我們社會生活的一切方面，在各民族之間的關係領域也激起了洶湧波濤，提出了聯盟國家的命運問題。必須承認，我們沒有立即估計到在這方面所積累下來的問題的全部尖銳化。但是我們承認（雖然是遲了一些）：蘇聯按其過去的形式並不是真正的聯邦，它已經過時；只有通過對它進行深刻的改革，使之成為獨立國家聯盟，才能保持聯盟。我今天仍然相信，本來可以做到這一點，本來可以保持聯盟。」（註：李興耕等編《前車之鑒——俄羅斯關於蘇聯劇變問題的各種觀點綜述》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8頁。）

最後，從國際上來看，世界格局的變化也成為此次民族主義浪潮湧起的非常適宜的外部環境。在戰後美蘇對峙的格局下，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的對立居於主導地位，世界各地的民族矛盾都受制於冷戰格局，因此在冷戰機制下民族矛盾、宗教衝突等都退居次要地位或僅是時隱時現的潛流。從20世紀80年代後半期開始，隨著意識形態的對抗日趨緩和，陣營界限的逐漸模糊，原來的集團失去了賴以存在的基礎和意義——對付想像中的共同敵人，維護集團成員的共同利益——而迅速瓦解，各個國家和民族得到了充分地自我發揮的政治環境，於是國家和民族自然地成了新的考慮對象。戈爾巴喬夫的改革，使國內矛盾頓時凸顯出來，民族主義情緒隨即高漲起來，並匯成一股強大的洪流最終衝垮了蘇聯社會主義的堤壩。

另外，從全球來看，民族主義的崛起有著極為特殊的歷史背景、即席捲全球的國家危機。而蘇聯國內民族分離主義的高漲還源於各民族對蘇聯國家的合法性問題的反思。國家的合法性有多種來源，其中民族認同是最基本的。作為意識形態的一種，民族主義具有極強的傾向性、情緒性，常常表現為熱愛祖國、維護民族利益，捍衛民族生存。這一切就是通過國家和國家權力的合法性來實現的。一旦各民族發現國家已經不能代表它們的意願，不能維護它們的利益，就會產生對國家合法性的懷疑，從而使國家的存在產生危機。蘇聯解體之前就面臨這樣的困境，它已經不能維護各民族的利益了。而民族主義一旦和國家行為結合起來，就非常具有實用主義的特點。它能夠組織現代性的政治運動以及各種以政治權力為訴求的社會運動。有學者分析，多民族國家之所以容易出現政治合法性的危機，是因為各個民族經常把對本民族的認同放在首位，而對超越民族界限的集體認同不感興趣。政治認同是建立在民族這個集體還是民族共同體這個集體上，所產生的效果是不同的。法國社會哲學家雷蒙德·阿倫曾經提出過兩個國際體系的模式，即同質體系（homogeneoussystem）和不同質體系（heterogeneoussystem），並指出在同質體系中，各國屬於同一類型，即使內部存在衝突，也不會涉及到分裂的問題；但在不同質體系中則相反，因為是根據不同的原則組織起來的，所以非常容易分裂。對多民族國家的政治穩定來說，民族問題遵循了同樣的道理。蘇聯人民的童話只是蘇聯統治集團的一廂情願，並沒能成為各族的共同要求，相反，現實生活中各個民族之間存在的語言、宗教以及其他因素成為催生民族主義的淵藪。

而且，各種外來勢力對各少數民族的拉攏、爭奪也成為其中的重要外力。因為人們的民族自我意識，即從屬於某一個民族的意識，具有很強的生命力和穩定性，即使民族的共同地域、共同經濟生活，甚至民族共同語言等特徵都已發生了變化，但民族自我意識仍然會存在，並成為維繫民族的重要因素。比如前蘇聯中亞穆斯林國家民族主義觀念的上升就是如此。它們的主體民族都是突厥語族，雖然在蘇聯這麼多年的統治下，不可避免地受到俄羅斯民族的影響，但鑒於在血緣、地緣、宗教、文化和習俗上的密切聯繫，其民族認同感就益發強烈。哈薩克的民族主義組織——阿拉什就持有明顯的泛突厥主義觀念，宣稱其宗旨是建立「偉大的突厥斯坦」。這樣就給了土耳其以可乘之機，認為這是泛突厥主義在中西亞東山再起的大好時機。

有人把20世紀世界第三次民族主義浪潮比作一次大地震，那麼震蕩最強烈的地區便是以蘇聯為首的中東歐社會主義大家庭，而震源則是這個大家庭的家長——蘇聯。1986年12月，哈薩克共和國首都阿拉木圖爆發民族騷亂，許多群眾和學生走上街頭，反對蘇共中央解除哈族領導人職務。塔斯社報道說，這些學生是「在民族主義分子的挑唆下上街的」。這一事件敲響了蘇聯民族問題的警鐘。隨後，一些地區陸續爆發了一些有關民族問題的衝突和示威遊行。1988年一些民族主義性質的地方組織也陸續出現，如愛沙尼亞人民陣線、立陶宛爭取改革運動、拉脫維亞人民陣線、拉脫維亞民族陣線等。首先要脫離蘇聯獨立的是波羅的海三個加盟共和國，它吹響了蘇聯走向解體的號角。給蘇聯造成致命打擊的應當說是烏克蘭加盟共和國宜布不參加主權國家聯盟而謀求徹底獨立。給蘇聯最後下達死刑判決的則是俄、白、烏三國領導人作出關於組建獨立國家聯合體的決定。隨即，蘇聯解體，代之而起的是有11個原蘇聯加盟共和國參加的獨聯體。

三、蘇聯解體帶給我們的啟示

蘇聯解體在提醒人們要充分重視民族問題的複雜性的同時，也給我們一些重要啟示。首先，它表明民族的平等、團結和共同繁榮是關係到國家命運的一個重大問題。民族問題解決的好壞是關係著國計民生的重大問題。其次，對蘇聯解體原因的分析可以使我們看到當今的世界並不像西方所鼓吹的那樣太平。某些西方國家從來都沒有放棄顛覆社會主義的野心，它們會利用一切手段、抓住任何機會，當然包括借民族主義之手，來實現這一目的。國內民族問題解決不好就會給它們以可乘之機。所以，一方面我們要對境外的叛國活動和反華勢力進行反擊，另一方面要對國內存在的民族主義情緒進行正確引導，把它納入愛國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框架之內。同時對少數民族地區進行政策傾斜，加強財政支持，幫助少數民族地區引進人才、技術和資金。目前我國開展的西部大開發的目的就是促進西部地區的經濟建設，提高西部地區人民的生活水平。同時，還應該努力做到逐步消除我國各民族間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等事實上的不平等，承認民族差別，照顧民族特點，正確對待和處理民族矛盾。馬克思主義贊成通過各民族的團結、合作和互助，努力消除各民族間事實上的不平等，以達到共同繁榮，為民族融合和民族消亡創造條件。在社會主義條件下，民族衝突的實質已不是私有制基礎上的階級對立，而是基於民族間差別和事實上不平等引起的民族利益矛盾。一般來說，這種民族衝突往往採取非對抗的形式。表現在現實民族關係中的民族生產和生活方式的衝突和文化觀念的抵觸，特別是各民族獨特的語言風俗習慣和宗教信仰都是最為敏感的因素。對這些問題處理不當，很容易造成民族關係上的矛盾和摩擦。而「我們社會主義的民族政策，就是要使所有的民族得到發展，得到繁榮。所以，我們國家的民族政策，是繁榮各民族的政策。」（註：周恩來《周恩來統一戰線文選》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81頁。）如果社會主義國家政府在民族政策上存在嚴重失誤，對民族問題長期處理不當，加之外部敵對勢力有目的地、有計劃地挑動、慫恿，就會導致民族矛盾激化，非對抗性的民族衝突就很容易轉變為對抗性的民族衝突，造成民族危機漸趨惡化，最終觸發政局動蕩，國家分裂。

綜上所述，不管蘇聯解體的根本原因是什麼，都不可否認民族主義在其中的重要催化劑作用。目前世界上的大多數國家是多民族的國家，所以正確對待民族問題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對於我國這樣一個統一的多民族的社會主義國家來說，則顯得尤為重要。我們應該從原蘇聯等社會主義國家解體的事實中吸取教訓，做好我國的民族工作，防患於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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