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了美國大學我才發現，言論並不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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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Stoooges三士渡
學過點美國歷史的同學都知道，言論自由是美國是《權利法案》中憲法修正案的第一條。它保障了美國媒體和個人言論的自由，是美國人一出生就擁有的權利。
去美國前，我很嚮往那種自由民主的風氣，為此我還特地選了一所小眾的文理學院。但進了美國大學後，我才發現原來學生的言論並不自由。
大學第一學期冬天，我選了一門藝術史的討論課，每堂課涉及了一個美學主題。課前教授會布置幾十頁的閱讀，課上15個學生輪流發表意見。
某節課上，有學生提到了金·卡戴珊（Kim Kardashian）。當時Kim為某雜誌拍了一組非常暴露的照片，立刻在網上走紅。下圖這張照片最經典，Kim舉著香檳，噴出的酒水精準地落入她屁股托著的酒杯中。
如果你不認識她，我可以為你快速科普一下：Kim是一個很有爭議的網紅。她起初靠性愛錄像帶打響了知名度，隨後在真人秀中也總是以豐滿的形象示人。某種程度上，她靠著外表和對媒體的敏感度名利雙收。
課上提起Kim，教授和學生對她的態度大致如下——她總在迎合媒體，把身體改造成黑人審美的樣子；她想要話題度，樂於把私生活暴露在大眾視野中；她傳播扁平化的女性形象，毒害了一代年輕女性的思想。
所有人發表完評論後，輪到我發言。我驚訝地發現大家都在批判Kim，大家的語氣都帶有貶低的色彩。而且從教授和同學看向我的眼神中，我讀到了一絲期待——她們似乎期待我也加入她們的陣營。
於是，我下意識講了個中立的、比較划水的觀點：「Kim既是加害人也是受害者——她的確物化、矮化了女性，但這興許是娛樂圈的某種生存法則。比起一味的批判，我認為分析現象背後的原因更重要。」
當我說完我的看法，教授和同學們露出了滿意的笑容。但對於班上這場討論，對於這些趨同的聲音，我內心感到挺失望的。沒人說這張照片很性感，沒人評價它構圖曼妙，也沒人聯想到全班第一節課學到的遠古雕塑Venus of Willendorf。
而大家都發表了類似的看法——Kim是一個深受大眾媒體毒害，賣弄身段的可悲網紅。這在那節課的學術語境下，似乎是政治最正確、逼格最高的標準發言了。
△ Venus of Willendorf, Vienna, Austria
其實私下裡，我挺喜歡Kim的。作為平時喜歡看真人秀下飯的豬豬女孩，我從《與卡戴珊姐妹同行》中獲得了許多歡樂。有時，我在食堂聽到白人女孩們圍坐一群，談論著她們假期去哪兒度假。她們會提到這個真人秀，它是不少年輕人生活方式的風向標。
我身邊有個學藝術的小哥收藏了一本Kim的寫真集，當我問起他對Kim的看法，他認真地說：「Kim和她的姐妹花是一群社交媒體的天才。你可以討厭她們，但你不得不承認她們很年輕，有影響力，很有商業頭腦。」
我很少在學校中聽到這樣的言論，因為很多學生迫於peer pressure和政治正確，不敢說出與主流價值觀不符的觀點。顯然你不會因為見解不同而遭到政治迫害，但你可能因此犧牲很多東西——比如分數，聲譽，甚至朋友。
不少文科生經常會在美國課堂中體會到言論的不自由。我有個非常聰明的中國同學，上了某位業內知名保守派教授的政治哲學課。學期中，他很苦惱地告訴我：「因為我跟教授意見相左，paper分數很低。」後來他試著往教授的觀點上靠，結果他立馬拿了A。
教授可能自己也沒意識到，他的政治立場潛移默化地影響學生的觀點：懂得靈活變通的學生因為站對了邊，反倒拿了高分；而堅持己見的學生，因為很難說服一個固守政見長達幾十年的長者，遭遇了分數滑鐵盧。
除了課堂上的政見，學生私底下也會因為自身立場與主流價值觀不符而受到傷害。之前讀到一則新聞，威廉姆斯學院（Williams College）一名來自德州的學生，因為創立了某保守派的社團遭到同校學生排擠。
當他參加完華盛頓某個反墮胎的集會後，學校instagram上掛了他的照片。一些學生們張貼海報攻擊、醜化他和這個學生組織，還有人建議他們應該創建一個更好的組織。
和威廉姆斯學院一樣，自由主義也在我們校園中盛行，它就像時尚圈中的潮牌——崇尚liberal的觀點在美國大學是件很潮的事情，但這種風氣有時會起到意想不到的反效果。不少liberal的學生嘲笑保守派思想老土、存在感令人尷尬、甚至有辱校風。
記得有某位白人經濟教授來我校做學術交流，因為他之前的理論涉嫌種族歧視，憤怒的學生衝上台毆打了他。可事實呢？很多學生根本沒讀過那名教授的新書，只因為他過去的某些觀點，全盤否認了他的最新研究。
的確，在這些反對者動手之前，他們的言論也受到了第一憲法的保護，他們有權利詆毀、嘲諷保守主義。但我始終認為，美國大學不該助長這種風氣，而是應該保護不同的觀點，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因為不同的聲音很重要，它甚至比唯一的真理更重要。
高中課上，我聽過一個演講叫《單一故事的危險性》。非洲作家Chimamanda談起她早年在美國留學，發現白人室友對非洲的了解僅僅停留在媒體向美國人展現的形象——漂亮的風景，美麗的動物，野蠻人打著毫無意義的仗，人們死於貧窮和艾滋，等待著好心的白人來拯救他們。
她上寫作課的時候，美國教授批評她的小說，描寫的不是「真正的非洲」。原因是因為她書中的角色太像美國的中產階級了，因為他們開著車，沒有生病餓肚子，所以他們不是真正的非洲人。但可笑的是，教授口中的「真正的非洲」就是媒體一遍遍向大眾講述的單一故事。
Chimamanda提到，單一故事很危險，是因為它造成了刻板印象。刻板印象的問題不是因為它不正確，而是因為它不完整。當你以同一種方式描述同一種人，同一件事，一遍又一遍，最終大家只會想到一樣的故事。
△ Chimamanda Adichie，奈及利亞作家
後來大四春天，我上了一門非洲經濟課。從不少paper中，我也讀到了有關非洲大陸苦難橫行的故事：比如，奈及利亞五千人搶一個職位，賴比瑞亞公立學校中1:100的師生比，查德人民飽受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組織Boko Haram的屠殺...
但震撼我的不僅僅是苦難，還有很多振奮人心的故事：比如，肯亞是全球手機支付服務M-Pesa最普及的國家，不少人靠它脫貧致富；盧安達政府反腐倡廉，改善法律，將很多城市打造成了現代化的商業中心；波札那因為清廉的部落傳統避免了非洲國家常見的「資源詛咒」，當地政府將買賣鑽石的利潤投入基礎建設和教育醫療，成功推動了該國的經濟發展...
因為讀了這些不同的文章，吸收了迥異的觀點，我對非洲的認識不再是中國電影《戰狼2》中描繪的「非洲人民生活在水生火熱之中，需要中國武打英雄來解救」；我對非洲農業的了解也不僅限於網路神曲《金坷垃》所唱的「非洲農業不發達，必須要有金坷垃」。它不再是一種籠統的、混沌的、抽象的概念，不再是一行行冰冷的、絕望的經濟數據，而是一個個鮮活的、動態的實時故事。
雖然很多非洲國家有著類似的分裂歷史和發展糾葛，但每個國家的語言文化、政治立場、意識形態都不一樣，不能一概而論。這就是不同聲音帶給我認知上顛覆性的改變，儘管一門課沒法讓我變成非洲經濟的專家，但我很慶幸這門課讓我意識到自己以前對它的看法是多麼片面。
不過美國憲法保護言論自由絕非出於Chimamanda描述的道德，而是基於一個信仰——言論自由是人與生俱來的權利。正如美國籍華人夫婦作家林達在《歷史深處的憂慮》一書中總結的：美國的言論自由與言論的內容無關，與言論的正確與否無關，與真理還是謬誤無關。
在書中，他們提到了1987年在堪薩斯市發生的一個真實案例。當地某電視頻道搞了一個節目，叫「公眾參與」頻道。電視公司說，任何人都能放一套錄像節目，只要你願意付一筆費用。當時，某個三K黨的領導人，拿了一套名為《種族與情理》的錄像帶，要求電視台每周播放一集。
三K黨是美國歷史上臭名昭著的白人主義至上民間團體，他們在1964年民權法案頒布前謀殺了成千上萬的黑人。從電視公司的角度來看，他們的觀眾大多是黑人居民，一旦公司播放這個錄像帶，可能會引起公憤，失去大量用戶，因此電視台拒絕了三K黨領導人的請求，還關閉了「公共參與」這個頻道。具體緣由我就不多寫了，感興趣的同學可以自行搜索一下。
△ 三K黨頭戴高帽，身披白袍，在廣場執行絞刑
後來三K黨起訴該電視公司，這件事甚至鬧到了聯邦地區法院上。原告說電視公司違反了憲法第一修正案「言論自由」這一條：它拒絕播放錄像帶、關閉電視頻道，不僅侵犯了三K黨的言論自由，還侵犯了其他製作者和觀眾傳播和接受言論的渠道。
最後，市議會投票結果顯示，三K黨竟然贏得了他們的權益——「公眾參與」頻道重新恢復，《種族與情理》在1990年4月3日如期播放。讀到這兒，我也覺得奇怪，為什麼憲法要給予一群混蛋「言論自由」的權利？
但美國的荷爾姆斯法官解釋道，與其讓一種觀點完全抹殺另一種觀點，不如讓它們互相競爭。電視公司應該做的，不是阻止三K黨傳播錄像帶，而是應該製作更有說服力的節目，傳播自己的觀點。就像三K黨辯護的律師所說的：「如果你因為害怕一個不自由的時代，堵住了反對者的嘴，很遺憾，這個不自由的時代已經開始，是你為它開了頭。」
我認為這個案例應該能給當今的美國大學一個啟示。「言論自由」只有一個單純的目的：保證每個學生能毫無畏懼地說出自己的看法，保證校園裡傳播著不一樣的聲音。即使大多數人宣布某一種看法是「絕對的真理」，他們也沒有權利扼殺別人的言論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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