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前夕，德國曾在1年內，3次說合中國和日本別打了

1937年8月，作為對日本發動盧溝橋事變的回應，蔣介石在上海投入了約60萬大軍對日軍發起了猛烈的反擊，日本則集結了約20萬人迎戰。

按照所謂的九一八經驗，日軍自認為可以輕鬆「幹掉」上海的中國駐軍，然而從結果來看，中國軍隊讓他們刮目相看了。

依靠著頑強的意志力，中國軍隊在上海寸土必爭，用鮮血捍衛中國尊嚴，致使日本連續攻擊了數月之後，依舊沒能取得決定性的進展。

而也正是因為中國軍隊的拚命，日本國內的主和派被喚醒了，他們主張日本在擴張途中要懂的「知足」，一口氣吃下中國，會使日本「消化不良」，應該暫時跟中國和睦相處，消化既得利益。

所以當上海戰役陷入焦灼狀態，主和派立馬抓住日本主戰派無法快速結束上海戰役，以及3個月滅亡中國的「狂話」打臉的「痛點」，積極的準備和中國和談。

而那時的中國和日本已經打紅了臉，幾乎完全喪失了直接溝通渠道，所以日本人找到了跟中國有著不錯經濟合作的德國牽線。

1936年4月《中德信用借款合同》簽訂，德國承諾提供給中國1億馬克的貨物信用借款，以及出售各式先進武器給中國，不完全統計1936年，德國向中國出口的武器占其軍火出口總額的28.8%，作為交換中國將為德國提供緊缺的鎢、銻、錳等礦產資源，中德在經濟上建立了「盟友」關係。

1937年10月21日，時任日本外相廣田弘毅對德國駐日大使狄克遜說：日本隨時都準備與中國直接談判，假如有一個與中國友善的國家，如像德國和義大利，勸說南京政府覓取解決，日本也是歡迎的。

面對日本的暗示，考慮到中日停戰可以讓中國進入和平安定期，有助於德國更加有效率的從中國獲取急缺的礦物，時任德國最高領導人希特勒答應了出面調解。

10月30日，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將日本提出的4個條件（1、中國承認「滿洲國」；2、華北特殊化；3、中日共同防共；4、中日經濟提攜）反饋給了中國政府，並強調德國願意在中間促進和談。

由於時任中國政府掌舵人蔣介石，還將遏制日軍進一步行動的希望，寄託於在比利時召開的九國公約國會議，相信英法等強國會制裁日本，因而委婉的拒絕了德國的提議。

但遺憾的是九國公約國會議除了對日本進行口頭上的譴責，並沒有任何實際的有效制裁措施，日本的兵鋒毫無顧忌的直逼南京。

南京淪陷之前的12月2日，陶德曼進行了第二次中日和談調解，這一次蔣介石有了退步的意思，傳出話可以在之前日本提出的條件上談判。

但是這一次日本主戰派不答應了，他們見南京城近在咫尺，認為只要打下南京，中國就自動肢解了，於是德國第二次調解，在日本的炮火聲中灰飛煙滅。

但德國並沒有放棄調解的努力，12月26日陶德曼再一次給蔣介石帶來了日本方面的4大和談條件（1、中日「滿」三國合作防共；2、華北特殊化，並將特殊化範圍擴大到內蒙及上海附近的非軍事區；3、中日「滿」三國成立經濟合作協定；4、中國賠償日本戰費。）。

由於日本的條件，是為直接明了的讓中國「割地賠款」，而那時中國舉國上下的民族情已經被喚起，整個華夏大地都在為打倒日本而吶喊。

假如蔣介石接受如此屈辱的條約，幾乎100%會失去民心，成為人人喊打的「漢奸」，所以蔣介石在經過深思熟慮之後選擇了拒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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