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可波羅真的來過中國嗎？

作者：龔融

馬可·波羅在起爾漫和庫赫博南之間的沙漠行程（《馬可·波羅行記》插圖）

中國人第一次接觸到《馬可?波羅行記》（又稱《馬可?波羅遊記》、《寰宇記》）是在140年前。1874年映堂居士的《元代西人入中國述》，介紹了馬可?波羅父子來中國的詳細經過，並特別提到馬可?波羅著述《行記》的情況。也是從這個時候起，隨著對《行記》和馬可?波羅研究的深入，一些學者開始質疑馬可?波羅來過中國的真實性。一場持續百年的爭論由此拉開序幕。

史家的質疑

如果說歐洲人對《行記》的質疑起初是在對中國這片土地所知甚少的前提下展開的話，那麼，隨著西方世界對這片土地有著越來越多的了解，特別是《行記》傳入它所描述的所在國之後，對馬可?波羅的質疑便進入到一個更深的層面。1966年德國學者福赫伯（Herbert Franke），1979年美國學者海格爾（John W.Haeger），1982年英國學者克雷格?克魯納斯（Craig Clunas）先後發表文章，對這位威尼斯商人是否到過中國或只在中國北方盤桓而未曾抵達南方等論點提出個人看法。進入上世紀90年代，英國學者吳芳思於1995年寫成一本《馬可?波羅到過中國嗎？》，被看作懷疑論的集大成者。

懷疑論者認為，《行記》中說馬可?波羅在揚州做過總管和攻陷襄陽時獻計，明顯與史實不符。據《行記》記載，馬可?波羅到揚州城時，說揚州「被選為十二省城之一」，又說他「曾受大可汗的命令，治理這城三年之久」。關於這一條，我國史書及揚州方誌均無記載。根據學者後來的研究，馬可?波羅至少有誇大之嫌，他也許有一官半職，但充其量只是一個鹽務官員，重要度不足以進入史籍。至於攻陷襄陽時獻計，說的是馬可?波羅自稱蒙軍久攻襄陽不下，於是他獻出了拋石機的製造工藝，這種先進武器近乎恐怖的威力迫使襄陽守將出降。圍攻襄陽發生在1268～1273年，蒙古人用了長達5年之久的時間終於獲勝，這是他們征服中國進程中的關鍵轉折點。600多年後，武俠小說一代宗師金庸即以此為背景先後寫下了著名的《射鵰英雄傳》和《神鵰俠侶》。對於以虛構和想像為能事的小說，歷史學家們大多抱著姑妄讀之的心態，但對於作為地理志和旅行實錄的《行記》，他們必須深究其真實性。《行記》聲稱是波羅氏一行建議製造投石機。但事實是，1273年蒙軍攻襄陽時，馬可?波羅還在來中國的路上，獻拋石機的自然不是他。據史料記載，是波斯的亦思馬因和阿老瓦丁督造了這種令南宋官兵集體戰慄的武器。「亦思馬因，回回氏，西域旭烈人也。善造炮。……天曆三年以疾卒。」（《元史?方伎傳》）。

馬可·波羅

循著這兩大謊言引發的質疑聲，一些中外學者不斷地找出了馬可?波羅沒有來過中國的證據。尤其認為，在中國浩瀚的史書之中，找不到關於馬可?波羅的記載，馬可?波羅在書中也沒有對具有中國代表性符號特徵的事物進行記載。吳芳思女士在《馬可?波羅到過中國嗎？》一書中以「掛一漏萬」為題列舉了幾種在中國常見、在當時的西方稀缺、按常理應足以引起馬可?波羅注意的事物。如書法，最具中國特色的藝術，吳芳思認為馬可?波羅的「不為所動」令人費解。另外，「馬可?波羅似乎對食品和美酒有相當大的興趣，但對茶卻一字不提」。依據8世紀後茶在中國的普及程度以及馬可?波羅自述的「交遊甚廣」，吳芳思認為他們一定會被中國人以茶款待。「但波羅對形形色色的用葡萄、米和甘蔗做的酒都做了記述」，「然而在中國逗留了17年而不知這種飲料廣受歡迎，這是難以想像的」。此外，始於宋代的上層階級中開始流行的婦女纏足，到12世紀初葉，幾乎家家戶戶都推行這個習俗，「很難想像一個傳奇作家會拋棄有關異邦女性及纏足奇風的記述」。長城，也是他漏掉的一大富有象徵性的事物。當時雖然不存在用磚頭修砌的長城段——這些多是在馬可?波羅的東方之旅之後才建立的（如明長城），但用夯實的泥土或純黃土築成的城牆依然壯觀。「我感到，即使沒有對長城進行大力的擴建和修繕，在13世紀也會有許多用夯實的泥土築成的長城段留存下來；而一個從西方旅行至中國的人竟然沒有注意到長城，這是十分難解的事；可見《行記》漏掉長城是很能說明問題的。」吳芳思在書中說。

此外，還有學者對《行記》的語言提出疑問。德國漢學家福赫伯首先指出馬可?波羅在各種印刷本的《行記》採用的人名和地名，不管拼寫如何，都是以波斯文辭彙為依據的。吳芳思也在書中以「書稿的語言」為題進行討論，「廣泛使用波斯語、阿拉伯語和突厥語的專有名稱是馬可?波羅的書首先令人迷惑不解的一個大難題。比方說，用一個波斯語的專門名詞來稱呼中國的皇帝，而你可能以為這個詞是馬可?波羅在北京宮廷奉侍17年期間學到的蒙古語或漢語專門名詞」。這種語言使用的反常，似乎證實了一個流傳甚廣的說法：馬可?波羅只是從在黑海上相遇的波斯商人口中聽到了許多關於中國和蒙古帝國的故事。不過北京大學歷史系副教授、元史研究專家黨寶海表示：「隨著馬可?波羅是否來過中國爭論的越來越熱，『語言說』的首先提出者福赫伯曾站出來澄清自己的言論，雖然質疑語言上的問題，但他從未懷疑過馬可?波羅來過中國。」

忽必烈接見馬可·波羅（繪於1863年）

考證旅居中國的點滴

一條目前學界唯一可以證明馬可?波羅來過中國的漢文史料，終被持「馬可?波羅到過中國論」的學者楊志玖教授發現。《行記》說，當他出使印度歸來時，恰逢伊利汗三使者，他們護送未來王妃闊闊真去波斯，而陸路不通，見波羅熟于海路，遂邀與俱行，擬由海路去波斯，得大汗准許。楊志玖教授從《永樂大典》卷一九四一八「站」字韻引《經世大典》站赤中檢出一條珍貴史料：（至元二十七年八月）十七日，尚書阿難答、都事別不花等奏：平章沙不丁上言：今年三月奉旨，遣兀魯、阿必失呵、火者，取道馬八兒，往阿魯渾大王位下。同行一百六十人，內九十人已支分例，餘七十人，聞是諸官所贈遺及買得者，乞不給分例口糧。奉聖旨：勿與之！楊志玖教授認為，其中記載的三位使臣的名字與馬可?波羅書中所記的oulatai、apousca、coja完全吻合。馬可?波羅不可能看到《經世大典》中所收錄的元朝官方文件，他的記載能與漢文史料一致，只能證明這是馬可?波羅的親身經歷，他的確到過中國。當然，對楊志玖教授的這一研究成果，持懷疑態度的學者也提出了不同意見。如王育民教授說：「《站赤》這段材料在研究馬可?波羅與中國的問題上雖有參考價值，但除證實《馬可?波羅行記》所述闊闊真公主下嫁伊利汗君主一事確實存在外，並不能確切表明馬可一家與此事有任何直接聯繫。」

原始證明資料的匱乏並沒有難倒持「馬可?波羅到過中國論」的學者們。他們指出，《行記》的記錄中，對許多事物的描述具有史料意義上的不可替代性，這些點點滴滴就是馬可?波羅旅居中國的最有力證明。在黨寶海看來，關於當時宮廷的奢華、南方城市的繁榮、市場的活躍等，沒有任何漢文史料和外國作品能比《行記》更為詳細、生動。而憑藉一些已知的史料，我們也能推導出《行記》描述的真實性。比如，對中國城市的細緻觀察是《行記》的一大特色，「馬可?波羅對忽必烈新建都城北京的記述是極其充分的」。例如波羅對北京城市布局的記述重現了一個可以辨認的城市，其棋盤形格局現在仍可以在許多地方見到。馬可?波羅記述環繞該城的許多土城牆，「其整體呈正方形」，「都設有城垛，牆面都用石灰水刷白」。這大概描述的就是現在名叫「北土城路」、「西土城路」在當時的樣子。

馬可?波羅描繪蘇州，「它的橋樑有6000多座之多，其寬度足以讓一兩條大木船毫困難地駛過」。蘇州的街道往往與架有小石橋的狹窄的河道並行，婦女們在河邊洗衣洗菜。在他的筆下，杭州那個湖泊四周有寺廟大宅環繞，湖面上布滿了油彩斑斕的平底畫舫，由舟人用蒿撐著徐徐前進，好讓遊客從從容容地吃一頓豐盛的野餐。與此同時，遊客還可以「盡情眺賞所經之處的各色美景」。《行記》記述的許多內容，被漢文資料所證實，因而它已經和許多漢文資料一起被用來重現13世紀末葉中國的日常生活。

吳芳思在當年的書中，認為馬可?波羅並未到過中國，最遠頂多到過黑海，他對中國的描述，很有可能是從波斯史料抄來，或是從別人口中道聽途說而來。針對這一論斷，黨寶海認為，「這一論點在學理上來說是站不住腳的，她無法拿出可靠的證據。比如馬可?波羅是抄的波斯史料，或者從誰口中聽來。相反，目前在世界都享有地位的波斯史籍中，關於中國的部分，比《馬可?波羅行記》要遜色得多。關於杭州，在波斯史籍《瓦薩夫史》中的描述比《馬可?波羅行記》差得更遠，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說，馬可?波羅沒有什麼東西可抄」，「比較客觀的態度，也是謹慎學者的觀點，在沒有找到其他確切證據之前，我們還是承認馬可?波羅到過中國」。

馬可?波羅沒有對中國一些符號性的東西進行記載，也許是由馬可?波羅的身份決定的。根據蔡美彪教授在1991年的考證，馬可?波羅在元朝是斡脫商人，是色目人中與忽必烈有較親密往來的官商，因此會被派到各地進行商業活動。作為商人，馬可?波羅關心的更多是與經濟相關的事物。「西北地區確實有夯土長城，當時馬可?波羅的主要旅行路線是集中在元大都到西南和東南地區，中國的西北他很少去；漢代的夯土的城牆在西北的大地上，是否真的是那麼的顯而易見，除非是專業研究者，一般人很難注意。」黨寶海說。

伴隨著爭論，越來越多的證據傾向於馬可?波羅確實到過中國。2012年，德國學者博漢思出版了新作《馬可?波羅在中國——來自貨幣、食鹽和稅收方面的新證據》，書中寫到馬可?波羅的記述涉及紙幣的多個方面，如生產製作、大小、顏色、面額等，在中世紀東西方作家的相關著述中是最為完整和真實的。書中也探討了食鹽在元代的生產、加工，馬可波羅對鹽的生產的記錄是基本可信的，博漢思做了一些計算，證明原以為書中具有誇大成分的一些數據都是在合理範圍內的。黨寶海也有新的發現——馬可?波羅在書中記錄過忽必烈的柳林狩獵，是在北京東南郊外一個名叫Caccia Modun（意為「獨樹」）的地方進行，這個地名從未出現在其他文史資料上。去年在山東靈岩寺元代的聖旨碑中，發現了「戲出禿打」這個地名，經研究考證這兩個地名是對應的，「除了《馬可?波羅行記》和元朝的聖旨碑外，在任何地方找不到這個地名」。

1271年，馬可·波羅隨父叔到元朝復命。船隊從威尼斯起航（15世紀繪畫）

彰顯的地位

讓我們回到《行記》撰寫的最初時期來追尋發生這個爭議的根本原因。已經遺失的《行記》原稿是用代筆人魯斯蒂謙本人最熟悉的語言寫成，那是一種中古法語，「非常古老又非常粗魯的法語」。這種介於法語和義大利語之間的語言，給早期的翻譯家造成很多困難。因為在魯斯蒂謙寫書的時候，法語尚未獲得充分發展，因而他在語言的運用方面顯然不正統。再加上多次的轉抄，抄本將近200個，也許，《行記》最初的形成方式，就已經為其在後世引發如此大的質疑和爭論埋下了伏筆。

對中世紀的歐洲人來說，那些發生在東方世界的有如天方夜譚的奇聞軼事，既令他們驚訝，又令他們懷疑，更令他們嚮往。在質疑和嚮往中，引發了像哥倫布這樣的探險家們的好奇，並驅使著他們去冒險，從而帶來改變世界的地理大發現。如果說17年後回到家鄉的馬可?波羅不過是無數旅居中國的西方人中的一個，對《行記》問世後的質疑與嚮往帶來的地理大發現，則使他成為一位開闢中西方直接聯繫和接觸新時代的先驅。同樣，《行記》的影響和作用也日益突顯。首先帶來的是地圖繪製的變化，自那之後許多的歐洲地圖上的中國地名都是根據《行記》來標註的。黨寶海認為，「沒有任何一本地理書在對中國記載的豐富程度上超越《馬可?波羅行記》」。直到現在，中國的學者仍將《行記》作為史料來研究，它具有讓專業研究者不斷去研究它的價值，幾乎每次研讀都能有新的收穫。

隨著時間的推移，學者們圍繞馬可?波羅是否到過中國的問題爭論，其意義已從另一個層面展現在了我們面前——無論是親歷還是轉述，馬可?波羅確實早在700多年前，就將中國介紹給了西方世界；西方世界對中國較為全面的認識，確實始於馬可?波羅。這兩個確實，無疑奠定了馬可?波羅作為中西文化交流先驅者和偉大使者的地位。這位出生於義大利的商家子弟，作為人類歷史上最著名的旅行家和探險家之一，與玄奘、哥倫布等一起進入了不朽者的行列。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