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邊倒的反對之聲，傳統禮教觀念為何會成為覲見禮制難以跨越的門檻？

1867年9月30日，距《中英天津條約》規定的10年修約的期限已近，為早作準備，清廷下旨命各大員上奏言事。其中以「覲見」一事討論最為激烈。

沈葆楨當時尚屬較為開明的人士，仍堅決反對改變覲見禮制，表示不廢典章。他在奏摺中大談練精兵以固京城，其意是乘此數年內，速行修政強兵之道，待同治帝親政時，國勢之盛如康熙之時，西方公使覲見，自然必行中華儀節。廣東巡撫蔣益澧在奏摺中對請覲一事，僅言「攸關體制，朝廷自有權衡，非臣下所敢擅擬」，可他在奏摺中也大談練兵之道，稱「揀將練兵，以衛京師而固根本」。他的意見是在京師練精兵1.5萬人，再選「卓著戰功素有威望之大員」，各國必不敢隨意要求。江西巡撫劉坤一的意見與蔣益澧相同，奏摺中一字未提覲見之事，卻提出「多練禁旅，以立不拔之基」。

沈葆楨

另有一些官員引經據典地反對改變儀節，其言論自不相同。官文考訂了「覲」之本義後，認為只要告訴西方公使「覲」之含義，他們就會放棄要求覲見。至於總理衙門信函中提出的「權其適中者」，官文表示，「其中機宜，非奴才所能及也」。由於一時想不出辦法，也有官員主張先拖下一段時間再說。

以洋務名臣顯著當時留史後世的兩江總督曾國藩，一字未言該行何禮，卻又明白表示可不用「屬藩之禮」，且又引史為據。這正是他的一貫作風。為臣子而改禮儀，本就沖犯理教。時世轉變並不能同時帶動觀念轉變。同是洋務出身的三口通商大臣崇厚之奏摺，雖稱「入覲之儀，必應妥議」，但也明言「順機俯從」，「創行之典」，不與越南等國同禮。最有意思的是，他竟稱此項「大政」為「苟非隱憂實害」。另一位洋務名臣新任湖廣總督李鴻章，則表示各國公使可在清朝御史行列中排班入覲，等到中國使節至西方各國行西禮時，即有了依據，命來華各國公使同例行華禮！

曾國藩

李鴻章

在清朝的歷史中，如此大規模地商議朝政，實屬罕見，也正說明覲見之禮繫於「國體」不可輕意變革。在這些官員的言論中，多多少少都有一些「天朝」觀念的痕迹，而這些官員，無一任官內地，其職守或正在或曾在沿海沿江，都與西方各國打過不同程度的交道，由此更能體現傳統禮教觀念之根深蒂固。毫無疑問，清朝的此次討論，眾說紛紜，得不出任何結論。1869年，總理衙門與英國商議修約時，對覲見之禮並無新議。而同治帝尚未親政，覲見一事也隨之拖了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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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茅海建：《當代學人精品：茅海建卷》，廣東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

華 興 春 秋

小編 ：季我努學社青年會會員 謝敏 郁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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