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如何失去支持，導致知識分子拋棄國民黨

1945年國共重慶談判後，10月10日，雙方簽訂《國共雙方代表會談紀要》，不過此次談判並沒有解決雙方的主要分歧，即軍隊和發揮與佔領地區劃分的問題。

年底，雙方重新開始軍事對峙。在美國的調停下，國民黨不得不於1946年1月10日召開政協會議，並簽訂了5項協議，確立了民主改革的總方向。

1946年3月1日，蔣介石在國民黨六屆二中全會上推翻政協協議。

5月23日，國民黨軍隊開進長春，硝煙頓起。國共之間展開了針鋒相對的宣傳，互相指責對方挑起了內戰。學者賀海鵬指出，對於內戰，民間輿論雖然指責國共雙方。然而國民黨作為執政黨，未能盡到保持和平的責任，所承受的非難自然更多一些。

事實上也確實如此，在內戰爆發後，中國不斷掀起了反內戰浪潮，矛頭所指均為國民黨。

民主黨派對和平還抱有一絲幻想，聯合起來要求停止內戰。他們認為蔣介石是被國民黨的「當權派」和「好戰派」所包圍，要打破這種包圍，「使蔣介石能實行民主」。

面對社會輿論反對內戰的呼聲，國民黨不願回應民眾的和平訴求，蔣介石認為種種反內戰運動皆為鼓動：「現在捏造種種事實，來污衊本黨和，到處宣傳」，只需研究宣傳的方法和技術，查禁民間報刊就能揭破其虛偽的宣傳和打擊。

這不過是自欺欺人，賀海鵬指出，無論是蔣介石也好，國民政府負責宣傳的一眾也好，他們始終沒能清楚地意識到，宣傳無法逆大眾思潮而動。蔣介石無論如何指責「就利用社會上苟且偷安、因循姑息的心理」提出反對征糧、反對徵兵、反對內戰等各種口號以「顛倒和白，蠱惑社會，動搖國本」，這些問題都不會隨著宣傳而自行得到解決，而國民政府選擇解決提出問題的人更是犯了大錯。

1946年夏，民主同盟和其他黨派在昆明發起要求和平的運動，民盟領導者李公朴與聞一多先後遭到國民黨特務刺殺。李聞慘案發生後，民國時期的《中央日報》嫁禍未果，就連美國都對蔣介石政府粗暴對待知識分子而感到不滿，施加壓力，要蔣介石徹查此案。

與之相反，一直致力於爭取民主黨派和知識分子，並通過他們影響社會輿論，對人民產生作用。在輿論上支持民盟的訴求，持續跟蹤報道李聞慘案的審理情況，與民盟的報道形成呼應，並讚揚民主黨派和知識分子反內戰、爭和平的主張，這與蔣介石撕毀政協協議、擅自召開國大形成鮮明對比。不少學者認為，這是民盟聯合的開始。

1947年，戰爭沒有如蔣介石預想的那樣終結，本就百廢待興的經濟雪上加霜，反內戰運動接連不斷。但蔣介石不願回應人民期盼和平的訴求，認為所有運動背後均為所鼓動，要以嚴厲手段平息。

蔣介石指責民主黨派和知識分子的請願是「擾亂社會的治安，破壞政府的威信」，是「阻撓革命，破壞抗戰，就是漢奸，就是出賣國家的罪人」，而對於罪人，政府是不憚「依法制裁，好不姑息」的。

1947年5月，統區發生的反戰學潮使國民政府後方局勢動蕩。7月5日，蔣介石發布「戡亂動員令」，查禁報刊，不斷加強對輿論的鉗制。7月18日，國民政府公布《動員戡亂完成憲政實施綱要》，規定對「煽動叛亂」的言論和行動進行嚴厲懲處。10月31日，公布《出版修正草案》，禁止出版顛覆政府和有損中外領導人形象的言論或宣傳品。民國時期的《新華日報》、《群眾》周刊，民盟機關報《民主報》、《民主星期報》被勒令停刊，上海著名的《文匯報》、以儲安平為首的知識分子所辦《觀察》等報刊先後被查封。

曾在民盟任要職的葉篤義回憶道，在「戡亂動員令」頒布後，國民政府的宣傳機器就動員起來向民盟進攻，謾罵民盟為「奸盟」，盟員為「奸匪」，「為操縱指使之工具」。孫科在記者招待會上對民盟進行恫嚇，說「反內戰就是反政府，反政府就按處置」。民盟在重慶、西安、昆明等地的機關報紙和刊物先後在幾個月內被封閉。

10月初，國民黨以「通匪」的罪名公開殺害民盟西北總支部主任委員社斌丞，使民盟內部瀰漫「不成仁，便成義」的悲壯氣氛。

11月初，民盟被迫解散。 民盟的解散與各報刊的查封使只能以輿論抗衡的民主黨派和知識分子失去最後的陣地。適時發動輿論，希望民主黨派拋棄中間路線，與「一道走向更加光明的道路」。

知識分子回應，儲安平在《觀察》社論中說道「本來對於政府失望的，慢慢兒的對國民黨感覺絕望了。本來絕對仇視的，現在也努力了解了」。

對前途的擔憂以及對國民黨的失望，導致知識分子們1948年集體選擇中國共產黨。1949年蔣介石帶領的國民黨失敗後退守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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