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論文是擺設，還是真創新？終於有人站出來說真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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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改革，必須從國家的教育和科技主管部門開始。
作者：郭朝暉 清華大學軟體學院特聘研究員、走向智能研究院大數據首席研究員、上海前灘新興產業研究院特聘研究員
來源：光明社教育家（ID：jyjzzwx）
「要通過改革，改變以靜態評價結果給人才貼上『永久牌』標籤的做法，改變片面將論文、專利、資金數量作為人才評價標準的做法。」這段話前段時間成為了熱點，我認為就是因為它說出了多數一線科技工作者的心聲。中國要實現偉大的復興之夢，成為科技強國，科技體制必須改革。筆者就工程科技相關問題，談點心得體會。
在筆者看來，反對給人才貼上「永久牌」標籤，顯然是有所指的。
這些「標籤」，就是社會上常說的「人才帽子」。擁有這些「帽子」的人，本應是科技界的精英和楷模，但有些人的口碑卻在迅速下滑。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這些「人才」的能力往往體現在寫論文、專利、申請科研經費方面，而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卻很差。
最近這些年，這種現象越來越嚴重。對於工程科技人員來說，這種「紙上談兵」的能力是完全沒有用處的。曾經有些戴著「人才」高帽的人，利用自己的影響力誤導企業，給企業乃至行業造成了極大的損失。
而這種現象的形成，與「片面將論文、專利、資金數量作為人才評價標準」密切有關。要解決這些問題，需要對其成因進行深入的分析。
在工業技術、工程管理等領域，「實踐出真知」是永恆的真理。但是，很多科技工作者卻距離真正的實踐越來越遠。久而久之，只會在紙面上畫出不能落地的「宏圖」。
科技工作者為什麼會遠離實踐呢？
首先存在著客觀原因。
多年來，我國一直強調「產學研結合」。前些年，中國科技人才短缺，大量的科技人員集中在高校和科研院所，而企業的人才卻嚴重缺乏。
那時，科研院所的教師和科技工作者有較多的機會為企業服務。但是，隨著高等教育的發展，企業的科技人才逐漸增多，越來越多的技術問題開始靠企業自身或專業公司來解決。
與此同時，很多實踐能力強的科技人員也以加盟科技公司的形式離開高校和科研院所。
久而久之，企業只讓高校和科研院所做些外圍、次要的、探索性工作，把研究生充當「廉價勞動力」。這樣，「產學研」結合的機會其實是越來越少了。
其次，隨著技術的不斷發展，工業企業的設備、產品和工藝變得越來越複雜，分工越來越細，複雜性也越來越高。
這時，企業的核心技術向系統化、細節化兩個極端轉移。很多技術和資料都成了企業內部的秘密，根本不會向外透露。而離開實際的工業對象，很多問題在實驗室中是無法再現出來的。
於是，在很多高精尖的工業領域，教科書上的知識就會距離現代化工業越來越遠。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學者也就難以用自己的知識來指導企業了。
高校絕大多數的科技工作者都希望能夠在實踐活動中體現自己的價值。但當缺乏實踐機會、找不到施展能力的舞台時，面臨生存危機的科技界難免也要「刷存在感」。這時，他們會選擇用「論文、專利和項目經費」來體現自己的價值。筆者相信，對很多人來講，這也是無奈的選擇。
毋庸置疑，在某些場合下，論文、專利等的確可以體現科技水平，尤其是在新興前沿學科。在這些領域，很多技術的經濟前景不明朗，不確定性很大，技術成熟度不高，企業的興趣不大。這些探索性的工作不容易直接產生經濟價值，卻會為人類貢獻知識，對科技進步是有益的。
所以，政府和國際組織支持這樣的研究。國外知名高校的著名學者，往往從事這樣一些工作。
由於這些工作的不確定性大，興趣和愛好往往才是科技工作者的主要驅動力。
我們知道，引發科技工作者興趣的往往是未知的東西。要探索未知的領域，自然會與實踐相結合。這種探索一旦成功，就可以為人類貢獻新的知識。
然而，對「名利」的追求，卻讓寫論文和興趣愛好分離了。真正的科技探索不確定性很大，甚至不知道能得到什麼。
但是，很多高校和科研院所主要是用論文、專利等指標來考核的。如果考核不過關，不僅難以升職、升級，甚至連崗位都難以保住。這時，人們就不得不去尋找一些「終南捷徑」。
「終南捷徑」之一，是跟在別人的後面研究一些二手、三手的問題，乃至想像中的問題。
在工程技術領域，這些研究並非直接來自於實踐，價值就變得非常低了。很多文章甚至可以說是「無病呻吟」。問題本身的價值不大時，「解決問題的方法」自然也就沒有多大的意義。
這樣的論文為什麼能夠成為「終南捷徑」呢？這與論文評價的一個盲點有關。學術界在評價論文、專利等指標時，衡量標準往往不是問題本身的價值，而是論文中展現的技巧、複雜性和新穎性。
事實上，「問題本身的價值」是很難把握的。
我們知道，隨著科技的發展，領域分工越來越細。相同專業在不同領域工作時，都會有「隔行如隔山」的感覺。
一、評價隔行如隔山
評價時常常是跨行業、跨專業評價的，多數專家往往真的不懂。
對於發展很快的領域、創新性較強的工作，就更少有人明白。而評審的時間又往往非常緊張，根本沒有時間把項目吃透。而且，有「帽子」的人往往來自學術界，對問題本身的實際價值原本就難以把握。這種偏好會引發科技評價誤入歧途。一種典型的現象是為了展示技巧而構造問題，而不是為解決問題而使用技巧。
事實上，面對實際問題時，工程師講究的是「複雜問題簡單化」；而為了適合論文評審的口味，卻要「簡單問題複雜化」。這樣，論文的評價往往與實際的需求背道而馳。
二、評價難助長了「指標化」
越是評價難，管理部門越是想弄出些「硬指標」來「標準化」。
其中，戴「人才」帽子的人有多少、帽子有多大等，都成了重要的「硬指標」。體制內的科研經費和資源，向這些「人才」嚴重傾斜。這種傾斜，本質上形成了巨大的利益誘惑，進而導致「帽子」的爭奪白熱化。
已經擁有「帽子」的人，也擁有了越來越大的影響力和權威性。於是，有些人開始飄飄然，以為自己無所不能。有的學者70歲之前從未接觸過某個領域，而且基本上是靠論文起家，卻敢於在學術會議上對在這個領域工作了幾十年的專家們高談闊論。
久而久之，學術風氣嚴重敗壞。有些團體之間，形成了潛在的「利益共同體」。如此一來，「帽子」的重要性就比做實際工作重要多了，成了可以戴一輩子的「鐵帽子王」。
三、評價不科學導致了浮誇風
評價指標不科學、審核機制又不到位的時候，會導致大量變態的浮誇。
例如，在某些省級單位，申報「科技進步獎」的潛規則之一是效益要達到3~7億。如果這些效益是真實的，則申報項目的效益就會超過該區域的GDP增長。
再如，只提非常理想情況下的技術指標，根本不管常規條件下的指標。有些所謂的控制指標，甚至遠遠超出檢測精度。這種現象，反而導致誠實守信的人難以生存。
在一些脫離實際較為嚴重的領域，這樣的情況愈演愈烈，甚至引導學術風氣趨於病態。解決實際的工程科技問題往往要比寫一篇論文複雜得多，需要付出「十年磨一劍」的努力。
人們往往是趨利的，如果通過論文更容易名利雙收，很多人就不願意靜下來做具體的工作。
事實上，現在很多有「帽子」的專家，就是靠論文起家的。
最近，智能製造、工業大數據技術很熱。但卻有不少大牌「專家」常常信口開河、胡說八道。原因之一就是這些人原本就是靠論文起家的，嚴重缺乏實踐經驗，對工業尤其是現代工業知之甚少。讀了幾篇文獻、聽了幾次彙報就開始給人家「傳道受業解惑」了，試圖「以己之昏昏使人之昭昭」。
解決問題的思路
學術與企業需求脫離的情況在各國都會遇到。在很多國家，一個重要的解決辦法就是打開學術界與企業界的「旋轉門」：
讓企業中有經驗的科技和管理者到高校工作，讓高校教師到企業工作或者兼職。只有經過長期深入的實踐，才能真正理解現代企業的技術和管理，才能避免「紙上談兵」。
然而，這種「旋轉門」在中國基本被「卡住」了。
企業的科技工作者不適合高校的考評機制，不擅長論文的撰寫和經費的申請，而高校的教授也不擅長解決企業的實際問題。
如果讓他們轉崗，就像讓登山運動員去游泳，讓游泳運動員去爬山，雙方都很難適應。
也就是說，現行的考評機制導致「人以群分」：寫論文的越來越會寫論文，卻越來越不會幹實事。
相比之下，從事具體工作的人，卻寫不出「高檔次」的論文。
這種現象導致科技界和企業界的人士，只能停留在自己的崗位。於是，隨著工業企業的發展，理論界和工業界的鴻溝越來越大。
改變這種現象，要改變學校對教師的考核機制。然而，學校為什麼要用這些指標考核老師呢？
原因很簡單，科技和教育的主管部門就是這樣考核高校的。所以，要改變這種現象，根源還在國家的相關主管部門。
事實上，用這些指標考核高校，不僅導致了學校考核機制的變態，導致科研活動脫離實際，還導致教育偏離「教書育人」的根本宗旨。
所以，真正的改革，必須從國家的教育和科技主管部門開始。
作者簡介：工學博士，教授級高工。清華大學軟體學院特聘研究員、走向智能研究院大數據首席研究員、上海前灘新興產業研究院特聘研究員。現任上海交大等多所高校的兼職教授，為多個地方政府和企業擔任智能製造領域的顧問。原寶鋼研究院首席研究員和中國工業與應用數學學會副理事長。 | 編輯：Suga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