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文學研究的新視界」研討會暨唐代文學讀書會第一次會議綜述

唐代是中國文學的黃金時代。在過去的一個世紀中，唐代文學研究始終走在中國古典文學現代化進程的前列，取得了豐碩的成果。近年來，隨著社會文化環境的顯著變化、國內外學術思想的深刻變遷，中國唐代文學研究也面臨新的機遇和挑戰，如何進一步激發年輕學者的創造活力，開拓新的研究格局，引發學界越來越多的關注和思考。有感於此，唐代文學研究的一些中青年學者自發成立了「唐代文學讀書會」。2018年8月5日，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古代文學優勢學科、古典文獻研究室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召開了「唐代文學研究的新視界」學術研討會暨唐代文學讀書會第一次會議，來自國內多所高校和科研院所的近20位中青年學者參加了此次會議。與會學者立足各自的研究體會，探討唐代文學研究的新視界，期望在繼承傳統的基礎上，進一步煥發研究活力，迎來唐代文學研究的再出發。

會議海報，海報圖案使用日本正倉院唐代蓮花大盤和鳳凰，取意青年雛鳳和學術的純潔專註。（會議主辦方供圖）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所長、古代文學優勢學科負責人劉躍進研究員為會議致辭，中國唐代文學學會會長、復旦大學中文系陳尚君教授作主題發言及會議總結。劉躍進所長的致辭由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劉寧研究員代讀。在致辭中劉躍進所長指出，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在唐代文學研究方面基礎深厚，俞平伯、錢鍾書、吳世昌諸大家開拓於前，陳鐵民、吳庚舜、董乃斌、劉揚忠、蔣寅諸學者繼承其後。目前文學所的中青年學者對唐代文學研究亦用力頗多。青年學者是學術的未來，文學所一向關注學界前沿，關注青年學者的探索。在唐代文學繼往開來，迎接新的學術挑戰的今天，文學所古代文學優勢學科、古典文獻研究室舉辦這個研討會，希望能推動唐代文學青年學者的交流，為唐代文學的發展盡一份力。會議由劉寧研究員和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曾祥波副教授共同主持。

中國唐代文學學會會長、復旦大學中文系陳尚君教授（會議主辦方供圖）

研討會共有11位學者作了主題發言。陳尚君教授首先發言，他認為，在學術研究中，學者不應將自己僅僅定位為一個文學研究者，立場與視野應更為開闊，研究要不分文史、不分內外，站在學術史的立場來加以考量。陳尚君教授做《全唐詩補編》時，將搜集到的任何材料都視若珍寶。他認為，在唐代文獻的所有遺存中，文學只佔很小一部分。全唐文的工作促使他知道了唐代文獻的總體面貌，知道了每個學科在討論問題時提及的原始文獻的基本狀態。如今他依然在做新的文獻儲備，每篇文章都有新材料支撐。關於陳尚君教授的《皮日休陸龜蒙及其友人的佚詩》一文，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謝琰副教授談了幾個可以引申的話題。第一，晚唐五代詩歌相互之間具有高度的雷同性，會變成大家共有的一套話語資源，在當時和宋代變成「俗話說」的一部分，成為現實生活中的格言。第二，皮日休某些詩歌的命題方式，可細分為「地點+事件」和「地點+時間點」兩種類型。將皮日休詩歌的命題方式與「景」的形成結合在一起考慮，可以為理解後世「八景」的命名以及中古時期人們對於風景的看法提供一種視角。第三，從陳尚君老師輯出的佚詩中，可看出晚唐五代詩歌的特殊句法。如「松陰滿路蒼苔滑，誰道文皇負賈生」一句，在結尾用反詰句是晚唐五代詩歌的常見現象。又如「風際有香飄灼灼，雨來無力倚田田」一句，在句尾用疊字，以及用描述性的詞來指代事物本身，都包含藝術新變。第四，《松陵集》中保留了大量江南日常生活的細節，表現日常生活的技巧也極其豐富，值得學界對其做詳細探討。針對陳尚君老師《大唐王朝的第200年》一文，謝琰老師強調對李翱的評價歷來籠罩在韓愈的陰影里，學界可以對李翱的思想深度和政治見識進行更深入的研究，給予其更公允客觀的評價。

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查正賢副教授

（會議主辦方供圖）

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查正賢副教授作了《近體聲律問題的再思考》的主題發言。他提出，從永明聲律到近體聲律的歷史，是一種人為的工巧經過長期的探索發展，重新將自身納入自然天成的約束中，從而獲得永恆的生命的歷史。永明聲律作為人工創製的一套規則，通過有意調配四聲以達到音韻和諧的效果。不過，聲病規則僅由四個調值以極為有限的幾條迴避性的規定搭配而出，與豐富、多元的要求有明顯差距，同時，「和諧」效果很大程度上有因人而定的特點，並非某種僵化固定的狀態。因此他認為聲病規則所欲求的和諧效果，首先是特定詩人提倡的、與其個體感受直接相關的一種和諧類型，並非四聲類別的內在產物。同時，査老師辨別了聲病與樂的關係，並指出「以入樂之需定八病」或「依樂曲定八病」的說法都不盡確切。通觀相關的聲病文獻，可以認為聲病與樂不是直接相生的關係，是一種基於相關觀念與具體規則上的對照關係。在此基礎之上，他進一步討論了近體聲律的定型問題，認為近體聲律對永明聲病的最大改革，在於完全放棄了從韻、紐方面制定病犯的想法，成為僅利用語音的聲調來調節、規範詩歌形式的規則，僅追求一種明確的聲調抑揚的效果。近體聲律的定型並非是一個首尾完整、過程明晰的事件，所定之型也不是輪廓分明、結構穩定的靜物。它在詩人共同體中形成了大致原則，詩人各自在不同情形下不同程度地遵循這些原則，創作出來的詩歌在原則的體現上會有差異，但總體上則與古體在音聲特徵方面形成大致相對的面貌，構成唐詩中古、近體互相對峙並存的景觀。近體聲律所具有的和諧效果同樣是人為規定、由詩人共同體逐漸認可而形成的產物。清華大學中文系李飛躍副教授認為査老師此文破除許多觀念壁壘、思考問題系統深入且富有創見，尤其關於聲病轉變、五音四聲關係、字聲音律關係的辨析精到。李老師強調從自然和人工的角度去考察近體詩律的生成和演變，是對傳統觀念的重大突破。以往我們過於強調聲律興起的自然因素，而輕忽人工建構的因素。隨著這些年多位學者的探索，人們越來越多地發現從四聲八病到粘對律、從永明體到律體，並非一個順勢演變和自然生成的過程，其間充斥著斷裂、矛盾甚至各種博弈。查老師這篇論文明確提出「永明體到近體的聲律歷史，是一種人工作用的結果」，體現了明而能斷的學術穿透力和通達文史觀。

清華大學中文系李飛躍副教授

（會議主辦方供圖）

清華大學中文系李飛躍副教授作了關於詩詞曲辨體的主題發言。他認為以「唐詩宋詞元曲」為代表的辨體標準，混淆了文類的代際性與文體的規範性。他強調，尋求詩詞曲的起源，不能僅從概念本身出發，而應對詩詞曲進行文體打通，回到歷史活動的詩詞本體和藝術本位，從詩樂舞的互動過程中來探求。他進而指出，詩詞曲其實是詩歌的不同藝術形態，相互之間可以發生轉變；同時，詩詞曲也是詩歌的不同歷史形態，影響和塑造了彼此。他提出古典詩歌研究應該有一套屬於中國文學本體的概念、術語和命題，要有總體史和長時段的理論自覺。在文體打通的視角下，一些基本概念、術語將被重新界定，相關命題及史論亦應重新建構。近代以來在主義的決定論下，以線性進化觀念，按照以今例古的目的論看待詩詞曲三種文體之間在文學史上的興替，這是詩詞曲辨體研究中所存在的根本狀況，對該問題的研究帶來相當複雜的困擾有很深入的揭示與思考。李老師在這些辨析的基礎上提出，應當根據詩詞曲同源這一基本歷史事實打通詩詞曲之間的文體區分，重構文本發展的歷史，重視詩詞曲的綜合藝術特徵，將它們視為歌詩在不同藝術形態與歷史形態，辨證地地理解它們之間的形態關係，並以此三者的關係為契機，重新思考小說等其他文體的發生與特徵。這些討論立足於中國古代文學研究的學術脈絡，反思那些形成已久的傳統觀念，有宏通的學術思考，細緻入微的辨析。查正賢老師肯定了李老師的發言中關於於詩詞曲源頭都和「樂」有關這一觀點，並提出對發言中未提及或強調的唐代部分詩歌不入樂、文人創作案頭化等現象，還需要更周詳的考慮，可以做進一步分析。

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曾祥波副教授

（會議主辦方供圖）

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曾祥波副教授作《唐人別集研究應當注意「篇目編次」的溯源意義》主題發言。他提出篇目編次研究具有合法性、合目的性、可操作性三種優勢，以篇目編次為切入點發現問題，再以異文校勘、避諱闕筆等因素加以輔助，是還原唐人別集原貌和梳理版本源流的基本操作規律。他使用這種方法初步得出結論：唐人別集「詩歌部分」基本是按照時間順序或內容類別進行編次，分體編次遲至唐末五代才出現。西南交通大學人文學院羅寧教授認為，曾老師總結出的篇目編次研究法，具有一定的指導意義和可行性。此外，他對曾老師文章中經部、史部典籍不涉及編次問題的說法提出質疑。陳尚君老師對發言中唐人文集的唐本沒有存世這一基本結論提出不同意見，他指出唐集唐本存世實際上有上百種之多，以各種各樣的面貌保存了下來，如陳子昂集十卷本、駱賓王集十卷本、皎然集等都保存了唐本原貌。此外他認為，辨析所有原本及其各自流傳軌跡，是討論唐詩篇目問題的前提。由此，他建議可以對每部別集進行個案研究，進而得出更深層的結論。

復旦大學中文系唐雯研究員

（會議主辦方供圖）

復旦大學中文系唐雯研究員作了《唐代文學研究的新啟發》的主題發言。她提出，目前文學研究強調區分內外，但學界仍應繼承傅璇琮先生《唐代詩人叢考》中文史結合的研究方式，並借用四篇史學論文，詳談她所理解的文史結合。她指出，復旦大學歷史系仇鹿鳴教授《一位「貳臣」的生命史》通過新材料王伷墓誌及其他文獻，分析了整個陷偽唐臣群體在安史之亂中的境遇，和當時士大夫普遍同情「貳臣」的情緒及對忠義觀念的反思，這對讀者理解杜甫寫給王維、鄭虔的詩歌，和思考安史之亂對古文運動的實際作用都有重要意義。仇鹿鳴《五星會聚與安祿山起兵的政治宣傳》通過考釋嚴復墓誌，分析了杜甫獻賦所處的玄宗朝時代背景，這有助於讀者打破既有結論和標籤，重新認識杜甫獻賦受到賞識的真正原因。此外，北京師範大學徐暢副教授《盩庢縣尉白居易的長安城鄉生活體驗》和中山大學李丹婕副研究員《白居易筆下的元宗簡》都通過考證歷史細節來建構白居易日常生活面貌和交遊往來情況。唐雯老師強調，所謂文史結合，就是注重唐代制度和文化對唐人的影響，考證唐人具體的生活環境，使他們不再是文學研究中被抽離的作家，而是把他們還原成有血有肉的人。浙江師範大學人文學院孟國棟副教授在評議中指出，近二十年的唐代研究得益於新出石刻。從寫本到石刻，已經成為今後中古史研究的基本走勢，而文學界還沒有跳出既有研究模式的束縛。此外，史學研究者已將文學材料納入到研究視野，文學研究者也應思考如何利用史學材料和史學研究成果來推進自身的研究。孟老師還提出，與老一輩有著深厚史學修養的唐代文學研究者相比，如今年輕的碩士、博士生等唐代文學研究接班人的培養，還需在座前輩的引導。文史結合研究法在自由討論環節引起熱烈討論。劉寧老師認為，文史結合的傳統至今未斷，一直為人所尊崇。現今我們面臨著文史應該如何結合的困惑，比如清晰還原歷史細節究竟要說明什麼問題，僅呈現細節是否就已具有有意義，問題設定和歷史細節呈現之間的尺度應該如何把握等等。唐雯老師回應道，史學研究中有一個基本觀點就是復原，比如將一個儀式還原到可以切實操作的程度，或是將制度還原到具體的運行環節，這類史學研究其實搭建了文學發生的場景，如若文學界可以加以利用，有利於實現詩歌理解的立體化。陳尚君老師進而點出新史學與傳統史學的差異：傳統史學側重考察歷朝興亡和人事更替，而從中國人的生存環境、宗教信仰、日常思想、社會組織等方方面面進行全景式的展開，則是新史學追求的目標。陳老師認為，日本學者在這方面尤其出色，他們可以窮盡文獻去追逐最日常的真相。曾祥波老師認為，細緻的制度研究利弊參半，一方面制度考察可以呈現規律，許多現象遵循這些規律展開。但另一方面，僅更換作家和話題的制度研究，可能會導致研究成果的重複。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劉寧研究員

（會議主辦方供圖）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劉寧研究員作了《理解唐代文學的世界性》的主題發言。她認為，20世紀以來唐代文學的研究視角和研究方法不斷成熟，並為古典文學其他時段的研究起到示範意義，但這間接導致了各時段研究方式的同質化。受限於前人成果豐碩和可用材料有限（唐與宋元明清時段相比），年輕學生愈發畏懼以唐代文學為研究對象，既有格局下的唐代文學研究與其他時段研究的蓬勃發展相比稍顯沉悶。著眼於唐代文學的未來發展，為了使唐代文學研究繼續煥發生機與活力，她提出思考唐代社會和唐代文學的特殊性是當今學界繞不開的問題。她認為，唐代文學文化呈現出多元包容的內在結構。為了理解唐代文學的世界性，不能單純停留於對文化交流現象的觀察，要深入理解豐富的開放交流所立足的社會文化根基。比如認識唐朝社會體制的「柔性結構」，剖析唐朝「天下秩序」的獨特內涵，解讀唐朝對規範和個性的獨特追求，這都是理解唐代文化多元包容力的重要切入點。她強調，對唐代文學世界性的認識，需要世界性的眼光，加強不同文化、文明形態之間的比較，對文化多元性的複雜層面展開廣泛的分析思考；同時可以借鑒目前世界史、全球史的研究思路，反思文化中心論的局限，致力於尋找更為開闊的思考視角和更為豐富的研究方法。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的張劍研究員評價「唐代文學的世界性」的說法可以開拓研究視野，提供新的思考視角。同時稱讚這是一種有關懷的學術研究，具有人文性和當下性，能幫助我們思考今日的世界格局，思考今後中國應有怎樣的文化結構等問題。

浙江大學中文系咸曉婷副教授

（會議主辦方供圖）

浙江大學中文系咸曉婷副教授作了《唐代女性與戰爭：文學書寫、史傳批評與價值重估》的主題發言，意圖通過探討女性與戰爭在唐代的文學書寫、史傳書寫與墓誌書寫，重估女性在戰爭中以至在歷史中的價值。她總結安史亂後，詩文致力於在同情視角下描繪女性受難的單一形象，這類書寫否定了女性所具備的社會職能、忽視了女性對戰爭和歷史的價值，其書寫目的是進行政治批評與社會批判，沒有站在女性的角度來真正書寫女性。實際上，從表現女性品德個性的墓誌和記錄女性參戰事迹的史傳，都可以見出女性在戰爭中甚至歷史中確有作用。由於材料有限，咸曉婷老師坦陳這一題目並不容易寫深寫廣，比如古代女性參戰材料本就很少，而部分文獻還刻意刪減，《新唐書·列女傳》就刪除了《舊唐書·列女傳》中涉及的三位參戰女性的資料，或可在唐朝隨軍家屬制度方面做進一步拓展。此外，她認為，雖然目前唐代文學研究與前代相比稍顯沉寂，但確有進展，已進入了深、細、史的狀態，唯有提出新的研究範疇才能真正推進研究，而以往的科舉與文學、音樂與文學、禮制與文學等研究方向，其產生方式一致，稱不上是新範疇。可借鑒西方文論波浪式的發展方式，即新理論的提出不是針對前一次的理論，而是追溯源頭，將前人所有理論融會貫通後，再提出新的理論。唐雯老師對咸曉婷老師的發言做出回應，給出兩點建議。第一，史料收集可做進一步補充。因為《新唐書·列女傳》的史源仍可搜檢，一般來源於文集。第二，如果做個案研究，容易做得更為深入。比如《新唐書·楊烈婦傳》的史源是李翱的《楊烈婦傳》，而楊烈婦本人及其丈夫的墓誌都剛出土，有趣的是楊烈婦墓誌敘述平淡，而她的重要事迹都記錄在其丈夫的墓誌中。將兩篇墓誌及李翱的《楊烈婦傳》這三個文本進行對比，可能會另有收穫。而且李翱的《楊烈婦傳》與《高愍女碑》基本同時作成，結合其行卷背景，也可以進行更深入的研究。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王楠副研究員為「女性與戰爭」的主題補充了一則材料：武則天作為女性形象，治內有對後突厥默啜和契丹李萬榮等部族的戰爭，是女性與戰爭題中應有之義。她還提出，《新唐書》刪去而《舊唐書》尚存的女性事迹與中古時期婚姻禮法關係的變化有關。《舊唐書·列女傳》中女性與父家（即本家）關係更為緊密，因而家族中以母親身份來確定兒子身份與繼承。唐代中後期直至北宋年間，禮法的變遷直接反映在《新唐書》中女性形象的轉變，文獻編輯的增省即表現為家族形態轉變為以父子關係為主脈的家庭系統。

西南交通大學人文學院羅寧教授

（會議主辦方供圖）

西南交通大學人文學院羅寧教授作了《古代詩歌的文體學研究：以詞藻為例》的主題發言。他近年來關注唐宋詩歌的詞藻研究，提出可以建立詞藻意義和用法的編年史。他認為，詞藻是古代詩歌的四大要素之一，其研究有三大意義：第一，有利於準確理解詞藻及相關詩句的意義。第二，通過考察詞藻的出現、繼承和變化，可以了解不同的時代、作家、流派的風格特點。第三，可以幫助判斷作品的時代和真偽。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劉京臣副研究員認為，羅寧老師對體系和概念思考深邃。《文體、文類、書體：對三個概念術語的思考》一文，嘗試對文體、文類、書體這三個概念的意義和用法進行重新界定。「書體」概念的提出非常巧妙，是賦予古人之舊概念以新的含義。劉京臣老師指出，此次發言提出的「詞藻」概念新人耳目，但對如何區分「詞藻」與「典故」存有質疑。羅寧老師表示，「詞藻」中有相當一部分來自典故，反過來說，典故本身在詩歌中也常以詞的形式呈現出來，這些也可以叫「典故詞」。張劍老師提出，應該如何解決文獻亡佚帶來的對邏輯鏈和意義演變鏈的破壞的問題，羅寧老師認為，可能存在這種現象，但總體而言較少。相比於亡佚文獻，著名作家和作品更為關鍵，如《文選》、杜詩、韓文等，許多詞藻都直接產生於這些作品。

北京師範大學謝琰副教授

（會議主辦方供圖）

北京師範大學謝琰副教授作了《主體與形式：唐代文學研究的方法論反思》的主題發言，他針對唐代文學研究的方法論困境，重提將「文」的概念作為古典文學研究的內在理據，重新建構具有理論自覺和現代意義的「雜文學觀」。在具體研究路徑上，他有兩點新的考慮。第一，重塑思想主體，即將唐代偉大的文學家視作主動的、活躍的思想主體，構擬他們的主體意識與思想特色。第二，重視話語形式，即打破作者「說什麼」的傳統，著重研究作者「怎麼說」以及造成的效果，將研究視角從「社會生活應用於文學形式」轉換成「文學形式作為社會生活的一種內容」。咸曉婷老師在評議中對這兩點嶄新思考的表示贊同，傳統的從社會生活到文學的交叉研究是單向的，而如今我們以反向思維重新去思考文學和社會的關係，可能會生髮出一些新的問題。

浙江師範大學人文學院孟國棟副教授

（會議主辦方供圖）

浙江師範大學人文學院孟國棟副教授作《無時不在的老杜：傅山接受杜詩的三個面向》的主題發言，他提煉出清人傅山接受杜詩的三個面向：首先是文本細讀，品讀杜詩（包括詩序和詩題）以體味杜詩精髓。其次是廣泛抄錄，杜甫詩歌以不同書體、不同風貌出現在傅山筆下。再次是化用和批註，傅山有評騭杜詩的專著，既抒發閱讀的整體感受，也對杜詩做出了公允評論。孟國棟副教授指出，傅山這種從讀到抄再到批註的三位一體的接受模式，為我們研究唐詩在後世的接受、乃至如何品讀唐詩都提供了一個範本。曾祥波老師評價道，傅山是明清之際的重要文人，研究他對杜詩的接受十分有價值。而且此篇文章論述全面，可彌補此前一些零散研究的不足。但今日談起清代杜詩接受者，仍是推崇錢謙益，將傅山置於明清杜詩接受的總體脈絡中加以考察，他的接受顯得比較普通，不帶有明顯的開創性。然而，如今有八十多個傅山抄錄杜詩的真跡得以保存，這恰是傅山和杜甫聯繫更為緊密之處，他認為可圍繞這一點做進一步研究。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郜同麟副研究員

（會議主辦方供圖）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郜同麟副研究員作了《唐代文學研究中的大傳統與小傳統》的主題發言。他提出，唐代文學研究不應僅關註上層文人作品（即「大傳統」），還應對出土文獻和宗教文獻中保留的部分平民文學（即「小傳統」）給予關注。他對比敦煌書儀和傳世文人書信，分辨文人作品前有所承和獨出機杼的部分。他以李商隱的《為馬懿公郡夫人王氏黃籙齋文》為例，說明了解平民宗教文書的形式和體例，有利於準確理解文人作品。他以《孟東野集》收錄的四首《列仙文》為例，說明熟悉宗教歌詩有利於對文人作品進行辨偽。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王敏慶副研究員在評議中稱讚此文顯示了紮實的文獻功底，以及靈活的思維和開闊的研究視野。文章使用比較研究方法，不僅明確了「大傳統」和「小傳統」各自的特點，更是用三個具體實例說明了「大傳統」和「小傳統」的密切關係。唐代文學是一個整體，「小傳統」研究的缺席勢必會對「大傳統」研究產生影響。此文在第一段的內容中將崔致遠《桂苑筆耕集》的某些行文特點與其外國人的身份相對應，此種思維方式與華盛頓大學Timothy lenz的一篇研究犍陀羅語文獻的文章《昔日重現：一個來自犍陀羅的譬喻師》的研究方式非常相似，該文通過對手中的這批犍陀羅語文獻的書寫方式、修改痕迹、措辭前後的變化及各種標記符號，推斷這批犍陀羅語文獻的書寫者是一個正在學習過程中的譬喻師。這種研究方式或思維方式在拓展了研究文獻方法的同時，也提示我們在研究過程中重視對考古學、藝術史、碑銘學等相關學科知識的運用。因此，她提倡將圖像作為特殊文獻納入到文學研究的視野中。日本市川桃子的著作《蓮與荷的文化史——古典詩歌中的植物名研究》一書，在討論詩歌中的蓮花時，不僅指實物蓮花，還提到了蓮花器物，如蓮花帶、蓮花簪、芙蓉冠等。她認為，圖像在一定意義上也是文本，像詩歌中僅憑文字能提供的信息是很有限的，但結合傳世或出土文物（圖像）則能獲得更大更豐富的信息。陳尚君老師對此篇文章也提出了建議，他強調先熟悉唐代的行政運作和官僚辦事方式，分辨出李商隱文章中的程式之作，在理解其創作背景的複雜性後再與平民文學做對比，會得出更深入的理解。

會議現場（會議主辦方供圖）

會議在陳尚君教授的總結中落下帷幕。陳老師讚賞年輕學者銳意進取、創新求變的勇氣和魄力，但他強調年輕學者的心氣並不在於開拓一套體系和提出一套理論，而是保持寬闊的學術眼光和高遠的學術定位。他從自身學習經歷和唐詩研究走勢出發，對年輕學者提出了以下幾點指導建議：第一，文本閱讀是學術研究之起步，要深入理解作家、作品和時代。第二，要充分吸收前人的學術成果。第三，如果要提出新概念、新範疇、新理論、新方法，可以先找一兩個點對前人觀念進行系統整理和深入探究，比如清人的許多說法值得再商榷。第四，無論如何創新，一定不要脫離個案研究，要建立起自己的學術陣地。第五，對各個領域都保持熱情和追求，不斷對自己的學術研究形成刺激，以免固步自封。他告訴年輕學者從時代和社會、人的生活和情感等方方面面去拓寬學術研究的邊界，要相信學術空間的廣大。他鼓勵年輕學者腳踏實地、保持心氣地去做好學術，並相信我們這個時代可以出現新的學術大師。

會議研討深入，與會者坦陳當下的困惑與問題，探討未來的研究方向，共同感到在唐代文學研究繼往開來的今天，以讀書會的形式加強溝通交流，推進學術思考很有必要，期望這樣的討論不斷深化下去，切磋砥礪，開拓唐代文學研究的新格局。

原標題：唐代文學研究再出發——「唐代文學研究的新視界」研討會暨唐代文學讀書會第一次會議綜述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任編輯：劉星 排版編輯：劉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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