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 | 黃朴民：真相難覓，《趙氏孤兒》背後的歷史重構
原標題：歷史 | 黃朴民：真相難覓，《趙氏孤兒》背後的歷史重構
一
有這樣一句話：「好在歷史是由人民書寫的。」從中我們對其當時的心情和祈願，我們應該予以同情和理解。
但是，我們同時不得不講，這句斷言有些一廂情願了，有點過分樂觀了，當有所保留，不必迷信，因為縱覽數千年中國歷史給我們留下的最深刻印象，恰恰是相反，即，歷史似乎並不是由普通民眾書寫的，因為他們只有賣力氣之權，絕沒有什麼話語權。實際上，歷史更是由勝利者來書寫，或由依附於勝利者、權勢者的御用文人來書寫。他們根據自己的需要可以任意掩飾歷史、剪裁歷史、修改歷史、甚至於杜撰歷史、歪曲歷史。他們所重構的歷史，在權力的操縱下、堅挺下，成了人們所接觸到的歷史主流聲音或基調色彩。
而作為普遍失語的芸芸眾生，在歷史的事實判定與價值取向上，始終是受主流意識文化所誘導和所控制的，相信所謂「正統」史學所描述的歷史史實，認同那些占統治地位思想所提倡的歷史文化觀念，這對他們來說，是合乎邏輯、出乎自然的選擇。「一犬吠影，百犬吠聲」，用來形容歷史精英意識與大眾心態迎合的互動關係，毫無疑問是恰當而準確的。
二
歷史上膾炙人口、婦孺皆知的「趙氏孤兒」的故事，就是歷史重構戰勝歷史真實的一個典型例子，從某種意義上說，它簡直就是真實歷史遭到蓄意歪曲與重新建構之後所形成的一個「神話」。
趙氏孤兒的故事在中國歷史上流傳悠久，而以此為題材的戲曲、文學作品的渲染，更使得它不脛而走，風靡天下。甚至還進入過著名的法國啟蒙思想家伏爾泰的視野，成為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一個重要印證。近年還被葛優等人拍成電影，讓普通民眾實現歷史的穿越，夢回春秋，「重溫」了一段本來頗為陌生的晉國歷史。一句話，「趙氏孤兒」享有極高的知名度，其影響，早已不僅僅局限於歷史學家的書齋，而是堂而皇之地進入了普通民眾的文化認知領域。
「趙氏孤兒」故事內容，在一般版本中通常是這樣描述的：晉靈公武將屠岸賈僅因其與忠臣趙盾不和與嫉妒趙盾之子趙朔身為駙馬，竟殺滅趙盾家300人，僅剩遺孤趙武被程嬰所救出。屠岸賈下令殺盡全國一月至半歲的嬰兒，斬草除根，以絕後患。程嬰遂與老臣公孫杵臼上演一出「偷天換日」之計，以犧牲公孫杵臼及程嬰之子為代價，成功地保住了趙氏的最後血脈。20年後，孤兒趙武長成，程嬰繪圖告之國讎家恨，趙武終於痛報前仇。作品描寫了忠正與姦邪的矛盾衝突，熱情謳歌了為維護正義而捨己為人的高貴品質，慷慨激昂，雄渾悲壯，大義凜然，感人肺腑。
這是歷史戲劇和民間傳說中的「趙氏孤兒」，但它可不是憑空捏造、向壁虛構的產物，而是有史實為依據的，其最主要的依據，就是有「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魯迅語）之稱的《史記.趙世家》。 司馬遷《史記.趙世家》載，晉國趙氏家族於晉景公三年（前597年）慘遭滅族之禍，史稱「下宮之難」。趙氏的遺腹子趙武，在門客公孫杵臼和程嬰的保護下幸免於難，並依靠韓厥等人的幫助而復興了趙氏的基業。
《趙世家》的具體記載是這樣的：屠岸賈在晉景公時出任司寇一職，他追究當年晉靈公被趙穿所弒一案，並有意借題發揮以誅滅趙氏，「（趙）盾雖不知，猶為賊首。以臣弒君，子孫在朝，何以懲辜？請誅之。」韓厥勸說趙朔趕快逃走，趙朔沒有答應，「子必不絕趙祀，朔死不恨。」在屠岸賈的蠱惑煽動下，諸將進攻趙氏於下宮，殘殺趙朔、趙同、趙括、趙嬰齊，將趙氏滅族。史稱「下宮之難」。
趙朔的妻子（史稱趙莊姬）是晉景公的姐姐，當時已懷有趙朔的遺腹，變亂中，她倉皇奔逃到晉景公宮內躲藏。趙朔的門客公孫杵臼對趙朔友人程嬰說：「怎麼不同趙氏一起赴死？」程嬰答：「趙莊姬有遺腹，若幸而生男，我就奉他為主，助他復興趙氏；若是女孩，我再死不遲。」不久，趙莊姬生下一男。屠岸賈知道後，便帶人到宮中尋找。但空手而歸。
過後，程嬰找公孫杵臼商議：「屠岸賈不會甘心，必定會再來查找，你說該怎麼辦啊？」公孫杵臼問：「復立孤兒與慷慨赴死，哪件事更難？」程嬰答曰：「赴死容易，立孤難。」公孫杵臼便說：「趙氏先君對你不薄，還是由你來做艱難的事情，而由我來做容易的，讓我先行一步吧。」
於是二人便將別人的嬰兒帶在身邊，「衣以文葆，匿山中」。程嬰偷偷找到諸將說：「程嬰不肖，不能保全趙氏遺孤。誰能給我千金，我就告訴他孩子的藏身之處。」諸將大喜，應允了程嬰的條件並攻打公孫杵臼。公孫杵臼假意罵道：「程嬰你真是個小人啊！當日不能隨趙氏死難，還和我一起商量保護趙氏孤兒，今天卻又出賣我。縱然不能立孤，你又怎忍心出賣這孩子啊！」於是抱著孤兒仰天長嘆：「天啊天啊！趙氏孤兒何罪之有？求你們讓他活著，只殺我公孫杵臼一人吧。」諸將不應，於是殺了公孫杵臼和那個孩子，「以為趙氏孤兒良已死，皆喜」。程嬰從此背負著賣友求榮的罵名，與真的趙氏遺孤趙武隱匿於深山。
十五年後，晉景公患重病。占卜的人稱是怨死的大臣在作祟。韓厥趁機把當年下宮之難的實情告訴了晉景公，並告訴他趙氏孤兒並沒有死。晉景公便將趙武召入，藏於宮中。待諸將入宮問疾時，晉景公藉助韓厥之力脅迫諸將面見並認可趙氏孤兒趙武，諸將與程嬰、趙武一起進攻屠岸賈，夷滅其族。
屠岸賈既已遭譴伏誅，程嬰遂告白於趙武跟前：「昔日下宮之難，大家都能追隨主人死難。我不是不能死，我想的是要復立趙氏後人。現在你已長大成人，恢復了原來的地位，我要到地下報與趙盾和公孫杵臼知道。」趙武哭著叩首請求說：「趙武願意勞苦筋骨來報答您的恩德，您怎能忍心離開我去死呢！」程嬰曰：「不可以。公孫杵臼認為我能成就復興趙氏的大業，所以先我而死。現在我不報與他知，他會認為我沒有把事情辦成。」於是拔劍自刎而亡。而趙武則為程嬰「服齊衰三年，為之祭邑，春秋祠之，世世勿絕。」
《趙世家》關於趙氏孤兒一事的記敘，顯然是一場由忠奸雙方演繹的悲喜劇。其具有極強的故事性。渾不似史家的手筆，倒更像是一段可歌可泣的傳奇小說，讀來令人血脈賁張，蕩氣迴腸。後世戲劇、民間故事裡的「趙氏孤兒」內容，除了事件發生時間上由晉景公期間換成了更早的晉靈公時期，以及被殺的孩子由第三者的孩子改成了程嬰自己的孩子之外，基本上就是對《史記.趙世家》所記述內容的文學再現而已。
三
但是，就在同一部《史記》中，《晉世家》有關「趙氏孤兒」的記載就大相徑庭，截然不同，它根本不是什麼忠奸生死搏鬥的故事，而是晉國內部公室與強卿之間的一場權力博弈。沒有哪一方特別神聖高尚，能以所謂的道德情操相標榜。
相形之下，《史記.晉世家》有關「下宮之難」的記載非常簡潔：「晉景公十七年，誅趙同、趙括，族滅之。」對此，同為強宗重卿的韓厥是很不贊成的，他對晉景公談起趙衰、趙盾的功績，稱如果他們這樣的人都沒有後人祭祀，誰還願意為國家效力，「趙衰、趙盾之功豈可忘乎？奈何絕祀！」於是晉景公復立趙武為趙氏後嗣，恢復了趙氏的爵位和封邑，「乃復令趙庶子武為趙後，復與之邑。」
這裡，「趙氏孤兒」的故事情節就明顯不同於《趙世家》的記載了，一是趙氏孤兒根本沒有遭到追殺；二是既然趙武生命安全無虞，程嬰、公孫杵臼這些捨生取義、殺身成仁的英雄人物就自然無需存在並出現了；三是「下宮之難」發生的時間《史記》一書中《趙世家》與《晉世家》自相矛盾，應該說《晉世家》的記載更為可信，且與《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左傳.成公八年》的記載相一致。即，是在晉景公十七年（公元前583年），而非在晉景公三年（公元前597年），因為晉景公三年後，《左傳》、《史記.晉世家》尚有不少趙括等人參與軍政要務的記載，若是該劫難發生於晉景公三年，那之後趙括等再出場，豈不是活見鬼了。四是晉景公所誅並非趙氏全族，而僅僅有針對性地選擇了趙氏中的趙同、趙括家族，其他趙氏中的趙旃等人不受任何牽連，繼續當著他的卿大夫。
《史記.晉世家》有關「下宮之難」與「趙氏孤兒」的記載，絕非空穴來風，而是有其所本的，這個「本」，就是它的更早出處，乃是先秦原始史籍《左傳》與《國語》。換言之，即《晉世家》的敘述，與《左傳》《國語》的記載基本上相一致。
《左傳》是這樣記載「下宮之難」與「趙氏孤兒」的：趙朔之妻趙莊姬與趙朔的叔父趙嬰有姦情，「晉趙嬰通於趙莊姬」（《左傳.成公四年》）。事情敗露後，趙嬰被趙同、趙括兄弟驅逐出晉國，並客死在齊國（見《左傳.成公五年》）。趙莊姬因此而懷恨在心，在晉景公面前進諂言加以誣陷，「趙同、趙括將要作亂」。與此同時，與趙氏家族早有矛盾的欒氏、郤氏家族趁機出面為趙莊姬作證，「趙莊姬為趙嬰之亡故，譖之於晉侯，曰：原、屏（趙同、趙括）將為亂。欒、郤為征。」於是，晉國誅殺了趙同、趙括，並滅其族「六月，晉討趙同、趙括」（俱見《左傳.成公八年》，也即晉景公十七年）。
變亂髮生的當時，趙武跟著趙莊姬住在晉景公宮裡（「武從姬氏畜於公宮」），並無遭追殺的威脅。而《左傳》有關韓厥的諫諍記載，更是活靈活現，栩栩如生：「韓厥言於晉侯曰：成季之勛，宣孟之忠，而無後，為善者其懼矣！三代之令王，皆數百年而保天之祿，夫豈無辟王，賴前哲以免也。《周書》曰：不敢侮鰥寡。所以明德也！」，於是乎，晉景公「乃立武而反其田焉」（《左傳.成公八年》）。
歷史學最忌諱「孤證」，《趙世家》的敘述雖生動感人，但卻是孤證，而相形之下，《晉世家》的敘述，有更早的文獻，如《左傳》、《國語》等，能夠進行對勘與驗證，這無疑更符合歷史的邏輯與表述的要求，更值得採信。而《趙世家》卻難以贏得天下之眾的高度信任，之所以會如此，就在於《趙世家》更多是為了迎合某些人的意願而解構歷史，使歷史的本相淹沒在歷史重構的重重迷霧之中。
四
但即便是《左傳》、《國語》、《史記.晉世家》等史籍有關「下宮之難」的相對比較平直的記載，同樣也抹不去真實歷史被重新建構的諸多痕迹，同樣也伴隨著「歷史是由勝利者書寫」的詭異魅影。
《左傳》等史籍記述「下宮之難」的基調，是展示一場晉國內部公室與強卿大宗之間以及各大強卿豪門之間的傾軋與衝突，鬥爭的各方，都不是出於高尚的道德動機，而僅僅是為了排斥對手、消滅異己，攫取更大的權利。貌似比較公正，但其實則有所不然。細加體味，我們可以發現，這段歷史的敘述者，還是多少流露出其好惡愛憎的傾向性態度的。
他們的基本立場，是站在趙氏這一方的，對趙同等人遭遇滅門之禍不無抱有濃濃的同情與憐憫之心：晉景公輕易相信趙莊姬的誣告之辭，這難道不是「昏庸糊塗」？將曾對晉國發展有大貢獻的趙氏置於死地，這難道不是忘恩負義，刻薄寡恩？讓與趙氏有隙的欒氏、郤氏作偽證，給趙氏落實「莫須有」的罪名，這難道不是借刀殺人，蛇蠍歹毒？所以，表面上雖從權力之爭的視角敘述這個歷史事件，但實際上，處處蘊涵著敘述者的思想立場、價值取向，巧妙地為趙氏鳴冤叫屈，不露聲色地對晉公室加以貶損抨擊。而之所以這麼做，真實的動機，只能是從維護勝利者的立場出發而有意識地對歷史加以選擇性的重新建構。
在今天我們所能見到的所有記敘「下宮之難」的史籍中，《左傳》是「始作俑者」，換言之，它是《國語》、《史記.晉世家》敘事上的「母本」。所以，「下宮之難」事件的歷史重構之發生，窮本溯源，就必須從《左傳》說起。
據學者研究的結果，《左傳》一書在記敘春秋諸國歷史過程中，以載錄晉國的史事最為翔實，故可以做出合理的推測，晉國的國史，是《左傳》史料的主要來源。現在的問題是，構成《左傳》的晉國史料文獻是否充分可靠，是否屬於不帶任何傾向性的客觀歷史。
要說清楚這一點，我們就必須以界定《左傳》的成書年代和考察晉國政治生態的嬗變為基本前提。
關於《左傳》的成書年代，學術界眾說紛紜，莫衷一是，但崔述與楊伯峻的觀點，較為合理，值得參考。崔述《洙泗考信余錄》卷三云：「戰國之文恣橫，而《左傳》文平易簡直，頗近《論語》及《戴記》之《曲禮》、《檀弓》諸篇，絕不類戰國時文，何況於秦？襄、昭之際，文詞繁蕪，遠過文、宣以前，而定、哀間反略，率多有事無詞，哀公之末事亦不備。此必定、哀之時，紀載之書行於世者尚少故爾。然則作書之時，上距定、哀未遠。」這裡，崔述給《左傳》的成書年代大致劃定了一個範圍，「上距定、哀未遠」。
今人楊伯峻在其《春秋左傳注》的「前言」中，更進一步加以考證，得出結論：「足以推測《左傳》成書在公元前四〇三年魏斯為侯之後，周安王十三年（公元前三八九年）以前，離魯哀公末年約六十多年到八十年。」（中華書局2009年版，前言第41頁）
如果崔、楊等人的考據結論可信，那麼，說明《左傳》的成書是在「三家分晉」之後數十年，當時晉國已不復存在，它已作為一個曾有的符號永遠退出了歷史的舞台，而《左傳》對晉國歷史的描述，具有很顯然的追敘性質，而追敘則意味著歷史的重新建構有了運作的空間，意味著寫史者能根據現實的需要，可以作有選擇性的取捨。從這個意義上說，《左傳》成書於戰國初期，那麼其追述春秋歷史，是一定會打上特定的戰國初期的烙印的，同時也一定會反映出春秋歷史演變的政治奧秘。
其次，我們在考察「下宮之難」史實時，更必須注意到晉國政治生態的嬗變及其影響，必須看到趙氏宗族是晉國政治變遷中的勝利者、受益者這一點。因為這對於「下宮之難」這段歷史的重新建構，乃是其重要的動因，一個不可忽略的要素。
晉國自公元前669年晉獻公攻滅聚邑，盡殺群公子之後，公室衰微，逐漸形成了國君與異姓貴族聯合執政的基本政治格局。在這種局面下，國君與異姓貴族之間的關係非常微妙，國君主要是通過駕馭與平衡異姓貴族勢力，來操縱政局，主導統治；而異姓貴族對國君則是既依附，又對抗，同時，各個異姓宗族之間也是或結盟，或傾軋。這樣複雜的政治生態，決定了晉國君卿關係、卿大夫之間關係，不時出現激烈對抗、交鋒的場面，勢力此消彼長，動蕩此起彼落。
總的來說，晉國政治演變的基本趨勢是，君權日趨衰微，而強卿大宗的勢力則是日益膨脹，漸漸控制了晉國的軍政權力。當然，這個過程是曲折起伏的，作為國君，自然不甘心大權旁落，殊死反撲；作為大族，則既要向公室奪權，又要與其他大族死嗑。風雲變幻、潮起潮落，刀光劍影，你死我活，圍繞著公室與卿大夫之間、卿大夫相互之間的一系列矛盾，晉國曾發生了多起君臣弒殺、眾卿爭鬥的鬧劇。如晉靈公被趙穿弒殺； 晉厲公滅郤氏家族；欒氏、中行氏弒殺晉厲公等事件。而晉景公與欒、郤氏聯手發動「下宮之難」，翦滅趙氏，只不過是類似事件的又一場上演而已。而對晉景公來說，「下宮之難」亦無非是他充分利用卿大夫之間的矛盾，希望藉此來削弱各方勢力，以達到鞏固公室的目的罷了。
趙氏是晉國諸多強卿宗族中的顯赫一族，更是晉國政治權力格局裡的重要一極。從《左傳》等史籍的記載中，我們可以看到趙氏一族的對晉國政治的參與及其影響，自晉文公時代起，就一直非常深入與密切。並且，與先氏、狐氏、中行氏、郤氏、欒氏等大族旋起旋滅所不同，趙氏在晉國的政壇上長期屹立不倒、綿延不絕，可謂是與晉國的歷史相始終：晉文公時代有趙衰的身影，晉襄公、晉靈公時代有趙盾的擅權，晉景公時代有趙括、趙旃等人的張揚，晉厲公、晉平公時代有趙武的登場，晉定公時代有趙鞅的亮相，晉出公時代有趙無恤的表演，他們在晉國政壇上呼風喚雨，縱橫捭闔。中間雖然也曾發生過「下宮之難」的波折，導致趙括、趙同等人被滅族，使趙氏的政治上升勢頭一度暫時受到挫折，但不到一年，就捲土重來，死灰復燃，恢復了元氣。直到晉國末年，攻滅智氏，變「四卿共治」為趙、韓、魏「三卿主政」，乃至公元前453年「三家分晉」，其中起主導作用，實際操盤的，都是趙氏一族。
趙氏尤為厲害的，是其頭面人物大多老謀深算，高明睿智，既富有戰略智慧，能洞察時局發展之大勢，又精明強幹，具有非常傑出的行政辦事能力。趙衰的多謀善斷、趙盾的睿哲幹練固不待多言，趙文子趙武、趙簡子趙鞅、趙襄子趙無恤等人，又哪一個不是頂尖的厲害角色！他們或首創「軍功爵制」，在制度建設上做出重大的建樹；或順應時代的潮流，主動改革田賦徵發制度，在政治角逐中盡佔先機之利。終於在晉國政治演變的舞台上成為首屈一指的主角，笑到最後，成為名副其實的勝利者。在當時許多人的眼裡，趙氏一族乃是替代晉國，主宰天下的不二之選。如漢簡銀雀山《孫子兵法》佚文《吳問》中，孫子為吳王闔閭預測晉國政治的走向，就明確指出：趙氏宗族的情況，與范、中行、智、韓、魏等五家大不一樣。六卿之中，趙氏的畝制最大，以一百二十步為畹，二百四十步為畝。不僅如此，其徵收租賦向來不過分。畝大，稅輕，公家取民有度，官兵數量寡少，在上者不致過分驕奢，在下者尚可溫飽生存。苛政喪民，寬政得眾，趙氏必然興旺發達，晉國的政權最終要落入趙氏之手（原文見《銀雀山漢墓竹簡孫子兵法》上編，文物出版社，1976年，第94-95頁）。孫子的看法，應該說是代表了當時不少人的普遍共識。
五
《左傳》既然是戰國初期才正式成書，而趙氏宗族又是晉國政治權力博弈中的最後勝利者，那麼，有關趙氏宗族與晉國公室之關係的追敘中，就不能不滲入政治立場選擇的因素，站在維護勝利者利益與形象的角度，《左傳》的撰著者很自然地會在情感上向趙氏這一側傾斜，有意無意地改造甚至曲解真實的歷史，將趙氏塑造成為晉國政治舞台上的正面形象，把凡是與趙氏有矛盾、有衝突的晉國國君扭曲成負面的人物。
於是，本身在踐行為君之道問題上有缺陷者，如晉靈公，就變得更為不堪，以此，來給趙穿的弒君醜行做解脫，並將其事件的「影武者」趙盾輕輕放過；而在「下宮之難」一事中，也將品行上沒有多大瑕疵的晉景公暗示為偏聽偏信的君主，給後人精心營造了趙氏遭遇打壓清洗的錯誤印象，並把一年後趙氏之案即迅速得到平反昭雪，晉悼公時期趙氏一族新生力量的代表趙武任職主事，視為理有固宜，勢所必然，加以肯定和推崇：「四軍無闕，八卿和睦」(《左傳·襄公二年》)。通過這樣的「春秋筆法」，為勝利者趙氏抬轎子，來曲折而隱晦地證明趙氏等三家分晉，奪取晉國政權的合理性與合法性。
顯而易見，歷史由勝利者書寫，歷史的本相總是由依附於勝利者的史官所曲加改造，歷史總是按照勝利者的意志被重新建構，乃是普遍的文化現象。從這個意義上說，《左傳》將「下宮之難」這一事件以現在這種面貌呈示在後人的面前，乃是可以理解的做法。
其實，如果站在晉國公室的立場，晉景公發動「下宮之難」，也自有其合理性與必要性。換言之，晉景公翦滅趙氏勢力，加強君權，是他當時作為君主者的自然選擇。這為晉景公從事爭霸戰爭創造了必要的內部穩定條件。前已說到，趙氏集團自晉文公時期以來，一直是左右晉國政局的一股重要勢力。雖然其在晉國爭霸事業的推進過程中發揮過一定的作用，但是同時也釀成過「趙穿弒君」一類的內亂，給晉國爭霸帶來過不利的影響。從史書記載看，晉景公打圧趙氏是由來已久的，在「下宮之難」爆發前的公元前687年，中軍帥郤克去世，晉景公果斷地提拔欒書任中軍主將執掌國政，其主要目的就在於限制、削弱和打擊趙、郤兩族的勢力。而在當時諸卿中，欒書生活儉約、處事謹慎，是值得信任的一位人物，但是，趙氏一族中的趙同、趙括等人仍不知收斂，晉景公忍無可忍，終於以趙莊姬的告狀為契機，當機立斷，發動「下宮之難」。經過這一事件，趙氏勢力中衰，晉國大權轉入欒氏之手，而欒氏執政能比較謹慎從事，所以，晉景公的君權因趙氏之衰而有所加強。這恐怕更符合當時的歷史本相。
我們完全可以設想，如果當年趙氏像欒氏、中行氏、智氏等其他強卿大族在血雨腥風的晉國政冶鬥爭中遭受滅頂之災，那麼，歷史上「下宮之難」起因的敘述和性質的判定，一定會和我們今天所能見到的有所不同，不僅如此，對更早的晉靈公「被弒」事件的解讀也會截然有別，作為事發之時趙氏一族的領袖人物趙盾，他本人肯定免不了戴上「亂臣賊子」的帽子。因為，這同樣是「歷史是由勝利者書寫」這一規律作用下的邏輯歸宿。
如果說，「下宮之難」畢竟實有其事，《左傳》、《國語》、《史記·晉世家》的記載尚能較客觀地描述事件，而只是在情感傾斜上、立場選擇上從有利於趙氏的方向作考慮，以至在事件的性質判定上出現偏差的話，那麼，《史記·趙世家》有關「下宮之難」的敘述，則突破了歷史學客觀敘事的基本底線，它將一場權力爭鬥的事件，演化為一個忠奸對立、正邪較量的故事，這樣，歷史的本相就被完全掩蓋了，歷史的正義也蕩然無存了。歷史，變成了文學；真相，敷衍為杜撰；感性，取代了理性。
而在此基礎上衍生出來的戲劇與傳說「趙氏孤兒」，則走得更遠，編排得更為離譜，連事件發生的時代都由晉景公時期錯置到晉靈公時期了，被殺的趙氏人物，也由趙同、趙括等人換成了實際上「壽終正寢」的趙盾，整個故事的性質也完全成為了道德教化的範例。然而，它的能量卻千百倍於一般的史書，民眾耳濡目染、感化挹注，將這個杜撰捏造出來的故事視為春秋時期的一段信史來看待，至此，晉國國君的荒淫無道，趙氏貴族的正派可敬，忠臣義士的正氣凜然，邪不壓正的萬古不易之理，就鐵板釘釘，不可動搖了。
因此，如果說《左傳》、《國語》、《史記·晉世家》有關「下宮之難」的敘述，是反映了歷史的「近似真實」與「邏輯真實」，還是有根有據的追敘；那麼，《史記·趙世家》關於「下宮之難」的敘述，則已異化成為了歷史的「想像真實」、「藝術真實」，與歷史的本相幾無對應的關係。至於從《趙世家》「下宮之難」中演衍而來的民間傳說、戲劇故事「趙氏孤兒」，那就純粹是個「傳說」而已，是杜撰、胡編「歷史」之借殼上市，與真實的歷史毫不相涉。
但是，這個歷史重新建構的軌跡，卻也頗具有典範性的警示意義，它非常有力地證明了，歷史的本相是撲朔迷離、幽暗未彰的，歷史敘述中的真實性之反映，古往今來都受政治與權力因素的影響與制約，也受主流意識形態、倫理道德觀念、社會普遍價值取向的引領乃至誘導，我們所能看到的歷史事實，很有可能並非事實，而僅僅是一個「神話」，即一個由「歷史是由勝利者書寫」總格局下所創造的「神話」而已。
司馬遷是中國歷史上最傑出的歷史學家，同樣一個「下宮之難」的歷史事件，他在同一部《史記》中，怎麼會有兩種截然相反的敘述？
我個人以為，這種矛盾的敘述，這種常識性的漏洞與錯訛，司馬遷當然不可能沒有意識到，否則就不成其為司馬遷了。在我看來，他這麼做，乃是有意而為之，即：在《晉世家》中，他客觀地延續《左傳》的說法，以保存所謂的歷史之「真」，在《趙世家》中，他又有意識地接受「成王敗寇」背景之下趙氏崛起乃「天命所歸」的社會認同，將「下宮之難」轉型為一個充滿道德正義性的「神話」，以弘揚所謂的歷史之「善」。而他這麼操作的客觀效果，恰恰能在一定程度上，給後世人們以一種強烈的「暗示」：歷史的的確確是由勝利者書寫的，而由勝利者書寫的歷史，則往往是殘缺的，乃至於歪曲的，善良的人們，可要有所警惕，應該保持自己的獨立思考與判斷能力，始終擁有清醒的頭腦，不輕信，不盲從，從而從類似「趙氏孤兒」一類的「神話」迷惑中求得解放，實現超越。
從這個意義上講，孟子所主張的「盡信書，不如無書」（《孟子·盡心下》），永遠是一面認識歷史、理解現實的鏡子！
轉自，社科在線。
黃朴民，男，1958年生於浙江紹興市，1988年獲歷史學博士學位，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館長。代表性專著有：《春秋軍事史》、《天人合一》、《先秦兩漢兵學文化研究》、《中國文化發展史》(秦漢卷)、《孫子評傳》、《何休評傳》、《大一統：中國歷代統一戰略研究》、《道德經講解》、《孫子兵法詳解》、《黃朴民解讀論語》、《刀劍書寫的永恆：中國傳統軍事文化散論》等；曾在《歷史研究》、《中國史研究》、《文史》、《文獻》、《學術月刊》等海內外各類刊物發表學術論文二百餘篇。
觀察 | 黃朴民：春秋爭霸與中美爭鋒
【金陵讀書2018.8.29】《長樂路》與大時代變遷下的個人生活史敘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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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點: 南京 白下區 悠仙美地(新世紀店)7號包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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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序言】
談到國內的非虛構文學出版物，上海譯文出版社的「譯文紀實」系列絕對是不得不提的一套叢書。美國媒體人何偉的《尋路中國》《江城》，美國作家邁克爾·麥爾的《再會，老北京》《東北遊記》均出自這套叢書，在國內出版之後，都引發熱烈反響。
《長樂路》是「譯文紀實」系列最新一本引發熱議和關注的作品。作者史明智藉助於對上海長樂路上職業、年齡、階層各異的三戶人家長達數年時間的參與式觀察，書信、日記等第一手文獻資料的搜集，以及大量近乎日常對話般的非結構化訪談，還原了他們跟新中國的數十年發展歷程相同步的個人生活史的詳細軌跡。儘管借用了大量人類學的調查方法，但作者擺脫了那種把中國和中國人當成純粹的異域「他者」的慣有想像，而是儘可能地以同理心出發，記錄國家權力與政策的變遷，對於普通中國人生活的巨大影響與改變。一方面，他對於歷史上種種錯誤決策帶給國人永遠無法磨滅的傷痛並不迴避、如實記錄；另一方面，他在準確觀察當今中國的信仰迷失、物質中心、基層淪喪的諸多景象的同時，也如實記錄和評述了其取得的巨大的發展成就。這本佳作儘管以非虛構紀實文學的形式呈現，其價值卻並不亞於很多海外中國研究的學術論著。
金陵讀書的本次沙龍將以美國人史明智的《長樂路》一書為中心，暢談大時代變遷下普通國人個人生活史的敘寫與重構。本場沙龍也是金陵讀書今年推出的海外中國研究系列專場的第六場沙龍，歡迎各位新老書友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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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龍活動 通常地點：
悠仙美地(新世紀店)7號包間，太平南路1號新世紀廣場B座6樓（近中山東路與太平南路交匯處）；
電話:025-84651417 84651437
交通乘車：地鐵2號線 大行宮站，公交5路、25路、9路、55路等 大行宮站；
活動費用：AA制度
聯 系 人：金陵客 13813076615 江海一蓑翁 18936000967
圖書內容簡介 · · · · · ·
一家花店、一塊三明治、一份投資合同，
一座城市中的夢想。
一盒信、一個戶口、一封動遷通知，
一條街道里的中國。
長樂路長約3.2公里。
在地圖上，長樂路是一段很短的波浪線，位於上海市中心地標人民廣場的西南方。我的家在波浪線的最西端。從窗口向下望，樹葉堆成的華蓋常年都在兩層樓高處徘徊。
中國極少有這般綠樹成蔭的街道。19世紀中葉，當歐美國家瓜分這座城市、劃界而治時，法國人在租界里種下了這些梧桐。將近一個世紀後，法國人走了，樹留了下來。日本人曾轟炸並佔領過上海一段時間，但最終他們也從這座城市撤離，梧桐完好無損。隨後，共產黨來了，經歷了「文化大革命」、階級鬥爭，很多人英年早逝。這些樹依舊傲然挺立。
如今，長樂路上的餐廳、小店琳琅滿目，極具小資情調。當我漫步於人行道上，不禁想起這條路見證的那些風起雲湧。此處，一個帝國崛起、衰落、又再次崛起。唯有樹木恆立。
在長樂路上閑逛之所以讓人如此心曠神怡，還要多虧像CK這樣的人，正是他們心中懷揣的理想和情懷，支撐起這條狹窄馬路兩邊的各色小店和咖啡館。這些目光炯炯的外來者將各種夢想層層疊疊壘在一起，希望有機會在大城市裡將它們實現。
我想到在大理遇見的那些人心中的夢想，想到亨利在街對面的高樓里分享的有關中國的夢想。我想到了現下充滿意味的「中國夢」。
我想到麥琪里的老康、「陳市長」和他的妻子。他們的夢想很簡單，只想在自己家裡好好過平靜安生的日子。
我想到50年代王明一家的通信，想到60年代馮叔和傅姨建設新疆的故事。當時誰又能想到，在50年後的今天，中國人還能肆意夢想、甚至擁有追夢的手段和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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