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時期的北京書風·楊守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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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時期的北京書風·楊守敬 |【藝術品 · 人物】
文 / 鄒典飛
楊守敬像
楊守敬（1839 ——1915），字惺吾、星吾，晚號鄰蘇老人，湖北宜都人。早年受私塾教育，同治元年（1862）舉人，四年（1865）考取北京景山官學教習，十三年（1874）國史館謄錄，光緒六年（1880）出使日本，任駐日公使何如璋隨員，旅日四年。歸國後歷任黃岡縣教諭、黃州府學教諭、兩湖書院教授、勤成學堂總教長、禮部顧問官等。1914 年，任參政員參政，1915 年病故於北京。
楊守敬是中國近代著名的歷史地理學家、版本目錄學家、金石書法家、藏書家。其成就最高者應為「輿地」（即地理）之學，被學界公認為「開輿地學之新紀元」，著有《水經註疏》，編繪有《歷代輿地沿革圖》《歷代輿地沿革險要圖》《水經注圖》等。後世學者往往更為重視楊守敬的金石學成就。
行楷書七言聯
楊守敬出身商人家庭，自幼受科舉教育，四歲喪父，六歲在母親的教導下讀書，八歲時外出求學，十一歲輟讀歸家當學徒，經歷頗為坎坷曲折，但他堅持求學和自學，除八股文外，楊守敬還喜鑽研名家文章，十九歲時師從江陵朱景雲。考取舉人後屢試不第，但通過進京會試的機會，楊守敬結識了一批知名的學者，如陳喬森、潘存、鄧承修，第二次應試落地，楊守敬繼續留在北京，與學者譚獻、李慈銘、袁昶交往，據一些學者統計，稱楊守敬一生在北京居住達十六年之久，通過與京城名士的交流，為楊守敬的學術研究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居京期間，楊守敬痴迷於金石碑版，加之此時金石學發展迅速，尤其是清中期以後，金石學的發展進入了鼎盛期，而北京作為首善之區，也是金石家重要的聚集地，專門從事收藏和研究的金石學家人數劇增。楊守敬深受時風影響，他一度在北京崇文城南設館授課，課餘出入琉璃廠搜集古碑古書，對於這段經歷，他晚年追述道，「時館於崇文城南之平樂園，距琉璃廠往返約十里。每薄暮，館事畢，步而往。漏三四下，街衢之間，爝火盡熄，闃無行人，余方挾數紙踽踽而歸。或燈為風滅，則望影疾趨，不懼亦不倦。歸後猶復挑燈伸紙，摩挲數次乃寢。如是者年余，囊金館穀，為之罄盡，所謂極窮屯而不悔也」 。正是由於他早年這種刻苦求學和深度痴迷的精神，同治六年（1867），楊守敬完成自己的第一部金石學專著《激素飛清閣平碑記》，次年又寫出《激素飛清閣平帖記》，編輯出版了《楷法溯源》，以此奠定了他碑學理論家的地位。隨後楊守敬又陸續著出了《學書邇言》《寰宇貞石圖》《望堂金石集》等。
光緒六年（1880），楊守敬出使日本，這是其人生最輝煌的一段經歷。他在日本居住長達四年之久，初到日本，恰逢明治維新後舉國摒棄舊學，楊守敬因利乘便收購中國散佚在日本的古籍。由於他綜合素養精深，常年摩挲古籍金石，為有真才實學者，因此他除為駐日公使黎庶昌刊刻《古逸叢書》外，還與日本學者、書法家切磋文化和書法，「是時與日本文人往來最密切者岩谷（修）一六、日下部東作鳴鶴、岡千仞振衣」 ，還有一位松田雪珂，逐漸為日本學界所知。日下部鳴鶴在《三人的益友》（三人即日下部鳴鶴、岩谷一六、松田雪珂）中記「那是明治十三年前後的事情，一位叫楊守敬的男子，作為當時中國公使何如璋的顧問，來到日本。關於楊守敬，我們早有所聞，知道他是有名的金石學家。因此與一六、雪柯商量好，決定如果他來，就馬上去請教他的見解，當時他不懂日語，我們也不通北京話，只得全部用筆談。可是最初三人都不認為他是大學者，都看不起他，但是隨著交往增多，他在學問上的遠見卓識的確使人嘆服。尤其有幸的是，楊帶來了一萬好幾千的拓本得以飽覽的機會。這對當時的吾輩而言，實可稱為金科玉律的研究資料，至於楊為何帶來這樣多的拓本來日，及因當初在北京受何公使招聘，無暇繞道荊州鄉里收藏圖書拓本，便直接帶了行李來日，雖然麻煩，但仍將當時住北京的全部對象攜來赴任云云。有幸的是，這些都是我們根本無法見到的東西」 。日下部鳴鶴、岩谷一六、松田雪珂均為日本明治時期著名的書法家，且年齒均長於楊守敬，但三人為楊的學術所震撼，故而師事之。楊守敬亦因偶然而攜去漢、魏、隋唐碑帖拓本一萬多件，這些作品在日本書界引起震動。楊守敬到達日本之前，日本書壇還是以帖學為主流，並標榜王羲之書法，書風傾向於魏晉風流之中，雖有一些書家曾嘗試接受北碑，但均無甚建樹，直至楊守敬到達日本，通過所攜一萬多件拓本，以實物資料佐證其研究，將清代金石學研究成果帶至日本，令日本書界領略到碑派書法之魅力，因此掀起了一陣楊守敬旋風。這股旋風將清代碑學成就第一次系統地介紹到日本，對日本書界來說不啻為一場革命，直接促進了日本前衛派書風的形成，楊守敬也因此被日本書界尊為「日本現代書道之父」。當時從其學者甚眾，如日下部鳴鶴、比田井天、西川春洞、豐道春海、西川寧等。 如今日本墨田川三圍神社還存有楊守敬撰文並書丹的《秦蒙恬將軍碑》。而楊守敬在日本出售碑帖所得，亦悉數購藏日本保存的中國古籍善本，據《清史稿》記，楊守敬藏書達數十萬卷，他在日本購藏唐宋善本達數萬件之多，著成《日本訪書志》十六卷。這些書籍多「善本秘籍，不見於志者尚多」，為中國文物的迴流做出了重大貢獻。楊守敬歸國後，日本書壇仍與他保持著密切的聯繫，很多弟子一直和他保持著通信。辛亥革命後，楊守敬避難於上海，日本福岡縣水野疏梅專程赴上海拜在楊守敬門下，因此機緣，楊守敬撰寫《學書邇言》一書作為教材，直接促成了此書學名著的傳世。1915 年，楊守敬在北京去世，噩耗傳至日本，他的日本學生山本競山倡導在京都岡崎府立圖書館舉辦「追悼楊守敬遺墨資料展」和書法專題演講會。時至今日，中日兩國的書法愛好者還在以各種形式紀念楊守敬對兩國文化交流做出的貢獻。可見，楊守敬扮演了中日文化交流的使者。
行草書札
作為清末民初傑出的書法家和學者，楊守敬是繼阮元、包世臣之後的碑學理論宗師，且具有真知灼見。但不同於這些碑學前輩的是，楊守敬並未因尊碑而抑帖，而是主張碑帖融合，早年他即在《激素飛清閣平碑記序》中雲，「夫碑碣者，古人之遺骸也，集帖者影響也。精則為子孫，不精則芻靈耳。見芻靈不如見遺骸，見遺骸不如見子孫。去古已遠，求毫芒於剝蝕之餘，其可必得耶？故集帖之與碑碣，合之兩美，離之兩傷」 ，表達出了一種碑帖並重的書學態度。在書法上，他倡導因時而變，對清代書法進行了客觀地分析，並認為「國朝行草，不及明代，而篆分則超軼前代，直接漢人」 ，還高度地讚揚了清代鄧石如、楊沂孫、黃易、桂馥、陳鴻壽等人的碑學成就，於鄭板橋、金農的書法，則有「皆不受前人束縛，自辟蹊徑」 評價。但對於王澍、錢坫的一些篆書作品，他說出了「以禿毫使勻稱，非古法也」 的意見。由於常年的鑽研和實踐，使楊守敬逐漸形成了獨立的書學思想，並以此來指導其書法創作的革新。據稱康有為曾以所著《廣藝舟雙楫》問教於楊守敬，楊為其糾正訛誤數十處，連向來狂傲的康有為亦嘆佩之。
行楷書七言聯
作為清末的碑派大師，楊守敬書法亦獨具面貌，一生經曆數次變革，最初受館閣體訓練，18 歲時參加院試，因書法草率而未被錄取，自此奮發圖強，潛心書藝。他的楷書取法歐陽詢、褚遂良、顏真卿諸家，從其42 歲所書《陳開運墓誌》中可見其習顏之端倪，此書作字體醇厚典雅，極似顏真卿中年力作《多寶塔碑》。他還一度臨習隸書，取法《夏承碑》《史晨碑》諸碑，逐漸形成了古雅嚴謹、靈動蕭散的書法面貌。
行楷書札
歸國後，除潛心編著《水經註疏》外，他更為熱衷於書法創作，從其53 歲所書的《文敬朱先生墓志銘》中可見，他的楷書已相當成熟，字體取勢六朝，但融入了唐楷歐字之結體，顏書之用筆，褚體之風韻。行書則取諸家之所長，強調布局，用墨濃淡適宜，筆法方圓均備，兼采清鄧石如筆意，將秦漢篆隸精華孕育其中。他在臨習《天發神讖碑》時，曾寫下了「至此碑創造筆法，奇而不詭於正，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可為命世豪傑」的碑評。此時期，楊守敬書風特點鮮明，碑帖兼融，並以其深厚的唐楷根基，化碑版於無形，初具「楊體」風貌。
隸書七言聯
晚年，楊守敬書風完成了最後之轉型，他將漢隸《夏承碑》之古趣、《史晨碑》之嚴謹及《禮器碑》之勁挺相交匯，摻入溫潤流暢之帖學筆法，使其書風卓茂而險峻，生動而雄肆，流暢而自然，形成其具有時代特徵之「楊體」書風，這種風格以行書為基調，在堅實的唐楷之基上，加入篆隸用筆，時時顯現出金石之剛勁，正如學者馬宗霍所說的「惺吾宗法信本（歐陽詢），行書略帶縱筆」，這種「縱筆」乃常年積累和體會所致，並非一味強調側鋒，其書作中還偶加枯筆，通過巧妙的安排，尤顯得老辣縱橫，極具個人魅力。他的弟子熊會貞對其師書法有「書法古茂，直逼漢魏，天下無雙，一時名人莫不推重」之評價。
對楊守敬書法之成就，後世亦褒貶不一。有些書家認為楊守敬書法格調不高，略存江湖習氣，這可能源於其早年侵淫帖學家張照書法較深之故。但客觀地講，作為同時期的碑學家，楊守敬與康有為在書法表現形式上極為近似，均以行草表達碑版之剝蝕、蒼茫，但楊書少了康書那些那種狂野縱橫之變法者氣魄，因此在氣勢上要略遜其一籌。總之，楊守敬在書學上的貢獻不容忽視，特別是其卓絕之書論。其中多有發人深思之妙語，譬如在解答關於如何習書的問題上，他引用前人所說之三要（即要天分、要多見、要多寫）外，並增其二要「一要品高，品高則下筆妍雅，不落塵俗；一要學富，胸羅萬有，書卷之氣，自然溢於行間，古之大家，莫不備此，斷未有胸無點墨而能超軼等倫者也」。此見解不僅抓住了書法藝術的本質，還發揮了自身的創新思維，為後世習書者提供了寶貴的經驗。
（本文作者為北京書法家協會會員、京派書法研究會副會長）
（節選自《藝術品》2018-07 總第7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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