滴滴，還有幾根稻草才能把你壓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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滴滴順風車可以順人，同理也可以順「貨」。市界發現，兩年內，毒販利用滴滴順風車運毒、販毒的案件達24件。滴滴順風車原罪頻繁出現，暴露了其作為平台監管的滯後性。

滴滴不順風。

8月24日，浙江溫州樂清市女孩乘坐滴滴順風車過程中，遭司機姦殺。距離吉祥航空21歲空姐在鄭州搭順風車被司機殺害，才過去三個月，本次事故發生之前滴滴還推出過「史上力度最大的整改」。

滴滴順風車的安全問題再次備受質疑。

乘客遭性侵、殺害之外，滴滴順風車還成為毒販的幫凶，淪為毒販的運毒、販毒「工具」。據市界（ID：newsseeker）不完全統計，毒販利用滴滴順風車運毒、販毒的案件兩年內已達到24件。

作為全球估值最高的三大共享經濟平台，滴滴、Uber、Airbnb都遇到相似的公共安全事件，這顯然並非單純的運營管理上的漏洞，理性分析，共享經濟模式下的「失控」或許才是其背後問題暴露的本因。

事間沒有什麼偶然，有的只是必然

2017年是共享經濟的巔峰，也是其泡沫破滅的起點。

在共享浪潮之下，快速崛起的共享單車、共享汽車、共享充電寶等，均快速覆滅。

據電子商務研究中心監測數據顯示，2017年共享單車融資逾258億元。結合2018年摩拜與OFO的賣身，該行業總計消耗資金超600億元。但摩拜與OFO的「覆滅」已成定局，創始人團隊悉數出局，現已成為巨頭們純流量的平台。

另外一個奇怪的風口是共享充電寶。這個不知為何興起的行業竟在2017年實現20億的行業融資額，然後迅速撲街。除了坑害投資人的錢財，實際為社會增加的真實財富幾乎為0。

電子商務研究中心在《2017年度中國共享經濟發展報告》披露，全年共有190家共享經濟平台獲得1160億元投資。分析師陳禮騰認為，共享經濟行業存在三大痛點：一、行業同質化嚴重；二、商業模式不清晰；三、資源掌控能力不足。

這正是滴滴們遇到的最大的問題，商業模式的創新本質上未能解決發展過程中遇見的問題。

作為全球估值最高的三家公司，滴滴與Uber、Airbnb，首先通過資本和補貼完成了對同質化競爭的勝利；其次，利用「輕平台」模式來解決商業模式上的盈利困境，並以此將資源掌控力不足的風險和成本向外部轉移，並最終構成「失控」。

撇去資本的碾壓和併購，談一談輕資產的平台模式下顯著存在的風險隱患。

首先，輕模式的背後，是高昂穩定的費用提取。以滴滴為例，儘管公開數據未曾披露，但滴滴司機反饋，每一單滴滴抽取的服務費在23%-24%之間。而據最新的Uber郵件披露，根據不同地區的法規限定，其對司機端的抽成在25%~27.5%之間。Airbnb向客人收取5%~15%的服務費，向房東抽取3%~5%的手續費。基於費用比例的固定，平台公司天然有擴張傾向，越多的交易訂單意味著更多的收入和利潤。

其次，輕模式的背後，是快速擴張的低門檻。為了在供給側形成海量優質的供應，無論是滴滴、Uber還是Airbnb，對於供給的審核低於一般的行業標準。例如安全審核。除了迅速帶來規模效應，這也在根本上埋下了其對資源掌控能力的不足。

最後，輕模式的背後，是資本擠壓形成的事實性壟斷。以滴滴為例，根據CNIT數據，在合併快的和優步中國後，其在出行市場的份額達到了90%。漲價隨之而來。並且伴隨著競爭的減少，其對用戶的關注和回饋顯著下降，用戶體驗變得糟糕。

總結而言，共享平台的「失控」是該種模式下的必然因素。基於費用提取的傾向，其存在盲目擴張的動因，進而導致審核標準下降，供給端魚龍混雜的現象異常明顯。盲目擴張過後，人員管理上的掌控力不足，最終促使安全事件頻發——一個鮮明的對比是，神州專車和滴滴專車在安全事件上，明顯優於滴滴的拼車業務。

本輪全球共享經濟模式創新折射的問題一共有兩個。

一個屬於監管。 一個屬於創新。

監管如何從嚴從重？壟斷如何真實審核？事前事中事後的三段式管理如何有效進行？

從海外的情況來看，監管和合規性上的標準，一直在監管部門和相關公司的討論與辯訴之間平衡。司法部與Uber多次對壘公堂，使得Uber賠償並對於「最安全」的宣傳修正是一例。在遭遇相關的訴訟案件時，高額的懲罰成本是一例——與兩名性侵被害案件受害人達成和解的費用高達2850萬美元。在國內，對於滴滴的監管主要停留在業務下線、監管約談等表面，實質上業務的運行監管並未發生質的改變。

針對真實性的審核，儘管在鄭州空姐一案後滴滴強調對司機進行身份審查，但依然未能阻止溫州慘案的發生。本質原因還在於其客服外包造成的反饋機制失靈，對於用戶提供的司機信息未進行詳細切實的審核——據傳在第一位受害人向滴滴反饋後，「滴滴客服」僅僅是電話問詢了犯罪嫌疑人，並且未進行後續的追蹤審查。

從三個月內的兩起受害案件看，滴滴整個體系對於事前（司機的真實身份與背景審查）、事中（用戶的投訴處理及反饋）和事後（事件發生後與公安等部門的配合情況）均出現了漏洞。

外部力量的缺位，很難相信內部的改革會出現。正如全文第一段所說，由於司機端的大量流失，滴滴在三個月之後就對用戶信息的保護出現了放鬆。

因此，外部力量的缺位必須及時補充，強監管對於共享行業而言已是箭在弦上。

至於共享模式的創新，主要體現在對於法規、牌照、准入門檻等隱形的衝擊。例如拼車業務的非法運營、共享房屋業務的稅收問題等。資本、人才、資源痴迷於快速變現的模式創新，始終圍繞著現有的人事物進行不同角度的利益切割和交換，而非尋求增量。底層基礎科技創新的缺失，歸根到底，是資本對於利潤過度追求導致的惡之花綻放。

馬克思曾經在《資本論》中援引英國政論家托馬斯·約瑟夫·登寧在《工聯與罷工》一文中的著名言論：「如果有10%的利潤,它就保證到處被使用；有20%的利潤,它就活躍起來；有50%的利潤,它就鋌而走險；為了100%的利潤,它就敢踐踏一切人間法律；有300%的利潤,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絞首的危險。」（第一卷，第二十四章，第六節末尾）

共享平台不應成法外之地。利潤與成本和職責的不匹配，必將積累長期的行業風險。在強監管來臨的態勢之下，整個共享經濟的估值模型和業務設想都將進行重估。

唯有在資本最關心的層面予以其重擊，整個平台或許才會迎來真正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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