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攝影作品作為專輯封面的那些經典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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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現實生活中，對於攝影作品的再利用可謂是隨處可見，最常見的就是一些書籍的封面；

而隨著時代的進步，攝影作品也會經常出現在一些時尚廣告里；

但最常見的重複利用，當屬音樂人的專輯封面。

攝影師與音樂人聯手已經不是一件新鮮事，可是奇怪的是，當攝影作品被印在專輯封面上時，我們好像就不能輕易地認出他們了。

所以，本期仕界，我們就來聊一聊那些將攝影作品作為專輯封面的經典唱片，這些封面你或許在展覽上見過他們，不知被作為專輯封面，你還能不能一眼就認出它們。

Brand New

《The Devil and God Are Raging Inside Me》

▲Brand New《The Devil and God Are Raging Inside Me》唱片封面，2006年

這是Brand New進入著名廠牌Interscope Records發行的首張主流廠牌專輯，樂隊的第三張專輯，至今仍被認為是最出色的一張，也是emo時代的重要標誌。

Brand New一貫的流行朋克風格在《The Devil and God Are Raging Inside Me》中被拓展到了全新的領域，對神學、死亡和抑鬱的沉思。

專輯的標題取自於Brand New主唱Jesse Lacey 與患有精神分裂的著名音樂創作人 Daniel Johnston之間的對話。封面則是 Nicolas Prior 於2003年拍攝的攝影作品。

專輯封面是Nicolas Prior的Age of Man 系列作品之一。

作品的靈感源自於弗洛伊德對怪異行為的闡釋，以及「成年人無法以孩子的眼光回顧童年，因此造就了成人和孩子之間神秘。難以跨越的鴻溝」這一理論。

Father Father

《We Are All So Very Happy》

▲Father Father《We Are All So Very Happy》唱片封面，1991年

關於這張專輯，能查到的資料並不多。

1991年由瑞典廠牌Metronome發行，從波特蘭音樂網站Discogs上看，《We Are All So Very Happy》是一次 hip-hop嘗試，並受到了 soul、funk 和 R&B 的影響。

專輯的封面是Bruce Davidson於1965年在塞爾瑪遊行期間拍攝的。

Bruce Davidson紀錄下了當時人民抗議的情景，參與人員在三天之內從300人增加到了將近25000人，由 Martin Luther King Jr.帶領。

人們為爭取黑人選舉權而示威遊行，這也直接影響了民權法案關鍵文件《選舉法案》的通過。

不知道Father Father為什麼用了這張照片，不過也許與某一段歌詞有關。

單曲於1990年發行，當時南非人民正在努力抗爭終結種族隔離制度。

Sigur Rós

《Mee sue í eyrum vie spilum endalaust》

▲Sigur Rós《Mee sue í eyrum vie spilum endalaust》專輯封面，2008年

Sigur Rós 原本委任丹麥、冰島藝術家Olafur Eliasson 為其2008年發行的第五張唱片設計封面，但樂隊並不喜歡Eliasson的設計方案，最終採用了美國攝影師Ryan McGinley 的一幅照片作為專輯的封面。

2008年4月3日，McGinley曾在Team Gallery舉辦了名為《I Know Where the Summer Goes》的個人展。

展覽開幕時，攝於2007年的《Highway》被用作宣傳照，也出現在了Sigur Rós樂隊主唱 Jónsi 的收件箱。

當時樂隊正在考慮如何給新歌最佳的視覺展現，於是就選中了這張照片作為專輯封面。

McGinley曾與Sigur Rós有過合作，並在2012年再度聯手製作音樂視頻。

George Michael

《Listen Without Prejudice Vol 1.》

▲George Michael《Listen Without Prejudice Vol 1.》唱片封面，1990年

作為已故流行歌手George Michael的第二張個人專輯，雖然採用了不插電樂器加上bossa nova的風格，但並沒有讓音樂評論和美國本土消費者買賬。

專輯封面截取了一部分Weegee在1940年於科尼島拍攝的照片。

這位烏克蘭攝影師如今被看作最具影響力紐約街頭攝影師之一。

寫實的快照還原了紐約下東區的生活和犯罪，專輯《Listen Without Prejudice》將照片原圖背景中的摩天輪和棧道去掉，只留下了一幅人們密集分布在沙灘上，開心地曬太陽的畫面。

Antony and the Johnsons

《I Am a Bird Now》

▲Antony and the Johnsons《I Am a Bird Now》專輯封面，2005年

《I Am a Bird Now》是 Antony and the Johnsons（Anohni 的前衛流行項目）的第二張專輯，2005年水星獎得主。

專輯中的合作者可謂眾星雲集，其中不乏 Rufus Wainwright、Devendra Banhart、Lou Reed 和 Boy George 等人。

專輯封面是 Peter Hujar 最著名的肖像作品之一：讓人既感動又痛心的Candy Darling 臨終卧床照片。

2007年Anohni寫了一篇悼詞懷念Hujar（他1987年死於艾滋病併發症，作品近十年才獲得遲來的好評）。

「他以局內人的角度拍攝那些局外人。極度的孤立、親密的情感，這些都是 Hujar 和他的拍攝對象們共有的，更在肖像照片中得到了升華。」

Pitchfork評論這張專輯的封面是「縹緲頌歌的完美陪襯，讓人隨著黑白光影一同起伏嘆息。」

SNFU

《And No One Else Wanted to Play》

▲SNFU《And No One Else Wanted to Play》專輯封面，1985年

當年，加拿大硬核朋克樂隊SNFU差點因為曾在1985年發行的首張專輯中，未經許可使用了Diane Arbus攝於1962年的作品《Child with Toy Hand Grenade in Central Park》而陷入麻煩。

一位樂隊成員在2005年回憶道，「我們太天真了。我們在圖書館看到那張照片，就直接使用了。Jello和我們說Crucifux差點被起訴。Sex Gang Children也想用 Arbus 的作品但被告知行不通。所以我們做了些調整。挺粗心的。」

所謂的「調整」，一開始是指找個藝術家把 Arbus 的照片畫下來，但是由於插畫太像原圖，為了避免另一場官司，他們又想了第三套方案。

第四版和最終封面是一幅聖誕屠殺的插畫，一個大象頭的小孩穿著和Arbus《Child with Toy》中相似的水手短褲站在背景中。

將經典的攝影作品作為專輯封面，其實是一個非常巧妙的做法，

當樂迷還沒有聽到專輯的內容時，一張符合專輯氣質的專輯封面足以吸引很多人；

而一張高質量的專輯，也能襯托出專輯封面的另一種美。

二者無形中互相提高了各自的審美意義，所謂「好馬配好鞍」正是這個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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