龔曙光：我是商人，但也能成為好作家
《日子瘋長》發布會。
在各種意義上，龔曙光是個成功的企業家。
他是中文系科班出身，用他自己的話叫「受過嚴格的文學訓練」，他也有過高校、文聯的工作經歷，一直與文字打交道。但在上世紀90年代末，他開始棄文經商，先是創辦了《瀟湘晨報》，後又當上了中南出版傳媒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掌舵人。2012年，他獲得了CCTV第十二屆中國經濟年度人物。
現在他又出書了。不是那種成功學或者「商業密碼」之類的，而是一本地地道道的文學作品。
龔曙光
談起寫作緣由，他說是偶然拿起了一本魯迅先生的手稿，就想到以前的作家都是拿毛筆寫字，慢下筆、謹作文，現代人則唯恐打字不快，無聊。所以他也拿毛筆寫，開始時是抄文章，後來說不如自己寫，於是故鄉、親友這些「生命里最底色的東西」就浮現出來了，也就成為了現在這本《日子瘋長》。
在上海書展期間，《日子瘋長》發布會來的人不少，不誇張地說有點火爆：友誼會堂空間不算小，但還是有不少讀者、觀眾只能站在過道上。龔曙光說他當然知道這是韓少功、蘇童為他「站台」的原因，但他也有些自信地說，「讀者翻開這本書，不會說這本書對他一點兒吸引力都沒有。」
韓少功
克制地書寫小人物的命運
韓少功和龔曙光是同學、同鄉，但他說這些年並無太多交往，所以當龔曙光把書稿大樣拿給他看時，他有些詫異：你這個年度經濟人物的書不是該給經濟學人看嗎？但是讀完之後，他又驚訝又驚喜，「然後就特別感動。」
「第一個是他那種悲憫的情懷，對小人物、卑微生命的關切和同情在字裡行間，讓我特別動容。」韓少功甚至將這種關切和同情，與自普希金開始的「人民性」相接續。「從普希金開始，俄國文學，甚至包括他們的音樂、美術，對人民、對土地的關注，是20世紀對中國文學影響最大的元素。所以在龔曙光這裡，他悲憫的情懷繼承了這樣的傳統。」
然後他還覺得，《日子瘋長》里的人物塑造很成功。在韓少功看來，名頭很大的作家真沒幾個把自己的姥姥寫好的，甚至這些作家的小說也沒有幾個能讓人記得住的人物。「龔曙光這書雖然是散文，但是人物很鮮活，栩栩如生。」他認為，龔曙光對這些人物有情感的衝動，而又能剋制地輸出，「以專業作家標準來看，都是讓人很吃驚的。」
蘇童不太寫散文，也從很小就離開了鄉村，但他在讀《日子瘋長》時，竟也讀出了「感同身受」，他覺得這是特別驚喜的閱讀體驗。在蘇童看來，龔曙光在寫人物的時候，保持了一個很好的狀態：「他特別鬆弛，所以某一個驚人的聲音來到他腦子裡時，他能忠實地依照記憶不加理性推導，不加太多泛濫的感性修飾把它寫出來。」
之所以能寫好人物，在蘇童看來，因為這是龔曙光豐滿的、真實的人生體驗，不是編的。「我們為什麼寫不好人物？是因為你記憶里的那個人物是不豐滿的、扁平的、抽象的，儘管你有很大的技巧，但是你無法把一個空洞無趣的人變得有趣。」所以，「從這個意義來說，特別豐富的記憶才會導致特別豐滿的文字，帶來豐滿的形象，就像《日子瘋長》里的財先生和大姑。」
蘇童
故鄉並不一定成為文學的「故鄉」
《日子瘋長》的母題之一是故鄉和正在逝去的鄉土。實際上，在一個快銷時代，「緩慢」正愈發成為稀缺資源，也逐漸受到市場的青睞，比如木心的《從前慢》、董玉芳作詞被李健唱紅的《父親的散文詩》，都是在這一背景下被召喚出來的。
在蘇童看來，一個作家無論怎麼折騰，寫來寫去終究會寫到童年。「童年在什麼地方，在什麼時候？就在故鄉。你在剛剛開始寫的時候，就是以故鄉為依託，故鄉的人與事幾乎就是你全部的寫作資源。」
韓少功將故鄉視為一種對初心的回望，「回望我們的童年、親人，回望生命最開始的那個地方給我們的生命留下的最初的、美好的、純真的印象。這裡的故鄉，其實是心靈的故鄉。」
但在今天，用蘇童的話講，是「我們對故鄉的看法正在分解」。他認為，未來故鄉這個詞的詞義也可能會發生某種飄移。比如，對於今天京上廣深的人，一說起「故鄉」來就會有一種遙遠的感覺。
龔曙光的故鄉能夠成為他的寫作對象，在他看來，是一種幸運。
「每個人小時候生活的地方都是擺脫不掉的。」但龔曙光不認為，地理上的故鄉就一定會成為文學上的故鄉。
「少功是長沙人，他寫長沙很少，寫汨羅很多，汨羅是他下鄉的地方，離長沙還有一兩百公里，證明少功先生長大的長沙那條街，並沒有完全成為他文學的故鄉，而汨羅成為他文學的故鄉。所以，兩個『故鄉』未必是可以恰好重疊的。魯迅先生、沈從文先生，他們的故鄉和文學故鄉是重疊的，我基本也重疊了，這是一種幸運。」龔曙光說道。
但他並不認為，故鄉將支撐起他所有的文學創作。「可能它只是我文學的支點或者我生命的支點，就像我的臍帶一樣，把它剪斷，我就得不到血液；但只要它不斷，我也沒必要在這片茶田裡繼續采二遍茶、三遍茶，還有更大的世界等著我去書寫。」
「確實寫得好，先看看再說」
湖湘自古斯文鼎盛，也出草莽英雄，既有沈從文、丁玲，也有曾國藩、左宗棠，所以在龔曙光身上也兼具了野與文的兩面。他的文在他的書里，而野——坦率無忌——則在發布會和訪談中充分顯露。
人問他為什麼要出書，他說「問得直通人心，你拿這個東西到處『炒作』是幹什麼」。人人都忌諱的「炒作」二字，就這樣說了出來。而當澎湃新聞記者問他，想沒想到發布會來這麼多人時，他又出乎記者意料地說出了韓少功、蘇童「站台」的原因。
實際上為避免「站台」感，韓少功一上來就說雖有因緣，但交集不多；蘇童也是先與龔曙光拉開距離，「龔曙光先生是我的新朋友，以前並不是太熟悉」，以顯露自己的客觀性。
但龔曙光似乎渾不在意這些。
他似乎也不在乎別人拿他的商人身份說事，因為不可避免。「我不可能讓所有的人說我不是商人，我是作家；我是不是商人，跟我是不是一個作家沒有關係。」
「我就是一個商人，我還是一個作家。」
他覺得，唯一的辦法就是有人讀了去推薦，口耳相傳。韓少功、蘇童的經歷也正好印證了這點。
和大部分人一樣，蘇童在閱讀之前，對這本書的想像是「比較成熟的『老幹部體。但是幾個可信的朋友一致跟他說，看後會有驚喜。「我很驚喜的是這個『驚喜』來到了。」
韓少功讀完書稿立刻就發了一條信息，給龔曙光「點贊」。後來有人說，龔曙光不就是中南傳媒的老總嗎？這種做生意的、當官的人也能寫東西嗎？韓少功說，文章確實寫得好，你們先看看再說。
【對話】
澎湃新聞：從商業跨越到文學，是對文學抱有夢想嗎？
龔曙光：我們那個時代的人都有這個夢，我肯定也有這個夢。如果沒有這個夢，我就不報中文系了。
澎湃新聞：所以此前和文學界的距離是怎樣的？
龔曙光：（從商）二十多年，我基本不跟文學界打交道。（韓）少功、張煒那麼好的朋友，交道都不多。
澎湃新聞：你也做圖書出版，他們的書你讀過嗎？
龔曙光：我在那個時候也不讀。
澎湃新聞：在沒有讀你這本書之前，說實話，因為你從商的經歷十分成功，商人的身份過於顯眼，心中難免犯嘀咕。所以你如何把這種印象剝離掉，讓大家關注到書的內容上去？
龔曙光：沒有辦法剝離。第一我不可能讓所有的人說我不是商人，我是作家；第二，我是不是商人，跟我是不是一個作家沒有關係。我就是一個商人，我還是一個作家。核心問題作為讀者來講，他關注的不是「你是不是一個好商人」，而是你是不是一個好作家。
如果有人讀了去推薦，它就會口耳相傳，很多好作家的作品不是都在書堆里沒人看嗎？你不能說現在流行的就是現在寫得最好的書，但肯定還有一大批是被埋沒了的書，這種埋沒很惋惜，但也是很無奈的事。所以埋沒不埋沒，我實在不好講，但它肯定不是這個時代最好的書。作為我個人來講，我不希望它被埋沒。
澎湃新聞：一般來講，寫和自己距離特別近的親人，情感容易溢出去，但能看到你非常克制，這是不是跟你對文字的態度有關係？
龔曙光：上乘的文字就是節制，這是我對文字的基本認同。泛濫的文字也有他的好，讀者可能很喜歡，但是我不喜歡。我是受過文學專業訓練的人，我對文字的要求高過一般讀者的要求。
第二，一個作家「話說七分」為好，為什麼我會喜歡這樣的東西？因為我自己讀書是不看結論的。我讀書是營造一個讀書的環境，讓我的思維能夠進入思考狀態，但是我往往從這個書就移出去了，由讀書創造的這個思考環境，會引發我對相關和不相關問題的思考，所以對書的具體結論我是不關注的，或者說不是首先關注的。
《日子瘋長》不管是從情感上還是從社會審美上，我是不給結論的。整個這個書只有關於鄉土的那些篇章我略微有點兒議論，其他是沒有議論、沒有抒情的，我就是要通過我的故事，通過我的語言審美所搭構的這樣一種情感讓讀者去體驗，讓你自己去得出一個結論。
所以在這點上，我的寫作更像中國傳統的寫作。我說我是「一個人的文藝復興」，我說經由五四、上達唐宋。大家可能認為這句話很大，但你自己想想我所用語言要達到的東西。比如《捕蛇者說》，它沒給你什麼結論，但給你的東西又多麼博大。從這個角度講，我的節制是因為我要把空間留給別人，我用70%的文字和故事，搭建這麼一個空間，把30%的結論留給讀者。
澎湃新聞：那讀者和評論界這兩方面您更希望得到哪方面的認可？
龔曙光：當然從一個作家的角度來講，首先肯定是希望有人讀他的書，但是對我來講，但我最關注的是專業界對我的評價，這是我的身份所決定的。但是論文學，我能不能達到一個專業作家的高度，這是我所關注的。
至於讀者喜不喜歡，第一我有信心，第二我也沒有想讓所有讀者都喜歡。既然你不想搞暢銷文學，你就別想要那份榮光。少功他每次都會特彆強調「我講的是真話」，這是對一個作家來講很難得的，它確實是一份驚喜。這個社會「老乾體」的東西太多了，他們就會有一種警惕。
澎湃新聞：發布會現場非常火爆，之前有預料到嗎？
龔曙光：火爆有兩個原因，第一是少功和蘇童兩個人站台，這個我還是明白的，在上海我沒有那麼大的號召力。第二是我認為只要讀者，他翻開這本書，不會說這本書對他一點兒吸引力都沒有。
澎湃新聞：早前木心的（《從前慢》、李健唱的《父親的散文詩》，能夠火起來，被認為是快銷時代對緩慢生活的呼喚，你寫這本書有沒有這方面的考慮？
龔曙光：我一直覺得20世紀是一個太快的世紀，對人這個物種而言，造成了很多災難性的後果，這是我們今天面臨的危機。在這種情況下，我認為鄉土的東西更具人性，所以我會在審美上偏向於關注卑微的生靈，我認為鄉土最終的消失就是人類的消失。
第二個想法，其實人類的親情在變得愈來愈單調，愈來愈功利，愈來愈成為我們不可依託的一份情感。為什麼我這書裡面有這麼多親人？除了父母之外，其他人跟我的利益關係都不大，但我為什麼覺得他們值得紀念？因為他們的基本情感方式是這個社會所稀缺的。
確實我這個書里提供的東西是當下散文界里比較少的。當然當代散文界里也有好的，比如李修文的《山河袈裟》我就很喜歡。但是他們的不錯，替代不了我自己對散文的認識和表達。
至於說這個社會需不需要我這一類，這肯定不是我說了算，這是讀者說了算。但是從我目前反饋的情況來看，大家還是很願意看的，讀者和專業界的評價中，正面評價超過了我的預期。我本來估計總會有人質疑，你生意做得好，文學也能寫好嗎？我認為會有這一類表達，但是目前來講我沒有聽到。
澎湃新聞： 那除了用文字去回憶、記錄鄉土，你自己有沒有身體力行想要回到鄉土去做一些事情的？之前有很多這種類似的計劃，比如碧山書局。
龔曙光：當然你做一個書院可能也有點兒用，但不是做個書院就能解決的問題。因為現在文化人所做的鄉土，就是符號化，很讓人受不了。其實文化人在這個方面能做的事情，應該還是為人們樹立一種審美的取向。
（澎湃新聞 徐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