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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學榮:汪精衛為什麼走錯路

原標題:馮學榮:汪精衛為什麼走錯路


汪精衛是個負面人物。但是,他的負面不在於人品,而在於對局勢的誤判。換句話說,汪精衛這個人並不壞,但他確實走錯了路。


如果將汪精衛解釋成一個貪生怕死、甘心為奴的懦夫,則無法解釋其青年時期刺殺滿清攝政王時「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的豪壯,所以如果那樣去理解汪精衛,則與汪精衛顯然不在一個維度。


事實上在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之後,汪精衛強烈主張對日抗戰。東北淪陷之後,汪精衛飛到北平,勸說張學良出兵抗日,但是張學良拒絕了汪精衛,張學良的理由是:你要我犧牲我將士的生命、去成全你們這些南京政客的愛國名聲?我不幹。


圖:汪精衛


在重慶陪都時期,汪精衛呆在重慶是最安全的,最不濟到了亡國之際,汪精衛有法國關係,撤到法國,可以安享晚年,所以汪精衛去南京組建偽政府、與日本合作的行為,無法解釋為貪生怕死。


汪精衛呆在重慶,沒有人要殺他,但是到了南京,卻要天天防備軍統的刺客。所以就汪精衛的個人安全而言,重慶毫無疑問比南京更安全。所以汪精衛去南京,不是因為怕死貪生,而是別有所圖。


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尤其是南京陷落之後,汪精衛及「低調俱樂部」的代表人物,例如高宗武、周佛海、梅思平、胡適、陶希聖等,他們的邏輯是這樣的(你沒有看錯,胡適也是低調俱樂部的一員)


1、就國力而言,中華民國打不過日本帝國;


2、堅持打下去,中華民國只能亡國;


3、即使僥倖打贏,中國也是蘇聯輸出革命的天下。


汪精衛及其幕僚看到了蘇聯及其代理人在抗戰中的急速壯大,他們感到不可坐視,汪精衛及其幕僚發出了這樣的疑問:「我們何必為蘇聯打仗」?


汪精衛對以蔣介石為首的主戰派有這樣的看法:


1、蔣介石、陳誠、白崇禧之流,只是表面上的愛國者;

2、他們視個人名節比國家更重,寧願亡國也不願挨罵;


3、我汪精衛以國家為重、個人名節為次,我敢講真話。


汪精衛以及低調俱樂部上述幾點看法幾乎都正確,只是其中最關鍵的一點估算錯了:汪派沒有預見到美國對於中日戰爭的捲入。


汪派在關鍵點上誤判了形勢,並在誤判形勢的基礎上,作出了錯誤的決策,並因此毀掉了自己的一生。


1938年夏秋之際,汪派人士梅思平和日本政府代表在香港談判,日本政府代表提出「不要領土、不要賠款、兩年內撤軍」的條件。梅思平如獲至寶,火速轉告汪精衛。汪精衛考慮之後,決定出國、呼籲中日和談。



圖:梅思平


但是汪派人士錯了。因為日本政府此時已經淪為日本軍閥的傀儡,換句話說,這時候的日本政府說話已經不算數了,他們受制於日本軍部,其所作出的各項承諾,一律可以被軍部推翻。


但汪精衛並不了解日本政局的內情。同年冬,汪精衛秘密離開重慶、去了越南河內。12月12日,日本首相近衛文麿發表《第三次近衛聲明》,內容如下:


1、日中親善;

2、共同防(刪減);


3、經濟合作。


《第三次近衛聲明》發表僅僅17天之後的12月29日,汪精衛在河內發表《艷電》,呼籲中日和談。說起《艷電》,不得不指出一點:《艷電》並未呼籲對日投降,也並未呼籲成立傀儡政府,《艷電》全文雖長,但其實只有一個意思:呼籲中日和談。也就是說,所謂《艷電》,它只是一紙呼籲。


《第三次近衛聲明》發表之後不到一個月的1939年1月5日,近衛內閣倒台。近衛內閣的倒台使汪精衛及其幕僚在河內陷入猶豫,他們懷疑日本的繼任政府還會不會依照《第三次近衛聲明》行事。在此期間,汪精衛一度決定遠赴法國,不再過問國事(汪精衛在一生中每遇低潮,多赴法國暫避)



圖:汪精衛


問題在於「河內刺汪」一案的爆發。正當汪精衛在河內舉棋不定的時候,1939年3月底,國民黨軍統頭子戴笠派出殺手陳恭澍,遠赴河內刺殺汪精衛,並誤將汪精衛的心腹兼親戚曾仲鳴殺死。


刺汪案對汪精衛的打擊很大。汪精衛認為:我離開重慶,提出國事意見,呼籲中日和談,我只是發表一個意見,而決定權在於你蔣介石,你可以採納,也可以不採納,採納與否,悉隨尊便,但是你萬萬不應該刺殺我,因為我只是發表一則言論而已,我並沒有作出任何實質性的資敵叛國行為,你刺殺我,此舉斷然不可接受,你這是將我生生逼到了敵對的位置——這是汪精衛的邏輯。


重慶的態度對汪精衛刺激很大,汪精衛決定反彈,於是他停止猶豫,果斷去了上海,然後轉南京,開始組建偽國民政府。汪精衛認為,一個親日的中華民國,也聊勝於淪為象朝鮮那樣的殖民地。


汪精衛組建偽政府,國號、國歌、國徽,一律沿用國民政府所用,這些經過汪派的談判,日方先後一一妥協,最難的是國旗,汪精衛堅持沿用青天白日旗,但是日方認為:前線日軍仍在與青天白日旗下的部隊作戰,為穩定軍心,不宜採用青天白日旗,但是汪精衛態度強硬,日方最後竟也妥協,只在青天白日旗上加了一塊「和平反X救國」的布條。


圖:青天白日旗


平心而論,為了保住中華民國的名分,汪精衛已經爭取到了他所能爭取的極限。


日本帝國確實希望儘早結束戰爭,但前提是要民國承認滿洲國以及防蘇駐兵等,總之要求中華民國對日本帝國在軍事和經濟上採取絕對合作的態度,地位略勝於殖民地,此時日本的要求已經比七七事變之前大有加碼,對比1937年11月日本通過陶德曼開出的七項和平條件,國民黨猶豫不決錯過談和時機,腸子都悔青。


但是在合作期間,日方發現汪精衛並非一味俯首從命,而是外柔內剛,分寸必爭,甚至得寸進尺,日方不少人士後悔當初魯莽,選錯了合作對象,汪精衛這個合作者,棉中帶刺,並不好對付。


汪精衛病死於1944年,這對他而言是最好的結局,如果他晚死一年,那麼他就會站到南京軍事法庭的被告席、並押解至雨花台槍決。當然了,以他的性格,他也許會在獄中自盡。


如果為他個人考慮,作事後諸葛亮之言,汪精衛當初留在重慶,共度時艱,實屬最佳選擇,所以說,他確實是走錯了路,但是汪精衛走錯了路,不等於蔣介石走對了路。蔣介石不是走對了,而是賭對了。


參考資料:


李時雨《李時雨回憶錄》


影佐楨昭《曾走路我記》

近衛文麿《第三次近衛聲明》


近衛文麿《日本政界二十年:近衛手記》


汪精衛《艷電》


高宗武《深入虎穴》


陳公博《苦笑錄》


陳公博《自白書》


陶恒生《高陶事件始末》


今井武夫《中國事變回憶錄》


犬養健《揚子江仍在奔流》


汪精衛《汪精衛全集》

金雄白《汪政權的開場與收場》


周佛海《周佛海日記》


汪精衛《汪精衛日記》


汪精衛《最後之心情》


《汪偽政權資料選編》


《審訊汪偽漢奸筆錄》


文裴編《我所知道的汪偽政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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