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化歷史研究】傳統中國的長期社會流動性：基於桐城七戶族譜五代人的分析（1300-1900）

原標題：【量化歷史研究】傳統中國的長期社會流動性：基於桐城七戶族譜五代人的分析（1300-1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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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城的地理位置

（以現代地圖為例）

近些年，很多經濟學家開始探索長期社會流動性的趨勢，如Long and Ferrie (2012, 2013), Collins and Wanamaker (2015), Lindahl, Palme, Massih and Sjogren (2015), Olivetti, Paserman and Salisbury (2015)。在Carol H. Shiue（2017）的論文中，利用安徽桐城族譜連續五代人的數據探索了中國1300-1900年的長期社會流動性的變化趨勢以及影響長期社會流動性的重要機制。

作者利用多代際視角來分析長期的社會流動性，指出：整個研究時期呈現一種較低的不平等和較高的流動性結構，這與在該期間所發生的社會和制度變革時間是一致的；此外，教育不平等是與社會流動性隨時間不斷變化相關的重要機制。本文展示了一個暫時的「偉大的蓋茨比曲線」，其中超過100個子時期，父代的男性中不平等程度更高的時期與子代流動性更低的時期相關。

14世紀到19世紀的社會變革（貴族頭銜繼承和職業身份繼承）是傾向于越來越高的社會流動性。在唐代（670 - 906年），中國的世襲貴族政權就被淘汰了。宋代開始（960-1127年），國家官員通過科舉考試選拔。這意味著，至少在原則上，即使家庭背景平凡的一般人，也可以通過科舉考試的選拔來獲得財富、社會地位和政治權力。而在職業身份繼承方面，元代時，國家強制職業地位登記並嚴格區分；明朝沿用了該方法；但清王朝終止了職業身份登記制度，從法律上消除了職業身份對社會流動的阻礙。

科舉制度是直到清朝末年為止的核心治理手段，也是消除世襲社會地位的重要工具。社會地位依賴於上一代對下一代的投資。儘管貴族身份不可以被世襲，但基因與財富是可以直接被繼承的，上層階級的後代能得到更好的教育以及更優秀的社會網路資源。

桐城在明清時期為國家輸送大批官員。本文使用的數據來自於桐城七戶族譜，樣本包含元（1271-1368年）、明（1368-1644年）、清（1644-1911年）三個時期。族譜中主要記載了已婚男性及他們妻子和孩子的信息，共有9787個男性樣本（年滿17歲）。在文中使用的五代人樣本中，共有7328個男性樣本。作者從最小的一代來看，稱之為「兒子」、「父親」、「祖父」、「曾祖父」和「曾曾祖父」，「五代人」有超過150年的歷史。同時，作者將社會地位按照兩種方法分別分成23個和9個等級（0-8），數字越大，社會地位越高。

作者在文中展示了從明代到清代，社會和制度的變遷減小了社會和經濟壁壘，提高了社會流動性。家庭背景貧窮的孩子離開原來階級的可能性以及家庭背景富裕的孩子離開原來階級的可能性都上升了。這證明了的確從1300年至1900年間的代際社會流動性在提升。

進一步的，作者根據七戶族譜的傳記資料構造了這些個人的收入分配，並根據收入的百分位計算代際彈性，並估計1300-1900年間相對社會流動性隨時間的變化趨勢。

作者使用了IGE（regression of log son outcome on log father outcome）和排名百分位（Chetty et al.）兩種方法來計算相對流動性。從結果上看，父代社會地位百分位排名每上升10個百分點，子代的社會地位就會上升5.8個百分位，即使加入時間趨勢變數或一百年固定效應變數，或者分別對25th百分位、50th百分位、75th百分位的樣本進行回歸，或者用社會等級的絕對數作為回歸變數，對結果並沒有太大影響。

用多代際流動性可以給出幾代人中流動性的長期變化趨勢。從實證結果來看，僅用兩代人數據來估計社會流動性是有偏的，每兩代人之間的社會流動性都是有異質性的，異質性的來源有：1.不同社會地位有不同的代際流動性；2.不同家族之間的代際流動性有異質性。

從相對流動性來看，IGE隨時間在不斷下降。作者將樣本分劃屬於前期和後期（1786年前和1786年之後），前期的IGE為0.65，後期的IGE為0.5。唯一的例外是95th百分位的社會流動性從前期後期基本保持不變。不同社會地位的代際流動性有很大差異，尤其是在99th百分位社會的代際流動性非常低。

除此之外，與父親在同輩的男性對代際流動性也產生了重要的影響。結果表明，與祖父相比，叔叔的地位對「兒子」的地位影響更重要。通過加入叔伯的社會地位變數，發現同輩之間的非線性與網路效應是非常重要的。在家譜資料中可以找到影響流動性的家族策略因素。家族可以通過減少生育兒子個數的策略來對單個兒子進行更多的投資。其他影響流動性的因素，如預期壽命、健康和婚姻結果證明並不是特別重要。

作為對以上估計的補充，作者使用過渡矩陣，觀察絕對社會流動性隨時間的變化。衡量絕對社會流動性只需要解決兩個問題：1. 貧困（statue=0）家庭孩子的成就；2. 富裕(statue>0)家庭孩子的成就。從下表中可以看出，絕大多數結構都是從「無社會地位」父親到「無社會地位」兒子的過渡（矩陣左上角）。對角線指標是衡量絕對流動性的方法，可以看出，貧困家庭子女變得富裕的概率是12%，相比較來自富裕家庭子女仍然富裕的概率為58%

無社會地位到有社會地位的過渡矩陣

為使結果清晰明了，作者將「五代人」樣本中的社會地位等級分為三類：高等社會地位（5-8）、中等社會地位（1-4）、無社會地位（0）。在高等社會地位的樣本中，曾曾祖父在社會地位分布中處於97th的百分位；在這樣的條件下，曾祖父的社會地位降到86th的百分位；此後後代社會地位一直處於下降趨勢，「兒子」一代的社會地位降到75th的百分位。

同樣的，在中等社會地位的樣本中，後代的社會地位一直處於下降趨勢。然後在無社會地位的樣本中，後代的社會地位一直處於上升趨勢，最後達到了44th的百分位。但不可否認的是，高等社會地位組在最後仍然保持了它的相對地位優勢，高於中等地位組23個百分位。

教育是影響社會流動性長期變化趨勢的重要機制。將整個時間段分成100個子時期，圖中的序號代表樣本號，每一個點代表該子時期教育不平等與IGE的情況。可以看出父代的教育不平等與父親-兒子跨代際流動性的正相關關係。在控制教育的長期趨勢後，這種關係仍然穩健。在時間序列數據中，不平等與低流動性相關的結果與跨國（或跨地區）不平等與流動性相關的結果一致。該結果證明教育不平等是這種關係背後重要的機制。

基於連續五代的觀測，作者檢驗了暫時流動性與平等性的結構。作者發現，在該時間序列中，平等性與流動性有強烈的負相關關係，這與清代社會和職業分化逐漸被削弱有關。當流動性提高了，不平等就下降了。父代的教育不平等決定了子代的流動性是與代際流動性相關的穩健因素。

文獻來源: Carol H. Shiue, 2017, An Analysis with Five Linked Generations in China, 1300 – 1900, woking paper? NBER Working Paper.

更正啟示：量化歷史研究第256篇推文作者為西北農林科技大學的劉瑩，特此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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